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些瓷器上的花鸟草虫图多不署作者姓名,但作品绘画较精,显然不是一般艺人之所为。这些器物上多落前朝年款,纹饰亦以前朝传统纹饰为粉本。艺术成就虽然明显不及上述作品,但仿前朝器物多能以形传神。
图104为粉彩喜鹊登梅图胆瓶,画面采用传统的通景构图法,繁茂的梅林中有十二只形态各异的喜鹊,数目虽多,但不杂乱,或栖息于枝头,或穿飞于花间,体态轻盈,造型准确。羽毛或点或勾,细腻传神。梅花或红或白,明快匀净。底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楷款。与雍正朝喜鹊纹饰相比较,在动感上稍感不足。雍正喜鹊纹饰或颐盼传情,或穿行俯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另外,喜鹊的色彩亦较单一,以写实的黑褐白为主,缺乏雍正时其它色调的点染,但好于晚清时线条生硬、画工粗糙之作。
图105为1934年粉彩芦雁图瓶,瓶面下方绘一周汀岸芦塘,左边芦雁回首喙羽,中间的芦雁引颈呜叫,最右边一只芦雁头伸入沼泽之中,后边一只芦雁追逐而来,颈部一只芦雁俯冲直下。五只芦雁体态各异,尤以右边两只觅食和追逐而来的最为传神。虽构图与前朝不尽相同,但深得雍正、乾隆之神韵。绘画精细,色彩自然,艺术成就明显高于晚清画意呆滞、画笔草率之作。一侧肩部墨书“鸿雁一声秋色老,芦茅千倾夕阳多”及红彩印章三枚。另侧颈部墨书“甲戌年季秋月,学义校长惠存,赓业、毓璋、裕凤敬赠”。底红彩双框“居仁堂制”篆款。图106为粉彩菊花鹌鹑图瓶,此类纹饰清时称之为“安居乐业”,以鹌谐安,菊谐居,落叶谐乐业,为传统的寓意吉祥的典型纹饰。以雍正、乾隆时最为细腻传神。此器纹饰布局疏密得当,左边为山石菊花,下有三只鹌鹑,上方一只鹌鹑翻转而下,绘画技法不精,山石勾线过硬,形如方砖。花卉双勾填色,色彩略为混浊,鹌鹑有些呆头呆脑。究其原因,一是造型不准,二是色彩缺乏变化。前朝鹌鹑的背羽多有浓淡明暗变化,细腻传神,即使是清晚期的官窑鹌鹑亦双勾填色。此件作品明显不及明清的艺术水平。另面墨书“不羞老圃映残红,尤有寒花伴秋风,择地安居行藏隐,诚意乐业自亨通”及红彩“仁作”、“世宁”、“碧露”印三方。纹饰1:有“乾隆御览之宝”印章。
图107为粉彩凤栖牡丹图瓶,凤凰引:外力清代传统纹样之一,牡丹为富贵之花,凤为吉祥之鸟,二者组合在一起是象征或喻示吉祥内容的典刑纹样。多绘在器物的显要位置,配以山石等,不仅画面丰富多彩,而且将凤凰高雅的威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器纹饰无论是构图,还是绘画技法均优于清代。一般来讲,清代凤凰多图案化,虽工笔细腻,色彩艳丽,但造型缺乏变化。而此器纹饰则不然,一株梧桐拔地而起,以墨彩勾廓,上擦以淡彩,桐叶勾脉填色,色泽富有深浅变化,盛开的双犄牡丹颇有康熙朝韵味,两只凤凰一前一后栖息在洞石之上,其色五彩斑斓,其线条流畅,造型准确,写实的味道极浓,颇似传统工笔重彩花鸟画,艺术成就明显高于前朝,底“大清乾隆年制”红彩篆款。
