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瓷器四季花卉纹饰鉴定

四季花卉包括松、竹、菊、梅、牡丹等，是瓷器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其题材广泛，自然界中稍有名气的植物均在瓷器上有所反映。表现手法丰富，或写实写意，或缠枝折枝，或单独写照，或随意组合。

民国时期花卉纹饰的一大特点是，前朝所流行的缠枝花卉、折枝花卉，基本上退出了瓷器装饰领域(个别的仿古器物除外)，代之而起的是写实性花卉，从风格上更加靠近中国传统绘画。第二个特点是，以粉彩花卉为主流，青花退居其次，除仿古瓷外，以青花绘画的艺人寥寥无几。第三个特点是民国时期从事花卉创作的彩绘艺人不是很多，这是艺人为了使画面有灵动感，多在花卉上加饰翎毛草虫，如程意亭、刘雨岑、邹文侯等人，故艺术成就较高的单纯花卉纹饰器物较为少见，而艺术成就不高，随意为之的器物则不在少数。从目前所见的民国时期花卉纹饰器物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多落有作者名款及创作年代，如徐仲南、田鹤仙、张志汤等人，作品以有别于前朝的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艺坛占据主要位置。其次，以仿前朝花卉纹饰为主，艺术成就略逊于前者，如华昌公司的粉彩百花锦地纹器物，但作品具有古韵，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三，艺术水平虽然不高，但描绘较为工细，以普通市民阶层为服务对象的作品，如奇赏轩的日用餐具。其四，艺术水平低下，绘画随意的以大众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用瓷，多为一般的红店生产，因其生产量大，产品周期短，行销各地，而成为景德镇花卉纹饰器物的主要产品。

下面按上述层次，对民国时期花卉纹饰时代特征及个人风格加以介绍。

民国花卉纹饰创作艺术水平较高的艺人不是很多，除珠山八友中的徐仲南、田鹤仙外，另有张志汤、王步、方云峰等人。

徐仲南擅画竹石，传世作品较多，其竹多呈斜式，聚散得体，萧疏纵逸。

图124为徐仲南1939年粉彩竹石图瓷板，画面构图饱满，左侧下方为一组青绿山石，皴笔短促，质感强烈。在青绿和淡赭的渲染下更显苍厚坚硬。一小溪从山石间泻人潭中，激起层层浪花。山石上修竹茂密，中锋绘成的竹竿虽斜但有挺直之劲节。淡赭竹叶状如披针，或单笔勾绘，或复笔而成，大小参差，别有韵味。右边墨书“吴松江水似清湘，烟雨孤蓬道路长。写出无声断肠句，鹧鸪啼处竹苍苍。仿文与可笔意，己卯仲冬徐仲南写”及红彩朱文“徐陔”方章一枚。题款之下亦以虱笔点石，复罩青，上有一丛竹篁，与巨石上的丛-竹遥相呼应，可谓满幅竹石。

图125为徐仲南粉彩竹石图笔洗，器物不大，又画在洗心，略有难度，但构图及笔法一如作者其它作品，而竹叶的画法更为作者所独具，即先以淡赭墨扫出聚散得体、萧疏纵逸的竹叶，边廓之处复加浓墨，使层次极为丰富。青绿山石的皴染较上器更显质感。右下方墨书“斑斑风竹迎朝晖。仲南徐陔’’及红彩朱文“仲南”方章一枚。竹在我国传统中象征坚毅，象征气节，有青士、明开、绿玉、碧鲜等美称，明清两代的瓷器上多有表现，虽历代不乏名作，如清雍正之工整细腻，写实韵味浓郁；清乾隆之单线勾描，洒脱自然，但总不及徐仲南以瓷代纸，有水墨淋漓之风韵。而晚清则以色地留白为主，此徐氏之竹决非同一风格。

民国时另见有晚清传统的矾红绿竹器物，艺 术成就不高，如图126为民国时典型器物之一。

图127为王步粉彩菊花纹葫芦瓶局部，下腹部一面绘墨叶红花菊纹，花叶浓墨染成，筋脉留白，花瓣细长卷曲，双勾填色，层次丰富自然。花蕊点饰而成。以传统手法描绘花朵，不失传统又有浓郁的装饰韵味。另面为篆籀墨书“艳菊横秋。竹溪”及红彩朱文“竹溪”圆章一枚。为王步粉彩花卉中之精心之作。菊花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花色繁多，花形千姿百态。菊花在百花凋零之际，破霜而开，独吐幽香，故有不畏强暴的抗逆性格，因而成为我国瓷器传统纹样之一。明清两代已有表现，但多为图案化的造型，如缠枝、折枝菊等。清康熙时写实菊纹开始出现，虽构图大方疏朗，线条流畅细腻，色彩艳丽逼真，但不见有王步此类风格之作。而晚清之时多无创新，惟仿康雍乾之作而已。

