瓷的时代与“五大名窑”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此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这段话出自现代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史学名作《中国大历史》,高度概括了宋代的历史面貌。
宋代无疑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在唐朝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就总体而言高于唐代。
说到宋代商业的繁荣景象,人们通常会想到以一幅伟大的绘画作品——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来说明。这幅绘在绢上的长卷描画了当时国都汴梁的极盛景象,全卷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是表现由乡村到城市闹市区的全景图,各节的时间不同。右端开卷处有乡下人赶着载有菜蔬的驴子上市,树顶透着朝雾,光景是早上;左端则像是一场戏的谢幕,黄昏来临,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准备收摊回家。在画卷上有各色人物五百余,衣着不同,神色各异。画中有城门、十字街头、大街小巷,街边有人以摊担叫卖,也有高至三层的商铺、旅舍,各式酒肆、茶坊、食店散布于大街小巷。市中心还有一座拱桥连接汴河两岸,河道中有游船、货船二十余。从物质生活上讲,12世纪的中国无疑已领先于世界各国。
有文献记载,在北宋末年的开封城,“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去闹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即便是在小市镇,酒肆茶坊也不可或缺,另外,村市邸店往往兼营饮食。宋人较普遍的是一日三餐,古时席地饮食的习俗,到宋时已完全改变;在烹饪技术上,宋人使用水、油以及各种作料的烹饪,如煮、蒸、炒、煎、炸、脍、炙等,大体已与今人相似。达官显贵们的豪华宴席相当讲究排场,奢靡之风盛行,在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最高级的厨娘,连官至知府也无力雇佣,足见高级宴飨的昂贵。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即使在社会底层,饮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而社会各阶层饮酒之风都很盛,许多达官贵人家中都有自酿的好酒。饮食业的发展,带动了对日用器皿的大量需求,比如,宋酒相当普遍地使用瓶装,而煎茶、饮茶讲究用不同的陶具瓷器,宴会酒席更有专人负责杯盏碗碟的传送——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宋代陶瓷业的迅速发展。
隋代白瓷龙柄鸡首壶, 壶高27.4厘米,
口径5.9厘米,腹径11.5厘米,底径7.1厘米,
重0.8公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审美层面对宋代陶瓷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则不能不谈宋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有着独特贡献的“儒学的复兴”——宋朝皇帝有养士之风,以至在“士大夫”阶层逐渐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他们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置于佛家、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认为宇宙之运行包含着无数的因果关系,人类的行为当与自然法则(他们称为“天理”)相符。一种自觉精神也在士大夫社会渐渐萌生——“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成为了一种时代精神,进而为以后中国儒生正直守节操的集体人格树立了精神原则。在宋代文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影响下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就是“主静”和“主敬”;在审美层面,则专注于无形的生命体验,展开了一种纯精神性的探索。