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找到金沙寺时雨停了，几缕阳光从很斑斓的云层中漏了出来。

那其实就是一座被菜地和桑园包围着的场院，肥大的桑叶让我们忽略了地面饱含的水分，一脚下去，已是一脚的泥泞，所以当我们穿过桑园走到场院前的那片水泥地时，立刻忙不迭地磕打自己沉重无比的鞋，这一动静招来两只狗杀将出来，却并不撕咬，只是一味地冲我们狂吠。

一位妇人闻声出来，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金沙寺。

应该说曾经是，因为这里现在实际是这位薛姓妇女的家，她说常有人来这找金沙寺，所以对类似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已经见怪不怪。薛大姐跺跺脚下的水泥地：这是山门，那是大殿……大殿不过是一矮矮的库房，据说现在还堆着村里的一些杂物。

我说：只能遥想当年了。

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宜兴紫砂都是源起于“金沙寺僧”，目前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把“供春壶”，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有作者签名的紫砂作品，其制作者供春是明朝嘉靖年间随主人客居金沙寺的一书童，业界因此奉不知名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为紫砂鼻祖。

其实，金沙寺与紫砂的渊源还可上溯。

宜兴的14个镇里只有丁蜀镇产紫砂，所谓“陶都”，原来全靠丁山、蜀山一小片弹丸撑起。尽管两地合并共称丁蜀已有54年的历史，但当地人还是习惯问那些奔着紫砂而来的外来客：可要去丁山？完全弃蜀山于不顾。

但纸上宜兴，蜀山之名却远盛于丁山。

当年苏东坡登临蜀山——当时那山还名叫“独山”——说了句“此山似蜀”，硬说这地方的山水很像四川的风光，当地人仰慕苏轼的锦绣文章，不以为杵，甚至谦恭地将“独”去“犬”，改独山为蜀山，并从此视之为文脉所在。

东坡遗韵，汩汩千年，自然天成地润泽一把紫砂壶，由是发轫。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49岁的苏轼卸了黄州任，赴汝州任而来，途经蜀山。这时苏轼不仅有旅途之苦，更有丧子之痛，于是上书朝廷，“乞居常州”，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宋神宗善解文人情怀，准了苏轼的上表，东坡先生得以“买田筑室于蜀山南麓”。东坡的雅事不少，喝一杯茶也弄了个风月无边，宜兴当地至今有“苏轼三绝”一说：阳羡茶、紫砂壶和金沙泉。

这金沙泉就是当时金沙寺旁的一口井。

我们在蜀山和金沙寺之间走了个来回，15分钟的车程，真要步行也算是一次远足。想当年苏轼遣其使童，取金沙泉烹茶，每日这样的来来回回，还真是一种不计成本的风雅。某日，使童途中滑了一跤，水洒了一地，那小厮见路边的溪水也很清澈，于是弄了桶溪水来东坡处交差，东坡一喝便知被“山寨”了，为了杜绝使童再犯，苏轼剖竹为符，与金沙寺僧联手整了出至今为茶道津津乐道的“竹符调水”。

现在，阳羡茶还有，却已是寻常方物；金沙泉早成乌有，即便掘地泉涌，怕也不是从前的甘甜模样……

惟有紫砂，成就万千气象，雍容兀立。

二

1948年的中国不是一个太平的光景，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北方展开殊死决战，而南方大城市也普遍在通货膨胀的凄风苦雨里飘摇，无论军事或经济，国民党政府都濒临破产，在这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权力更迭前夜，普通民众的生活如川流依然继续，该有的诗意与风雅，甚至照旧恣意于民间。

比如这一年的某一天，从宜兴蠡河驶入太湖的那艘快班轮上的5把紫砂石瓢。

关于这5把石瓢壶，62年后的今天有好几种说法，一说5把都还在，另一说当年它们到上海后发现有一把已经破损，所以只有4把现存于世……最惨的说法是至少有3把毁于“文革”，现存最多不会超过2把。

