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程门归来,还是受了御窑的邀请。然而前后两次,心境却大不相同。
同治十年(1871年),他第一次来景德镇,也是在御窑厂画瓷。当时李鸿章刚刚修复了受太平军毁坏的厂址,要为同治皇帝的大婚烧造喜瓷。程门当时接受这一工作,更多是出于谋生的需要,现实与内心的矛盾常常让他感到纠结不已。这样一种纠结,古今文人皆同。程门的问题是,他既已自称道人,却又无法逃离这儒家统治的世界。挂名瓷画师,已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妥协。
和程门同在御窑厂供职的徽州同乡,被人称为“御厂两支笔”的金品卿和王少维,便时常借机取笑:你既看不上九宫格画法,言必称黄公望、吴历,何不追随两位逍遥江湖呢?
谈到这两位前辈,程门常常感到惭愧。他们的作品,是程门时常临摹的范本。他曾受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启发,创作出《溪山渔隐图》,依山势铺陈开来,丛林深处藏有水村人家。画完之后,他还附了两句诗: “溪添几篙绿,山可一窗青。”显然,两幅画意境和神韵的相似令他相当满意,但联想到黄公创作时乃是在山畔如闲云野鹤,自己却偃蹇异乡为朝廷效力,不禁又垂首不语。
吴历更让程门无地自容。这位黄公望的同乡,号为渔山的道人,继承了前辈的隐逸之心。满清政权建立之时,他避儒入佛,又皈依天主教,最后隐居澳门。西洋画风的熏染,让他的《湖天春色图》等作品,既不拘一格地挥洒写意,又带有浓重的现实意味。程门一生,受吴历的影响最大,却始终做不到他的决绝。
但燕鹊的讥笑,只堪为鸿鹄的展翅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