宋代的艺术重新回到表现自然的世界,在静穆、枯寂中体验自然内在的韵律,超越了以满足感官愉悦而经营声色的华丽漂亮,反对人为的雕琢藻绘之工,追求自然天成,以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为最高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在宋代的瓷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标志着宋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制瓷业进入了一个“瓷的时代”——新兴窑场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无论青瓷、白瓷、黑瓷以及釉上、釉下加彩瓷器,工艺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在造型、纹饰及胎釉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创新。宋代瓷器以其简洁秀美的造型、引人遐思的釉色、变化万千的结晶和片纹见称于世,可以说在形态、色彩、纹理乃至光亮的表现上都达到了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的高峰。而所谓的“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定窑
定窑的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烧瓷的历史,据出土实物看,晚唐时已烧造白瓷,五代时这里的瓷业相当发达。北宋以后,更以乳白、牙白的釉色与精细的刻花、划花、印花装饰扬名,各地瓷窑争相模仿,成为南北白瓷中的典范。宋代定窑除白瓷外,还兼烧黑釉、绛釉、绿釉等瓷,工艺和釉色都比较丰富。
北宋定窑紫定金彩壶,通高18.1厘米,
口径宽9.1厘米。此壶胎薄,施酱色釉,
器表绘金彩纹饰。安徽省博物馆藏。
定瓷早期多为素地,北宋晚期多装饰有精美的花纹,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及浮雕等。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繁密有致。常用的纹饰有水波、游鱼、走兽、飞禽、花卉、幼童等,尤以牡丹、莲花、菊花、石榴等花卉最为常见。刻花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刻花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花或缠枝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刻划复线纹。刻花所用的工具主要是竹片和刀,而篦划则是用一种梳子状的工具,在坯面划出花纹,俗称“竹丝刷纹”,线条整齐自然。定窑的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内部,精美细密。制作方法是用刻有花纹的陶模,在瓷坯未干时印出花纹,一般多为模压阳纹。有花纹的部分,往往具有一定的厚度,在白色的器面上,可以产生微妙的光度深浅变化。其纹饰多取材于定州缂丝和金银器上的图案。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对当时及后世印花图案有不小的影响。
北宋定窑白瓷兽耳瓦纹簋。台北鸿禧美术馆藏。
宋代定窑的器型有碗、盘、罐、杯、盒、灯、瓶、壶等日常用具,碗盘之类因器体很薄口又较大,为避免变形,多系覆烧,故口部为不施釉的涩边,讲究的常用铜或金银镶口。比较罕见的还有柳斗盂、孩儿枕等,造型逼真可爱。在传世的定窑精品中,人们还发现有刻划铭文、印字、写字的珍品。
宋代定窑孩儿枕,长40厘米,宽14厘米,
高18.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只有定窑生产的是白瓷,并且驰名于世,曾一度作为贡瓷提供给皇家。但后来又停止进贡,理由是定瓷“有芒”。这是由于定瓷采取覆烧工艺,器物的口部无釉,当时人称这无釉的口部为“芒口”。定瓷的口部虽是芒口,但常常讲究地将其镶上金、银、铜等,叫扣金、扣银、扣铜。因此有人认为宫中后来停止纳贡定瓷,并不无完全是因为其口部有芒,而是与当时的审美要求有关——定窑的白瓷是一种乳浊性不透明的全白地儿,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多采用印花和刻花装饰。与哥窑、官窑、汝窑和钧窑相比,定窑白瓷人工雕琢的痕迹太过明显,与宋代崇尚淡泊虚静、自然无为的审美要求相背离,尤其不符合当时的文人趣味,因而当时被认为格调不高。
汝窑
汝窑,在南宋文人笔记中屡屡被提及,但直到1987年才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发现了当时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址。汝窑为宫廷烧瓷的历史较短,只有二十余年时间,其余皆为民窑时期。汝官窑传世文物极少(据统计世界上不足百件),因其稀少罕见,以至明清两代谈及宋代名窑时往往首推汝窑。
