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对水、火和泥土的征服,是在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有能力改造物质环境的结果。在陶器产生和应用的过程中,不仅以其形态上的分工标志着人类生活的精致化程度,不断拓展着人类在实用领域的技术与智能,而且最终发展为实用与审美功能兼备的艺术产品。
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把中国先民创制陶器生动地概括为“陶于河滨”并“作什器”。陶器的出现无疑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还有精神生活的丰富。尽管一万多年以前创造早期陶器艺术的先民早已逝去,但他们制作的陶器却为我们留下了远古时代的信息——如果你对历史着迷,并想探究出一件件古旧陶瓷的身世,这些陶器是历史最可靠的见证之一。
距今三千多年前,正是中国的夏商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国人发现了高岭土,并制作出了美丽的白陶。不久,人们发现并能够配制草木灰釉,加之窑炉烧成温度提高,就在白陶的基础上制作出了最早的原始瓷器。
东汉(25 —220)末年,在中国的浙江,人们用高质量的黏土和瓷石混在一起,烧制出一种可以塑造成型、刻上装饰性图案、绘上图画的坚固的青色半透明体容器——世界上最早的瓷器诞生了。在此之前,虽然几乎所有的早期文明都制作出了陶器,但都还不曾制造出瓷器。东亚地区是受中国的影响才逐步学会了烧瓷,直到18世纪才开始制作瓷器。因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中国人民献给世界的礼物。瓷器的生产制作既是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一种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凝聚——青碧如玉的瓷器釉色,迎合了中国人的“崇玉”传统,也体现着中国人讲求“自然天成”的审美趣味。从那时起,青瓷工艺延续至今,而且作为中国瓷器艺术主流的历史达千年之久。
到了宋代(960 —1279),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在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上表现出了成熟的理性和自觉意识,就在这个古代汉文化的高峰期,中国的瓷器艺术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期——大江南北瓷窑遍布:布满冰裂纹的汝窑天青釉瓷,紫口铁足的官窑青瓷,金丝铁线的哥窑青瓷,厚如凝脂、美如青梅的龙泉窑青瓷,还有灿如晚霞、变幻多端的钧窑瓷,青白如玉的景德镇影青瓷,天然成趣的建窑兔毫瓷、油滴瓷,洁净似银的定窑白瓷等等,制瓷工艺水平大大提高,并且超越了器物的实用性,而追求造型、质地、色泽、图案的文雅化,更注重审美细节也更具观赏性,充分体现了当时精英阶层生活艺术化的思想。
接下来,在蒙元时期(1206—1368),青花瓷出现了。与元曲出现的文化背景一样,通俗艺术、市民艺术和较为多元的民族艺术风格融入到了制瓷工艺中,虽然还未成为主流,但这种偏爱装饰性的彩瓷所代表的审美倾向已与前代强调自然天成、含蓄内敛的素瓷所代表的美学气质大异其趣。这种艺术风格在其后的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朝得到了延续和完善,在中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背景下,色泽艳丽、纹饰繁多的彩瓷不仅为中国的皇室所器重,还飘洋过海远销欧美。
中国生产的瓷器,早在宋元时期就出口到了许多国家,元代(1206 —1368 )青花瓷更是专门为伊斯兰国家制作的出口瓷。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船来到这个他们向往已久的遥远神秘而又发达的东亚帝国,商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无限的商机,华美的丝绸、口味多样的茶叶、精致的瓷器无不令他们着迷。很多欧洲国家都建起了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瓷器贸易中起了领头作用。16世纪晚期,由葡萄牙商人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瓷器供不应求;整个17世纪,随着与中国的贸易不断增多,欧洲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追捧这种异国情趣的瓷器和热衷于饮用中国茶的时尚。可以说,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瓷大国。今天的人们可以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看到产自中国的瓷器精品,同时亦不难发现中国制瓷技术的广泛影响。中国瓷器出口促进了中外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谱写了世界文化交流史和世界经济贸易史的重要篇章。
高岭村是中国著名瓷都景德镇附近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后面的高岭山从明朝末年起即以出产瓷土闻名于世。直到清代中期,景德镇生产瓷器用的还都是高岭山的瓷土;而这一时期,正是欧洲从景德镇进口瓷器的最盛期。从那以后,世界陶瓷业就将所有瓷土通称为“高岭土”,迄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陶瓷不仅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至今仍然以鲜活的形态和浓厚的文化意味装点着现代人的生活。一件形制美、趣味高的陶瓷作品,不仅凝聚着时代科技与工艺的成果,记录着历史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且往往以方寸之地集绘画、诗文、书法、雕塑于一体,甚至还承载过社会教化的信息与功能,将古与今、中与外、整体与部分、科学与美学融为一体,产生了超乎器巧釉美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所谓“使形下之器启示形上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