民国时期不仅在陈设瓷上以传统纹饰及技法进行装饰,在日常生活用瓷上也屡见不鲜,虽绘画不甚精湛,但纹饰布局、造型及组合颇有几分新意,艺术成就不逊于陈设瓷。
图108为粉彩凤凰牡丹纹盘,传统的牡丹纹多饰在陈设瓷及日用瓷的外壁,构图多为通景横带式。日用瓷的内心所饰不外乎团凤、双凤等图案化浓郁的纹饰,而此器纹饰一反常规,突破了传统团凤的界限,以较为写实与图案相结合的手法进行装饰。盘心正中为—只头在内羽在外呈旋转形的五彩凤凰,双翅展开,尾羽勾描工致整齐,外;以五组缠枝花卉,组成一幅完整的团形图案,纹饰构图繁而不缛,色彩艳而不俗,线条工而不板,口沿黄地上以蓝彩绘如意纹,使整个画面具有典雅的韵味,为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传统出新的典型器物之一。
百鸟朝凤为明清瓷器凤纹之一种,因其场面较大,故多饰在陈设瓷上,一般日常生活用瓷较少用此纹饰,而民国时则将此类纹饰稍加改造,移植到碗的外壁上,别有新意。
图109粉彩百鸟朝凤图碗,主题纹饰为一只栖息在釉上蓝彩洞石上的凤凰,旁为梧桐仙鹤,远处一对鸳鸯在水中游弋,空中一对飞禽在展翅飞翔。严格来说,此作构图、画法均差强人意,构图有疏密不当之处,画法上的线条不甚准确,色彩亦缺乏笔墨韵味,但能在传统纹饰中出新,实属不易,为晚清时不见有。
图110粉彩荷花蜻蜓萝卜瓶,一朵盛开的荷花占据大半画面,一只蜻蜒款款飞来。荷花艳丽,蜓翼透明,实为当时彩瓷高手所绘。
民国时期从事瓷器花鸟图装饰的除名家外,还有一些称文人的艺人和一般红店也从事花鸟图创作,他们的作品具文人画风,不论构图、色彩、技法,还是意境,在当时均没有达到一流水平,但其中也有些作品的水平在一般之上。如徐森记、万少岩、邓为绚、杨镜、程青笠、陈明德、聂晓峰、娄梦坤、蔡良臣、宋谦成等人,但遗憾的是这些艺人的生平多不详。为了不使这些艺人的作品淹没,同时也为了全面反映民国瓷器花鸟画的风貌,仅就其代表性作品加以简介。
图111为徐森记粉彩花鸟图瓷板,一株皴擦的老树将画面一分为二,上部紫藤缠竹,一只八哥隐在竹枝之后,下方紫藤低垂,两只八哥翻转戏耍,中间古树之上有五只姿态各异的八哥。构图较有新意,但技法不甚成熟,老树有皴擦之笔,但质感不强。藤花竹叶变化略少,藤枝线条稍硬,蜷曲之势不甚明显。八哥虽姿态各异,但神态不真。惟一值得称道的是八哥的羽毛质感较强。左上方墨书“素影不分明口口,春风鸟语案头香。拟白阳山人大意,徐森记画于珠山客邸”及红彩白文方章两枚。白阳山人为明代写意花鸟大家陈淳之号,其写意花鸟淡墨浅色,风格疏爽,明清以来画家多学其画风,但此作较陈氏规矩,只是笔墨之间略有其意。
图112为万少岩1946年粉彩花鸟图瓶,一株碧桃树由上而下,桃红朵朵,绿叶片片,两只白头翁在枝上栖息。构图疏朗大方,意境较好,但笔墨缺少韵味,色彩的变化略显单薄。如无此缺憾当人名家之列。另侧墨书“三月春光真绚灿,静看细雨透桃花。时在丙戌年孟冬月上浣,万少岩画于珠山客邸”及红彩方章一枚。