故事缘起于一次聚会，做东的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紫砂经销商铁画轩老板戴相明，主宾顾景舟尽管时年33岁，却已是宜兴紫砂高手，而坐上江寒汀、吴湖帆、唐云三位先生，也全部是当时享誉沪上的艺苑名流，或书或画或金石——据顾景舟弟子李昌鸿回忆，他师傅的那5把石瓢壶上，分别是江寒汀的画和吴湖帆的字。

2010年5月，这5把石瓢壶中的一把，在中国嘉德2010春拍中，拍出1232万人民币的天价。

据报道，这把石瓢壶壶体上有修竹一枝，并有刻铭“为君倾一杯，狂歌竹枝曲”，落款为“湖帆”，壶盖内壁有“顾景舟”篆印，壶底为“戴相明”篆印——按照此描述，这把壶应该为5把石瓢中铁画轩戴老板所藏的那把。

有回忆录记载，当时吴湖帆饱墨执笔，悬腕在5把壶坯上各题诗一句，但只在4把壶上各画竹一枝，另一把壶由江寒汀画鹧鸪一双相赠吴湖帆。画成，仍由戴相明交货船带送蜀山顾家，顾景舟镌刻自己的那把，余4把请其表弟陶刻好手谈尧坤镌刻。

5把石瓢，顾景舟自留一把，余4把分赠江寒汀、吴湖帆、唐云和戴相明。

这次在北京拍卖的石瓢壶据说最后被北京一位收藏家拍得，宜兴地方上盛传藏家真实身份是一年轻的地产商。当地媒体报道说，顾景舟也因此成为继徐悲鸿、吴冠中之后，艺术品价格超千万元的又一位宜兴籍艺术大家。

江南多文种，宜兴尤甚，据说目前在世界各地有逾万名宜兴籍教授，如此鼎盛的人文，应该是紫砂成气候的关键。

据说当年戴相明到蜀山的上袁村进货，必宿顾景舟家，彻夜长谈，因为在戴相明看来顾景舟是“有文化的手艺人”，而顾景舟也同样认为这铁画轩的老板是“最有文化的商人”。这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年少时都曾经梦想激扬文字，但最后都囿于现实，一位子承父业顶了紫砂铺的大梁，一位随了祖母干起捏坯的营生。

199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剑华所著《紫砂茶壶的造型与鉴赏》，唐云的封面题签，顾景舟的序，我们在丁蜀探勘紫砂的过程中，这本书始终相随，读顾景舟的文章如良师在侧，一部千年紫砂史，在顾老先生四千多字的文章中徐徐展开。

三

如果没有“曼生十八式”， 陈鸿寿还能成为“西泠八家”中最受注目的人吗？

这位钱塘才子在吏治方面的表现泛善可陈，多亏了他能倚仗才情跻身官场，曾经有“宰溧阳县”的履历，才会有太多的文章记述他屡弃政务于不顾，一头扎进邻近的蜀山，忘情于紫砂。顾景舟曾提及嘉庆、道光年间，宜兴制壶名手有杨彭年、邵二泉、邵友兰、潘缄雄等人，“就壶艺而言，友兰、缄雄的技艺，当位列彭年之右，惟彭年与曼生之优相契遇，相得益彰”（顾景舟，《宜兴紫砂壶艺概要》）。顾景舟曾经多次在文章中表示他对杨彭年壶艺的不欣赏，但他也承认，杨彭年因为助陈曼生（陈鸿寿号“曼生”）完成“曼生十八式”从设计到制作的过程，而“壶随字贵，字随壶传”。

“他说得有道理，但与陈曼生合作是我高祖的福分。”

杨勤芳一边这样说，一边吐了一口烟。出生于1951年的杨勤芳自称杨彭年是他的“高祖”，但从年限上推论，200年前的杨彭年于他可能不仅仅是五世之隔，杨勤芳自己在一些场合对此也有点语焉不详……但“杨彭年后裔”却是不虚的。

