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出口瓷

   中国的瓷器在唐代就已输往国外，如越窑、邢窑、唐三彩等。到了宋代，陶瓷业蓬勃发展，各窑产品层出不穷，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船业在北宋时期已很发达——能造十桅十帆的大船，可载四五百人，载重达十五万公斤，而且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船上设备齐全。同时，宋朝在广州、泉州、宁波、杭州（前三个都是海港，而杭州则因其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及南宋都城所在地）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并派员到海外进行对外贸易，在税收政策上也给予支持甚至奖励。到南宋末年，荷兰人到泉州贩运瓷器，价格每与黄金相等。当时出口瓷器有青瓷、白瓷和青白瓷三个品种。宋代制瓷技术也随之外传，朝鲜半岛出现过仿越窑和仿汝窑青瓷；被日本陶瓷业奉为“陶祖”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也曾到过中国的福建学习制瓷术，归国后制作出了黑釉瓷器。

    元代陶瓷在中国数千年的陶瓷史虽只占据了百多年时间，却以其大量的海外订单贡献卓著。当时出口的主要陶瓷品种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磁州白地黑花瓷等，不仅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等的陶瓷业影响广泛，而且对那里的绘画装饰也产生了影响，对于沟通中外文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唐邢窑白釉执壶，

瑞典ULRICEHAMNS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这样，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瓷器便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明代以前中国的陶瓷产地遍布大江南北，但明清以后却是景德镇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制瓷的中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窑口纷纷衰落，而元青花瓷的生产为景德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官窑设立在景德镇，这里的制瓷原料来源丰富、对外交通便利、成熟的陶工充足，使得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九百余座，陶工达十万人之众。烧制的陶瓷产品除继续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外，还销往欧洲。

    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去了许多精美的青花瓷，使中国瓷器继续蜚声海外。明中期，也就是15纪以后，随着欧洲航海业的发展，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商人驾着巨大的海船，满载打火石、望远镜、钟表、各种铝制品等货物，沿途交易，陆续登陆中国后，再从中国采购大量的瓷器、丝绸、茶叶运回欧洲贩卖。对于这些远渡重洋的船只，不怕潮的瓷器是压舱最理想的货物，因此，这些商船往往是底下放瓷器上面放丝绸和茶叶。这项利润颇丰的贸易，不仅繁荣了当时的经济，更促进了东西方的友好关系。

北宋定窑“尚药局”铭白釉小缸及底，瑞典ULRICEHAMNS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从17世纪开始，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及欧洲的瓷器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时欧洲各国的上层社会以搜集中国瓷器为时尚，从而使景德镇外销瓷产量骤增。荷兰商人把欧洲流行的器皿造型、纹样介绍到中国来，以使景德镇生产的日用瓷更符合欧洲人的习惯。因此，这一时期的瓷器纹饰除传统的花鸟、瑞兽及人物图案外，还常见有西方国家的族徽、外国文字、罗盘、经书、喷水图及西洋风景画，边饰开光或镂雕，内绘枝花或硕果。造型有深壁花口大碗、壶、折沿花口盘等。当时最流行的花瓶造型是一种叫“角德利”的方瓶，这种方瓶的造型基本摹仿欧洲的玻璃酒瓶，在瓶颈上绘制的郁金香花也是欧洲人所喜爱的花纹，其装饰手法大都和其他专为欧洲人制作的青花瓷品种类似，非常精巧。

    1602年—164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到印尼各岛的明瓷总额在42万件以上。仅1636年一年里，从巴达维亚运到爪哇万丹齐里彭、亚帕拉、第加尔、贝加龙干、桑丹、答里、安汶、苏门答腊詹卑、英德拉哥里、西巴里巨港、苏门答腊西海岸和亚齐、婆罗洲、苏加丹那、马塔甫拉和文郎马神等地的瓷器，总数就高达38万件。现在所发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订购瓷器最早的订单，是1608年交给在马来半岛东岸的中国商人的那份，订单上非常详细地指明了所要的品种、器皿、尺寸，而且都是按照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式样专门为欧洲人烧制的，烧制好后立即运往欧洲。1635年荷兰驻台湾总监向阿姆斯特丹公司汇报订购中国瓷器时说，他交给中国商人采购大盘、大碗、冷饮器、大罐、大杯、盐盆、小杯、芥茉瓶、宽边扁盘、带水罐面盆的订单，往往附上用木头制做好的模型及一些用纸描绘好的纹样，供景德镇陶工在制作时参考，还用中国字标注样品。用于出口的成套瓷器都是定制，预先付款。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中国人只拿它来出口，这也是许多流传到国外的陶瓷精品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原因。