图113为邓为绚粉彩花鸟图瓷板,构图左疏右密,柴门旁桃树鲜花盛开,雄鸡回首,母鸡觅食,生活气息浓郁。但画工不精,花卉勾线生硬,填色没有色阶变化,雄鸡虽色彩艳丽,但图案味较浓,没有色阶变化,雄鸡虽色彩艳丽,但图案味较浓,与当时名家之作相比缺少韵味。左侧墨书“生平不肯多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邓为绚作”款识。
图114为程青笠粉彩花鸟图瓷板,构图过疏使画面不协调,老树以墨勾擦,上罩青色。花朵勾线填色,留白的花瓣层次感不强,有剪纸一样的感觉。花叶的反侧略显生硬,两只燕子在空中戏耍,造型生动,色彩较俗。全图笔墨工谨,极具装饰性。此类作品虽艺术水平一般,但色彩浓艳,具有民间年画的喜庆意味,深受一般市民阶层的欢迎。
图115为杨子镜1923年刷花孔雀开屏图瓷板,山石上一只孑L雀开屏,一只回首静观,山石旁大朵牡丹盛开,其上两只飞蝶在起舞,画面色彩艳丽,但缺少令人眩目的斑斓之感。同时,受刷花工艺所限,孔雀不及同时代彩绘名家勾擦点染真实,而且有浓郁的装饰味道。画面上方墨书“玉苑风光景色新,百卉吐艳相映红,文禽锦衣分五彩,飞乐花前舞春风。癸亥年仲夏子镜老人写于客邸”及红彩方章二枚。
图116为聂晓峰1945年粉彩花鸟图瓶,瓶上部为茂密下垂的紫藤,花叶勾线填色,叶面染以深绿,叶片点饰淡赭,使花叶富有变化。花朵勾点,层次不甚清晰。下方为一对游戏的水禽,色彩富有变化,但质感不强,显系艺术功力不足所。另侧题“时在乙酉冬月,剑邑聂晓峰画意”及红彩白文“之印”方章一枚。底红彩双框白文“胜利公司”篆款。
与上述作品处在同一艺术水平的作品较多,虽艺术成就不高,但他们的作品决非一般粗俗之作,加之作品售价不高,在社会上深受欢迎。
受当时花鸟画流行及名家创作的影响,一些红店亦大量生产饰有花鸟图的器物,严格来讲,他们的作品缺少艺术性,但较同时期三笔两笔的山水画、人物图仍不可相提并论,最典型的特征是笔下的花鸟均有其形,惟神态不足;色彩艳丽,而技法全无。产品以较低档次的陈设瓷和日常生活用瓷为主,社会需求量较大。
图117五彩描金花蝶图瓶,外壁以传统的五彩绘花蝶纹饰,花卉、花叶勾线平涂。色彩艳丽,没有色阶变化,红花绿叶之间缺少层次。 线条不及康熙时细腻流,色泽亦不及晚清时典雅清新。此类作品民间遗存较多。
图118为1921年粉彩雉鸡牡丹纹帽筒,雉鸡在清代瓷器上多有表现,康雍乾时色彩艳丽,绘画工细传神。晚期则光绪、宣统时写意传神,色彩淡雅柔和。民国时期此类纹饰大量出现,但绘画不及康雍乾工细,色彩亦较光绪宣统时艳俗。此器的牡丹画法学康雍乾时的没骨法,但色彩过于生硬,花叶无反侧向背之分,雉鸡工笔写实,但勾线较硬,尾羽的质感不强。色彩以红绿为主,不及晚清淡雅柔和。
图119为描金花卉图瓶,器腹部为一束色彩缤纷的花卉,线条较上器流畅,色彩红金相映衬,艳而不爆,一只描金雉鸡落在花上,姿态生动,造型准确。虽为单彩,但勾描细腻工细。虽不及晚清时写意洒脱,但较一般瓷器上的图案柔和,特别是器颈部以文字代纹饰凸显民国风格。另面墨书“花开似锦,鸟音如簧,六如之法,中兴作”。颈部两面分别书“吉祥”、“六如之法”。底红彩“江西熊中兴出品”印戳款识。
图120为珊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