杨勤芳告诉我们，所谓“曼生十八式”其实是一泛指。杨勤芳从他的书房里为我们找了本书，上面举例说：

成书于1937年的《阳羡砂壶图考》上卷《雅流篇》，对陈曼生题铭的8件传器分别作了介绍，其中有“斗笠壶”、“合欢壶”、“包壶”、“井栏壶”、“方山壶”等6件，此外，还列举了陈曼生亲拟的贴切壶形的22条铭文，除第16条下无壶名外，其余21条均有壶名，其中有4件与前面的8件传器中的壶名相同，这样在这本图考中，就为人们提供了26件不同的曼生壶壶形了。1963年春，上海发现了一本宣纸线装《陶冶性灵》手稿，打开封面，左页绘壶形20个，右页录壶名及铭文，最后一页记曰：“杨生彭年作茗壶二种，小迂为之图，频迦曼生为之著铭如右。癸酉四月二日记”。癸酉是嘉庆十八年，即1813年，正是曼生在溧阳任官之时。

杨勤芳认为，陈曼生很可能手绘了一批紫砂壶样，请杨彭年等人制作，这批壶样究竟有多少种，现在还是一个谜，但应该不止18种。

业界公认“曼生十八式”开创了文人壶的先河，让当时文人普遍热衷的字画金石敷陈其上，据说陈鸿寿自创“曼生十八式”的动机，就是不满之前的紫砂壶器型没有留出足够的书画题铭空间，这一传闻与陈鸿寿的金石大家身份相符，应该不谬，以文人身段婀娜于紫砂壶之上，陈曼生是第一人。

读陈曼生的壶铭，委实是一种享受。

比如在一井栏壶上，曼生题“汲井匪深，挈瓶匪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在一扁壶壶身上题“止流水以怡心”；题一石瓢是“不肥而坚，是以永年”；而另一石瓢提梁则是“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在一箬笠壶上的铭文，曰：“笠阴喝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

陈曼生的阿曼陀室有一中堂，“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如此境界，今人难觅。

四

细密的汗珠很快从李昌鸿的额头沁出，相对他妻子沈遽华的自如与轻松，打身筒这样的前期工序显然不是李昌鸿的日课，他拿手的似乎是在壶上写字，成型的壶坯端到李昌鸿的案头，寥寥数笔，一行或两行漂亮的行楷跃然呈现。据说，李昌鸿的小儿子李群师从另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擅长陶刻，理论上说他只要照着壶坯上的字与画下刀就可，可据说如果仅止于此的话，不仅难传神，更难有魂。

你可以把这一系列看成一次又一次的创作过程，但客观上说，它其实就是一流水。

不同的是身份。沈遽华，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群，高级工艺美术师……如此豪华的流水，就是一次次的创作过程；而在宜兴丁蜀镇那些随处可见的作坊里，同样的作业，只能视为一道道工序的完成。

然后是价格的不同。

一把李昌鸿设计、沈遽华制作的《奔月壶》要多少钱呢？沈遽华笑笑：16万。而在宜兴紫砂工艺厂，你只需花费1000元左右，就可以购得一把纯手工制作的紫砂壶。前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馆长时顺华把这样的价格差异，形容为“你究竟想娶章子怡为妻，还是只是想讨个寻常女人为老婆”。

有一种观点说，“从第一天起，工业化的廉价紫砂壶和传统手工制作的、满足上层社会消费的紫砂壶就是两个玩意”，其实，是不是传统手工制作并非紫砂壶的定价标准，一团紫砂泥捏在什么人手里，才是决定它究竟是“富贵逼人”还是“价廉物美”的关键。李昌鸿承认，自从师傅的作品卖出天价后，有更多的客商前来敲他在洛涧的家门。

1955年10月1日，李昌鸿正式成为顾景舟门下的弟子。

那年夏天，正在南京求学的李昌鸿回到老家丁蜀镇歇暑假，得到消息说蜀山陶业合作社的“紫砂工艺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这个蜀山陶业合作社，正是今天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前身，这个组织当时正在尝试改变千百年来都是家庭作坊的紫砂制造模式，变作坊为工厂。据《宜兴地方志》记载，1955年的蜀山陶业合作社只有四十多位成员，而且多为中年以上的老艺人，要建工厂，首先就得招收工人。