元青白釉刻花云龙纹梅瓶，

瑞典ULRICEHAMNS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在当时的瓷器贸易中，除欧洲商人外，中国的南京商人和广州商人也参与了竞争，根据荷兰人记载，荷兰殖民者侵入爪哇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舰常会遇到中国商船停泊在爪哇，以美丽的瓷器和丝绸与当地人贸易。而来自日本的商人则大多出于对茶的浓厚兴趣，到景德镇大量购买瓷器。在京都就有一个专做中国工艺品生意的商人，叫新兵卫，他喜欢陶瓷，并做了大量的陶瓷生意，他通过南京商人将日本织部地区喜好的茶器、远州地区喜好的水罐和手钵等式样，托人做成模型，发往景德镇订制。

    明末，由于朝政动荡，官窑停烧，景德镇的民窑陶工一方面找到了新的高岭土资源，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官窑的束缚，他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要，生产着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品种的产品。就日本来说，由于日本织部茶人喜欢粗犷、潇洒的风格，景德镇的陶工们就为其烧造了以大写意手法绘制的，极其抽象又极刚健奔放的青花瓷，还有同样风格的、被现代中国陶瓷界称为红绿彩的“天启赤绘”（天启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统治者的年号，1621年—1627年，因红绿彩出自这一时期而得名）。这些风格朴素不加雕琢的写意青花瓷及红绿彩受到日本茶人的欢迎，现在还能找到许多这类存世实物。当时景德镇的青花瓷一般分厚薄两种，厚胎一般都是输往日本去的（出口到日本的红绿彩一般都做成厚胎，很少有薄胎，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豪放的风格）；而薄胎则是在国内或其他国家销售。

    针对欧洲市场，景德镇的陶工们制作了一批图案性、装饰性极强的青花瓷。这类器物种类很多，有碗、壶、瓶、盘等，其中以盘类居多。其装饰手法是将器皿不同部位分成等分相同或不同的几何形“窗口”，然后再在里面配以水果、花卉等华丽的图案，而每格大“窗口”边上又以小“窗口”隔开，在这小的“窗口”往往饰以八宝纹、璎珞纹等，这些几何形的窗状纹样好似芙蓉花瓣，故被日本人称为“芙蓉手”，而欧洲人则称之为“克拉克”瓷。在盘子中间的主要画面里一般以当时北欧流行的静物画和风景画为装饰。另有一种在壶颈上装饰着郁金香、壶体上描绘着芙蓉手式的轮花纹酒壶，式样非常优美，造型和欧洲的银器很接近。这些瓷器制品制作非常精细，胎体薄而讲究，欧洲人非常喜欢，以至不惜重金购买其中的精品。欧洲人买到这种瓷器后非常珍视，常常为其加上金属配件，有些碗做得较薄，为了防止端起来烫手，就给碗套上一种连着碗口和碗底的金属的环，两边还安有非常讲究的提手。对于上面提到的那种酒壶则在壶嘴上加一个银制的套子，通过一根银链将套子连接在壶颈的银环上。这些金属的陶瓷附件，不仅更方便使用，还增添了器物的美感和华丽的气氛。

    在供不应求的“芙蓉手”瓷器的基础上，崇祯（1628—1644）初年，从日本远州一带来的茶人向景德镇订购了一批工整性、图案性、装饰性都较强但又体现日本风味的茶器，也就是后来被冠之以“祥瑞”之名的日用器皿。它们不再像前代出口到日本的青花瓷或红绿彩瓷那样强调绘画性，而是注重画面的装饰性和图案性，装饰手法更加多变，常常让图案和绘画、具象和抽象相互对比衬托。之所以叫“祥瑞瓷”，是因为这些瓷器的底款都写有“祥瑞”或“吴祥瑞”等字样，有的还写着“五良大甫”。在日本陶瓷界有人认为，“祥瑞”瓷的制作者是日本人，他在中国呆了20年后回到日本，将中国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日本。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祥瑞”的制作者是中国人，跟日本人没有关系。不管怎么说，明末中国陶瓷生产的确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的有田、伊万里、京都等地，在中国的影响下也开始烧制瓷器，继而出口到欧洲。尤其是在清朝初年，由于清政权刚刚建立，局势不稳定，又开始禁海，一度停止了对外贸易，日本陶瓷界趁此机会大量仿制中国瓷器，并在底款落有中国的年号，将其出口欧洲，也正因为如此，极大地带动了日本陶瓷业的发展。

（左）明青花花卉军持，高21.5厘米。军持造型种类很多，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并大量外销。

（右）日本江户时代仿明青花军持，高22厘米，装饰图案从布局到画法、纹样都与中国的极为相似。

    明末的景德镇，除了青花瓷之外，还开始生产彩瓷。前面已经介绍，景德镇为日本茶人制作了不少风格粗犷的红绿彩瓷器，而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瓷器品种，即“大明五彩”。大明五彩瓷的装饰风格类似出口到欧洲的装饰性青花瓷，同时受到天启红绿彩奔放风格的影响，多用红、黄、蓝、绿、紫、黑等颜色来装饰，非常讲究，一般还在容易出现剥釉的口沿部位镶上一道酱色的紫金釉。“大明五彩”发展得非常完善，在增加和丰富了色彩的同时也形成了华丽豪放的艺术风格。除满足国内大量需求外，日本及欧洲商家也大量购买这些明末的五彩瓷，这也是历史上景德镇民窑对外输出量最大的时期。