如清代文献《陶说》所论,“汝本青器窑”,正式发掘的结果也证实天青釉与黑釉、青釉、宋三彩等器物同时并存。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汝窑青瓷,釉色呈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一些、有的稍淡一些,釉质莹润,光泽内敛,上有细密的开片,隐隐约约呈透明的冰裂状态,俗称“蟹爪纹”。
汝窑三足洗,通高3.6厘米,
口径宽18.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汝官窑在烧制青瓷时,一方面先烧氧化焰,后烧还原焰,另一方面,又控制在较低温度(1125℃—1225℃)下烧成,并有一段保温慢冷时间,以催化析晶,使釉中有大量钙长石的短针状晶体析出,所占体积超过釉的一半,另外尚有稀疏的气泡。由于汝窑青瓷在烧成过程中出现良好的析晶状态,所以其釉面不仅呈现出淡淡的天青色,还产生出一种玉石般的乳浊感。
汝窑器皿普遍较小,器皿高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没有超过30厘米的;盘、洗、碟等圆器的口径一般宽10厘米~16厘米,超过20厘米是极个别的。汝窑瓷器的胎体都较薄,呈香灰色,凡属盘碗等圆器均施满釉,器里器外口缘及足部均不露胎,采用支钉工具支烧,器物底部均留有几个支烧痕,即所谓满釉支烧,支痕最少的为三个,多的为五个,支痕点很小,曾被古人记载为“底有芝麻细小挣针”。
官窑
宋代不仅是中国陶瓷业大发展时期,也是官方窑场极受重视和极为发达的时代。由于官窑为供御之用,生产不计成本,分工细致,制作工艺娴熟精湛,其瓷器的造型与工艺特征及美学追求和民窑迥然有别。
宋官窑分为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两处。北宋官窑设在汴京(遗址在当今的开封市),南宋官窑则是宋室南迁后设在杭州。北宋官窑烧的是青瓷,但却呈色不同,釉色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虽然颜色各有不同,但都还统一在青色的调子中。这种青色并非一览无余的青,是通过胎质的变化使釉色丰富多彩,这些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不同的胎色会使瓷器呈现出不同的青色。由于胎色一般较深,所以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恐怕也正是当时文人们所追求的美感。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簋式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官窑多用含铁量较高,呈色较深的胎质,出现了一种“紫口铁足”现象——器口部的釉薄隐约露出黑紫色胎骨颜色,足部无釉处呈黑色——这是由于胎体含铁量较高,在烧制过程中较强还原焰使胎色变黑所至。官窑瓷器还吸收了汝窑利用开片装饰瓷器的传统,既避免了釉色的单调,又增加了古朴稳重的情趣。这些通过釉的流成和工艺的改变所自然呈现的美,符合宋代理学思想关于万物的自然性与本然性相符的原则。
明德化窑观音像,通高19.1厘米。重庆博物馆藏。
有关南宋官窑的窑址,按文献介绍“官窑在凤凰山下”,但一直未真正发现其遗址的具体位置。1996年9月,有人偶然发现了凤凰山南宋皇城遗址附近的老虎洞窑址,其所在地恰好是南宋修内司营所处的位置。在大量瓷片中,人们发现了釉瓷片底部有釉下褐彩“修内司”和“官窑”字样。随后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量官窑瓷片及窑具。南宋还修建了第二座官窑,叫郊坛官窑,窑址在今天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
南宋哥窑葵口碗,口径2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南宋官窑青瓷主要以釉色、碎裂纹及造型取胜,器物造型古朴端庄,釉色滋润似玉,因而装饰题材并不丰富,除常见的植物纹和动物纹之外,还有各种弦纹、八卦纹、云雷纹、回纹、重环纹、乳钉等。装饰上常采用的手法有刻划、模印、堆贴、捏雕、镂空、透雕等,刻划技术多用于碗、盘等日用器皿上;模印技法使用较普遍;堆雕技法多用于瓶、壶、炉、觚等仿古器型上;雕镂技法多用于器盖、器座等部位。装饰技法的丰富多彩,瓷器装烧技术的改进,装烧窑具的多种形式等,都反映出南宋官窑瓷器在生产技术上受到的重视,这也是瓷器质量优越的原因。
哥窑
哥窑一直是陶瓷史上的一个谜,虽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都收藏有哥窑实物,但由于哥窑不仅未见于宋人的记载,也未发现有窑址,因此难以用考古所得的资料与传世哥窑相互印证。