李昌鸿回忆说，当时全镇只有三十多个人报名，后来却录取了27位。

这27位新鲜血液很快被分配给了5位紫砂老艺人，这5位老艺人全是紫砂大家：任淦庭、吴云根、王寅春、朱可心和顾景舟，他们当时的身份是“紫砂工艺学习班”的老师。一年以后，学习班又招收了36位新学员，教师队伍扩大到了7人，增加了裴石民和蒋蓉。同时，这7位老师有了新的身份，江苏省人民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礼聘他们为“紫砂工艺技术辅导”。这7位辅导是宜兴紫砂工艺薪火相传的关键人物，而“紫砂工艺学习班”的两届学员，延至今日，很多已成紫砂市场抢手的人物。

55届学员中，有5位年轻人由顾景舟辅导，其中就有李昌鸿和沈遽华，4年之后，他们结为夫妻。

五

“这里就是李昌鸿他们那届学习班开班的旧址”，杨勤芳指着蜀山南街一老房子。

杨勤芳要带我们去看他们家的祠堂，结果意外地把我们带到了丁蜀镇最有韵味的一条小巷。当地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蜀山南街对紫砂文化的贡献与价值，城市化的步伐在这里停了下来，很多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被钉上了一块护身符般的铭牌，比如“蜀山南街76号·顾景舟故居”。站在1981年8月落成的蜀山大桥上，杨勤芳告诉我们，原来的蜀山桥是一很有味道的石拱桥，“走了几百年还很结实，但是下面的拱太小了，没法过大船，所以就拆了”。

正说着，一艘吃水很深的驳轮从桥下凫过，就像是在印证杨勤芳所言不虚。

蜀山桥横跨的小河叫蠡河，在民间传说中，范蠡当年携西施就是沿这条水路唉乃而来、遁入五湖的……丁山蜀山，隔着蠡河相对无语，目送陶朱公成功后的大隐。范蠡真是千古一绝，以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代价，帮助勾践雪耻复国，最后却聪明地弃官从商，舍玉阶高台，奔黄金大坦。我对杨勤芳说：当年陈曼生一乘小轿，疾疾而来，除帽挂靴，与你高祖素手弄泥，想必也是一番范蠡情怀。

杨勤芳笑：那是真正的神仙。

这是在回应我先前在他家的赞叹。那个临水的小院落里，果木森森，卧猫走狗，廊下一鹩哥，庭上一焦尾……我当时就说：好一神仙窝。后来看杨氏的紫砂作品，中间多有灵感来自古琴。据其自述，古人制琴，天柱为圆，地柱为方，与紫砂方圆理论如出一辙。杨勤芳有一壶，开片纹理如水漫石上，壶钮更是古琴调弦的琴轸造型，创意明显源自《流水》。

其实，类似杨宅这样的神仙府第，我们踏访了不少，但真正如杨勤芳这样有意识地完善自我的国学修为，却是我们遇到的惟一的一位。

说起来也很宿命，当年杨彭年出身贫寒，除了有一制壶的薄技，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储备与修为，这应该是后辈晚生如顾景舟论述他壶艺平平的根本原因。顾氏曾断言“历代真正进入艺术境界的壶艺大家，都具有相当丰厚的文化功底”，应该是有所指。其实讨口紫砂界的多为寒门子弟，这一事实普遍存在于不远的过去。李昌鸿入门时，宜兴还流传一民谚：“学手艺做紫砂陶，不会出张泽桥”。张泽桥是丁蜀镇到宜兴的途经地，那民谚的意思是学做紫砂壶很难有出路，离开丁蜀镇就没有了施展的空间。

说到底，紫砂艺人其实就一手艺人。

钱了灾（化名）是位紫砂壶的经销商，他表示对顾景舟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杨彭年再怎么修为也成不了陈曼生，陈曼生再怎么不耻下问也无法取代杨彭年，二者打一开始就是两体共生，而不是雌雄共体”。钱了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按顾景舟的观点来衡量现在宜兴紫砂壶的大师，你会发现无大家可言，这不是那些大师们的错，检索一下刚刚过去的那100年，是一个吟风颂月的时代吗？按理说，当代紫砂壶应该是最不值钱的，因为士这个阶层完全被收拾掉了。