元青花花卉纹八棱玉壶春瓶

    清初，由于政局未稳，顺治朝（1644—1661）和康熙（1662—1722）初年实行严厉的海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开放海禁，中国开始了比明代更大规模的瓷器输出。此时，中国瓷器仍然保持着明代以来在日本和西欧的市场份额，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还曾专门成立了中国公司，到广东订购带有法国纹样的瓷器；沙皇俄国彼得大帝时期（1682—1752）也源源不断向中国订购瓷器；来自美洲、非洲、澳洲等地新的贸易伙伴也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仍是中国瓷器输出的重要市场。这些海外采购商有的是在景德镇直接订购成品，有的则到景德镇订购白胎，再到中国的广州或福建、浙江沿海加工后转运。

明宣德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

    18世纪前期，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允许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1715年），此后，法国于1728年、荷兰于1729年、丹麦于1731年、瑞典于1732年先后在此设立了贸易站点，进一步为中国瓷器的外销创造条件。这一时期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到广州的直接通航的许可（而在以前只是临时性的），更方便了中国瓷器经常地直接运往欧洲。随着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在国外一些商业中心城市也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店。1774年的英国《伦敦指南》中说明，在伦敦至少有52家这样的商号。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至18世纪，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广大阶层的喜爱，而且在贵族社会，拥有优质的中国瓷器被当作炫耀财富的手段。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有清朝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对外贸易两条途径，一般来说赐赠出国的瓷器都是官窑瓷，而贸易输出的多半是民窑器。

    在大量的外销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特别是销往欧洲市场的那部分商品，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每年都要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外销瓷的增多和国内所需日用瓷的大量生产，使景德镇官窑、民窑空前兴旺，品种不断创新：独步当朝的青花、绚丽多姿的五彩、刻意求真的仿古瓷、以及崭露头角的粉彩和珐琅彩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当时的欧洲商人来到中国，先在澳门落脚，后到广州。清代中叶，广州、澳门一带商船云集，商务繁忙，这时国内一些商人投其所好，在景德镇烧制白瓷，运至广东，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直接卖给欧洲商人。一位美国旅行者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后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三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这种工场当时竟有一百多个。”这种在广州加工的釉上彩瓷器又被称为“广彩”，广彩的发展取代了很大一部分景德镇釉上彩瓷器。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大量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不仅是商业贸易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一方面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口，使得中国的文化艺术对不少国家产生了影响，以欧洲为例，来自中国的影响明显地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594年－1720年，这一阶段欧洲人从中国大量购进各类瓷器，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的艺术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甚至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制度，他们对中国充满了美好向往，认为那是一个遥远、神秘和值得仿效的理想国。

    1702年，德国人秘密研究烧成青瓷，1710年，又开辟了专烧白瓷的窑场，德国成为了欧洲第一个揭开制造硬质瓷器珍贵奥秘的国家。德国海德堡博物馆馆长符可思博士在其《中国风》一文中认为，中国瓷器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其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1）气氛轻松、自由（这是景德镇明末青花中常体现出的感觉）；（2）不规则的线条追求类似景德镇青花瓷的随意性；（3）画花边、图案的边脚装饰，这是从中国瓷器中所学到的；（4）用线时追求写意性，这是欧洲历史上没有过的，也是受景德镇明末青花瓷的影响。

明青花镶口盖窄颈瓶，

葡萄牙里斯本梅德罗及阿尔梅达基金会藏。

    中国瓷器的输出影响了不少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同时大量外国人到中国来定购瓷器，他们一方面接受了当时中国陶瓷精彩的技艺，另一方面也按照他们本国人的文化风俗和欣赏习惯对中国陶瓷艺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甚至带来已设计好的样品，他们的艺术趣味影响了中国陶瓷的创作方式，以至于形成了众多中外合流的陶瓷作品——有的瓷商，本身就是艺术家，如18世纪末的英国珐琅艺术家詹理斯和画家奥尼乐等，就不断地变化着设计样式，委托东印度公司带到景德镇定制；瑞士东印度公司则有自己的设计师，如传教士、艺术家普雷托就是专门为该公司在中国定制瓷器设计图稿的……西方人所喜爱的金银器、玻璃器、陶瓷的造型和式样，很多都直接被景德镇的陶工们所采用，如景德镇从清代一直延续至今还在出口的咖啡具、茶具、配套餐具、宽边平盘、薄胎皮灯、瓷板画等。在外来定制的瓷器制品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审美要求，有的要求以立体写实手法绘制花卉、人物、风景、建筑等画面装饰瓷器，有的希望将一些纪念性的徽章描绘在瓷器上，这些西洋风格的绘画和图案装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景德镇的传统陶瓷艺术中，悄悄地影响和改变着景德镇陶瓷的传统风格。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陶瓷器的造型、色彩和装饰纹样上，也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推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