从哥窑传世的实物来看,有三足炉、鱼耳炉、双耳乳足炉、觚式瓶、胆式瓶及折腰盘等炉、瓶、盘类器型,其式样多仿古代青铜礼器,属宫廷用瓷式样,这一点与汝窑、官窑相同,而与民间用瓷有很大区别。哥窑属无光釉,有人形容它的光泽像“酥油”,有一种含蓄的光泽,又像丝绸一般柔和,釉色有米白、米黄、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可谓五光十色。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当。胎有薄厚之分,其胎质又有瓷胎与沙胎两种,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多种色调。
宋哥窑双耳三足炉,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釉最大的特征就是“龟裂”,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称“百圾碎”或“鱼子纹”)。一般都有两种纹路,即较粗疏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俗称“金丝铁线”或“鳝血纹”)。但有的则只有一种黑紫色裂纹,而细小片纹并无颜色。这主要是胎釉彼此间的膨胀系数不一致引起的,原本是一种缺陷,却被聪明的工匠们巧妙地加以利用,为瓷器增添了审美情趣。这一特征也是鉴定哥窑真伪的重要依据。
钧窑
钧窑以河南禹县为中心,窑址遍及县内各地,已发现的古窑场百来处,并有宋代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钧窑历史可上溯到唐代,而以宋时生产最为鼎盛。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中含有微量的氧化铜。如果说青瓷和黑瓷都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话,钧瓷却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并以其奇妙神秘而又艳丽迷蒙的色泽,跻身于同代名窑行列。铜在氧化焰中呈绿色,在还原焰中却呈红色。铜红釉的呈色与着色剂的加入,对基础釉的化学成分、窑炉温度和气氛等因素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得不到正常的红色,技术难度比较大。钧窑用铜的氧化物作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铜红釉,是陶瓷工艺制作上的一个突破。由于钧瓷釉中有微量的氧化铜在起作用,烧出的釉色常常是青中带紫,灿如晚霞。即使钧瓷中的青色也不同于一般青瓷的青色,虽然色泽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钧瓷的烧制成功是宋代工匠们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花盆,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钧窑靛青釉尊,中国国家博物
钧窑釉的另一个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釉面中常有状如蚯蚓走泥的痕迹。这是由于钧窑釉层很厚,在烘窑的低温状态下发生了裂纹,而温度升高后,粘度较低的釉流入空隙填补了裂纹。它和开片釉一样,本来是在烧制过程中无意间出现的技术缺陷,却成就了一种富有特色的装饰语言。在中国的陶瓷界有一句话叫“钧瓷无双”,也就是说,即使在一个窑里所烧出来的钧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大多数的釉色都是人工难以控制而自然形成的,可谓至拙至美。
宋代吉州窑卷云纹瓷瓶
钧窑器型有花盆、尊、洗等,多为仿古铜礼器,古朴典雅,做工精巧。与同时期的官、汝、哥等窑器型有共同特点,也是为宫廷需要烧制的。这一时期盛行用花卉装饰瓷器,在钧瓷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虽然不是用纹样装饰,但却是用花卉的形状做成各式器型,如常见的有海棠式奁、海棠式花盆、海棠式花钵、海棠式洗、莲花式花盆、莲花式盆托、葵花式盆托等,独具匠心。
在上面介绍的宋代五大名窑中,除了定窑的白瓷有刻花和印花的装饰外,其他几个窑口的产品都是清一色没有装饰的素面瓷。当然没有装饰也并非是一览无余的苍白,而是追求自然天成的审美效果。哥窑、官窑、汝窑均属青瓷系统,又都是利用自然的开片纹釉表现器物的美。这原本被认为是烧制时的技术性缺陷,却被陶工们发展成一种浑然天成、难以复制和标准化的独特的装饰符号。
宋兔毫地剪纸菱花纹碗
宋代是一个名瓷辈出的时代,除了所谓的五大名窑,享誉中外的还有景德镇的影青瓷、龙泉窑的青瓷、建窑的“兔毫”和油滴黑釉瓷等,这些名瓷无一不体现了当时上层社会提倡的美学原则。而磁州窑、吉州窑、耀州窑等遍布各地的民间窑虽不如“五大名窑”那样广泛见诸文献,却因其质朴生动且各具特色的风格,早已引起中外鉴赏家和收藏家的注意——比如,磁州窑的制瓷技法不仅当时即已流传到中国南北许多地方,而且影响到了朝鲜、日本、泰国、越南等国家烧制与之类似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