六

钱了灾的口无遮拦直戳当下紫砂业最敏感的部位。

2010年5月，于宜兴紫砂业而言简直就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顾大师的一把石瓢拍了1232万，CCTV《每周质量报告》的一则报道却把紫砂业推到几近灭顶的边缘。尽管接受我们采访的紫砂艺人很多都“奉命封口”，但茶余饭后，话题总还是会自然而然向那两条新闻上扯，比如“化工泥”的问题，比如“紫砂矿禁采”的问题……

丁蜀镇在欢呼紫砂珍品创价格新高的同时，对CCTV的报道却普遍性皱紧眉头。某次饭局上，大师、经销商和企业的老板纷纷声讨记者断章取义的报道方式，群情激愤，甚至影响到觥筹交错，席上酒菜凉了大半。坐上一外来客，听了半天后冒冒失失插嘴，建议宜兴地方或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讨要说法。

桌上场面立刻出现耐人寻味的长时间冷场。

钱了灾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丁蜀镇很明白CCTV的报道小骂大帮忙，“由此展开的所有调查，强调的都是工业化生产和价位低端的紫砂壶有问题”——我后来通过百度，发现钱了灾并非妄言——对于目前已回归到家庭作坊生产方式为主的宜兴紫砂业来说，发生在2010年5月的两条新闻都是能导致价格上扬的利好消息。

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变作坊为工厂”的努力，今天看来是失败的。

尽管宜兴紫砂工艺厂还在，甚至还兼并了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但车间没有了，被隔成若干个产品陈列室，没有流水线，有的只是一间间个人工作室……这样的组织形式，顶多只能算一个产业联盟体，原有的“陶业合作社”的称呼，似乎更为贴切。

这一景象于我并不陌生。过去几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景德镇，那里发生的产业变化与宜兴的当下如出一辙。

在新中国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景德镇陶瓷业得到国家全面的扶持与发展，1966年以前，景德镇10大瓷厂的生产格局与规模已经形成，业界甚至有“为6亿中国人制造饭碗”的形容。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景德镇搞产业结构调整，10大瓷厂逐一解体。

景德镇人普遍认为这是他们日用瓷生产式微的根本原因。

大型国有企业的解体，直接导致景德镇日用瓷生产与销售的彻底下滑，成为景德镇陶瓷工业中的一块“短板”。而与此同时，被推向市场的陶瓷产业工人，大量进入规模偏小的民营性质瓷厂甚至家庭作坊，形成目前景德镇的“长板”是以手工为主的艺术瓷或者陈设瓷生产这样一种经济格局。

对此现象我曾经议论说：当景德镇还在为当年10大国有瓷厂的解体而耿耿于怀时，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个城市因为生产方式重新回归“手工”与“作坊”，意外地、歪打正着地迎合了分众时代的来临。分众时代对商品个性与差异化的追求，注定规模化、批量化的工厂生产很容易遭遇市场的寒流；而小批量、定制式和手工制造，则很可能会在这个时代如沐春风。

这一阐释是否可以同样用来解释宜兴的作坊复辟呢？

在宜兴的日子里我们有一明显感受，那就是紫砂艺人生存的恣意与自在，尤其是那些大师们的生活，堪比豪门。

七

在听说大师的作品每件价格都在6位数之后，我们的摄影师决定不亲自摆弄那些昂贵的家伙，他固执而有礼貌地请大师自己动手，从红木展柜中将那些紫砂壶一把把端出来，放到合适的位置供他拍摄。时顺华告诉我们，目前宜兴紫砂壶的行情，国家级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十几万元，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一般是几万元，再往下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价格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依此类推，定价体系基本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支撑这个价格体系？

宜兴人开始讲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丁蜀镇来了位香港老板，李昌鸿现在还记得那位老板叫罗桂祥。来人直接找到紫砂工艺厂，说要订购一批宜兴紫砂壶参加香港的亚洲艺术节，价格一报出来，让紫砂工艺厂的人吓了一跳——类似顾景舟这样前辈的作品，是1000元一把，而类似李昌鸿这样的门生作品，也是老师价格的一半，就连一些学徒工的作品，也相当于他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原来我们做的壶这么值钱？”

李昌鸿说，罗先生对宜兴紫砂壶的贡献很大，不仅在价格上有一大幅度的提高，他更要求订制的产品必须遵循古制，在壶里面打上作者的印章。在这之前的30年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产品是从不打作者印章的，“罗先生来后，我们的产品才真正成为工艺品”。再后来，4家香港的贸易公司坐镇宜兴抢货，因为竞争得厉害，4家公司就商定，一家公司的代表在宜兴只能待20天，4家轮流。

李昌鸿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把我们的茶壶卖到了台湾。”

90年代的时候，随着两岸贸易的日益紧密，尤其是大量台湾商人涌入长三角之后，台湾人替代香港人成为宜兴紫砂壶的又一轮价格推手，台湾人使宜兴紫砂壶在1993年的时候价格又到了顶点。李昌鸿回忆说，“几万元一把壶不稀奇，据说我老师那把石瓢，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一个台湾藏家收购走的。”

钱了灾证实了李昌鸿记忆的准确性，他补充说，台湾人收藏紫砂壶有相当比例的炒作成份，所以台湾经济的骤然衰退，导致很多台湾人将不少紫砂壶砸在自己的手里，为了将损失降到最小，他们拼命降价出货，紫砂壶价格随后有一段下行期。

转机出现在2003年，这次扮演紫砂壶价格推手的是大陆的消费群体。

宜兴紫砂工艺厂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鲍正平是一位在广州经销紫砂壶的南京人推荐给我们的，据那位经销商说，鲍正平是一位很好的大哥，“他的壶走得也很好”。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时，正遇上两位从武汉来的经销商在里面——这非常吻合钱了灾的陈述，据他说，每一位紫砂艺人背后，都有几位甚至十几位、几十位经销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在这个渠道上讨口的人才是真正的价格制定者。

我问：据我所知，景德镇的陶瓷艺人不仅有类似的价格推手，而且艺人之间也有约定俗成的圈子，这个现象在宜兴紫砂行是不是也存在？钱了灾说：当然。一般人家会问我要哪个价位的货，然后，他会根据我出的价向我推荐谁谁谁，这个谁谁谁，和他就是一伙的。

八

经销商真是价格的制定者吗？

我们不妨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来再现顾景舟石瓢壶拍卖现场那一幕：

一位“不是很富裕”的藏家在赴京之前，筹措了500万元准备“拿下”此壶，但立即被专家泼了一盆冷水——“别想”。来自江苏的顾先生在拍卖前表示对此壶“势在必得”，预计自己的800万元定能得胜，但最终还是没能争得这件宝贝。又有藏家曾“扬言”1000万元肯定拿，却还是在拍场上“略逊一筹”??“争夺”这把壶的藏家，都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熟人，但即便如此，大家在拍场上也互不相让，竞争呈白热化程度。你方举罢我登场，场上高潮迭起，在一轮又一轮的高位叫价中，不断地掌声四起。最终，以150万元起拍的这件作品，以1200余万元成交，树立了中国紫砂艺术品的新标杆。（6月10日，《北京商报》）

我问钱了灾：那些在拍卖现场频频举牌的真的那么热爱那把壶吗？

钱了灾回答：你说呢？

在宜兴的丁蜀镇，追问某件紫砂作品的真实价格可能是一件让人很难堪的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人脉来了解这里面的秘密，但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上来感受这一事实。比如，在某个餐馆进餐，旁边那桌的女郎突然很没风度地尖叫起来，“这该死的壶有那么值钱吗？”再比如，在一寻常紫砂铺里，我们挑选好喜欢的紫砂壶后，习惯性地与店主还起价来，陪同我们的当地朋友立刻浮现尴尬的表情……

我还得说说我熟悉的景德镇。

某一年，有人在北京搞了场“景德镇陶瓷精品展”，其中一件国家级大师的作品被一位浙江籍的地产老板收购，当时那位大师也在现场，老板就请大师共进午餐，席间，老板问大师，对8万元人民币的收购价是否满意，大师回答说不满意，老板又问多少才满意，大师伸出一巴掌说再加50%，老板当场签支票，追加4万元。

我记得那老板一边递支票给那大师，一边说：我不怕你涨，就怕你跌。

最近几年，很多陶瓷大师的作品一路看涨，表面上是因为国情变化使然，中国人开始有了收藏与投资的雅兴与闲钱；而更深层次的揭露，是这些工艺品的阶级属性再次被激活，其产品功能离百姓的日常需要越来越远，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现实社会，直接把很多大师的作品拖入腐败的泥淖，沦为可耻的雅贿工具。

我们没理由不认为这是一种反动与退步。

几年前，我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参加一个禅茶大会，邂逅一位搞茶文化研究的学者，他说茶有三味：曰水，曰茶，曰器。高士尚水，将其视为茶事首要；常人尚茶，认为选择什么样的茶叶才是喝茶的关键；最不通的是尚器，将把盏弄杯铺张成一显摆。

不知这位高人对一把紫砂壶卖了1232万作何感想。

九

几乎所有的深度报道，都在强调紫砂壶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强调丁蜀紫砂艺人素有养泥的习惯，即使禁采，绝大多数紫砂工艺师都还有储存的紫砂可用。鲍正平先生就曾经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参观他储藏的“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紫砂泥条。

丁蜀镇到处可见这样一条标语：世界上只有一把紫砂壶，她的名字叫宜兴。

这条标语尤其在黄龙山紫砂矿的高处耸立。

黄龙山被宜兴人视为最正宗的紫砂矿，很多紫砂艺人甚至非黄龙山紫砂泥不用，经过数百年的开采，黄龙山作为山的主体已经消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碧绿的深潭。我们到黄龙山时，正好遇上一位丁蜀人带一外地朋友来此踏访，这位先生显然是一紫砂通。他告诉我们，尽管政府在2005年4月就把黄龙山紫砂矿给封了，但这么些年，还是有不少的盗挖者乘着夜色冒险采矿。他指着几个状如蜂窝的洞穴说：这就是那些盗挖者的掌子面。摄影师企图钻进一处洞穴拍照，被他一把拉住：每年都有钻进去就出不来的。

我来时查阅了一些资料。

宜兴当地一般把陶土分为白泥、甲泥和嫩泥三大类。

宜兴所产的各种天然陶土，不论是甲泥或嫩泥，都含有多量的氧化铁。含量多的约在8%以上，含量少的也在2%左右。又因各种甲泥和嫩泥含铁量多寡不同，泥料经过适当比率调配，再用不同性质的火焰烧成，可以呈现黑、褐、赤、紫、黄、绿等多种颜色，深浅不一。

紫砂泥料不是独立地存在，它蕴藏在丁蜀镇黄龙山附近的甲泥矿藏里，这种甲泥矿藏与石英同在其生矿，由多层石英顶板、底板构成，矿体走向呈斜坡状，紫砂泥便夹杂在第三、第四层石英岩（板）之中，每层储泥厚度大约4~5米，其中甲泥储量最多，乌泥、紫砂泥储量只占储量的3%左右，由于紫砂泥贮存在甲泥和乌泥之间，故称“泥中泥”。

紫砂泥出矿时状如岩石块，经过日晒夜露、逐渐风化之后，成为豆状颗粒，才可拿去炼泥。（徐凤龙、张鹏燕，《寻找紫砂之源》）

这本书明确记载了2005年4月，“宜兴市政府对丁蜀黄龙山一带的紫砂矿进行了为期3年的保护，与之毗邻属相通矿脉的浙江长兴的雉城、小浦、槐坎、泗安、洪桥等丘陵地带的紫砂矿矿料被宜兴用户大量买进，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这一记录说明紫砂并非宜兴所特有。

对于只有宜兴才产紫砂的说法，江西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王平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紫砂是一种成分特殊的粘土矿，尽管其结构和性能优异，但在我国并非稀有。根据地质资料，在我国的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江苏、宁夏、辽宁、内蒙等地均有丰富蕴藏”。事实上，中国做紫砂壶的知名地区还有广西钦州和云南建兴，与宜兴并称中国三大紫砂名镇。

（选自《锦绣》杂志2010年8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