张志汤以山水、动物成就为最高，但偶作粉彩花卉小品亦出手不凡，具有姿态轻盈，设色淡雅，精妙可人的艺术特色。

图128为张志汤1944年粉彩东篱秋色图瓷板，红菊饱满，瓣尖以白粉加以点染，瓣根处以红彩深染，层次分明，娇嫩艳丽。黄、紫二菊，细线双勾，渲染细腻，色彩逼真，过渡自然。菊瓣扶疏翻卷，似在风中起舞，写生效果绝妙，花形各异，或正或反，或怒放或含苞。菊叶深浅变化随意自然，墨线勾脉，绘画颇为细腻。有清雍正写实之风，但花头的立粉点染为前朝少见。右上墨书“东篱秋色，甲申冬张志汤写，毕渊明题”及红彩朱文方章一枚。

田鹤仙以画梅称雄于景德镇瓷坛，笔下梅花有清洁高雅之态，传世作品较多，以瓷板及文房用具最为常见。

图129为田鹤仙粉彩梅花图笔架，虬曲的过枝梅干以淡赭墨勾擦，上罩淡绿。赭墨点饰的梅刺清晰自然，红梅朵朵饱满圆润，花蕊以点虱为主，笔法工细，层次丰富。花苞蒂处点以淡赭，色彩对比虽不强烈，但清新雅致。上有墨书“冷催风斜峭，晴透玉玲珑。仿元人法，萑仙写于珠山”及红彩朱文“　鹤仙”方章一枚。梅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花瓣五片，有红、粉红、白等颜色，因早春迎寒开花，故有“东风第一枝”之谓，明清时以梅花为瓷器装饰极为普遍。若论绘画工细精湛，则首推清雍正朝，画面具有中国画的韵味，而晚清梅花则图案化倾向明显，表现手法夸张失真。田氏梅花工细之中透洒脱飘逸之风，传统文化的韵味较为突出。

图130为田鹤仙1938年粉彩梅花图书卷形笔搁，梅花的画法一如上器，但构图较为新颖，即虬曲苍劲的梅枝之后以淡墨勾画梅影，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层次，而且使月下之梅更具冰清玉洁之感。右边墨书“试问因何异众芳，孤根凛凛傲冰霜。更兼铁石心肠在，风送寒苍分外香。曾见元人煮石山农画此本，背摹其法，未识万一相似否。戊寅秋月鹤仙”及红彩白文方章一枚，背有红彩白文“古石”篆款。煮石山农为元代画家王冕之号，所作梅花花密枝繁，生意盎然，劲健有力，对明清画家影响较大，田氏之梅得其用笔简练，设色清淡之风。

方云峰的作品题材广泛，花卉的画法擅于运用中国国画“立粉洗染画”在瓷上画花头，为后人发展成为“水点桃花”技法。所谓立粉洗染，即层染，为表现对象的立体感和质感，先染一次色彩，干后再染一次，其用色可同色加染，亦可用不同色相、不同厚薄色彩加染。少则二三次，多则八九次。染色用两只笔，一支蘸色，一支用清水，水笔含水宜适量，渲染均匀，深浅衔接处不留痕迹。

图131为方云峰1940年粉彩菊花图瓷板，构图左密右疏，山石以斧劈皴法为之，用笔苍劲，方中带圆，上罩以青绿，浓淡之间富有变化。竹篱横架，菊花盛开，紫菊花形饱满，层次繁多，花瓣勾线染色，尖浓根淡。黄菊花瓣细长，迎风而舞，双勾填色，线条细腻流畅，色泽清丽淡雅，花叶用色浓重，勾、染、点、擦诸法齐备。其风格与张志汤略有不同，即设色淡雅，洗染过渡自然。右墨书“压遍群芳。庚辰年夏月方云峰写”及红彩白文方章一枚。

民国时期另见有不署作者名款，而落前朝年款的花卉器物，虽纹饰构图少有创新，但绘画的艺术水平较高，应为当时的名家所作，在承袭传统时加入个人的艺术理念，使作品尽善尽美。而其中水平稍逊一些的则为当时较有实力的红店出品。这部分作品的艺术水平在民国花卉装饰题材中的位置居中，或偏上。

图132粉彩牡丹纹双耳瓶，腹部主题纹饰为一丛茂盛的牡丹，花形各异，双犄者有康熙遗风，但不及康熙夸张，而是较为写实的形状，恰如微风吹开一样生动逼。含苞者花形圆润，层次较多，有乾隆韵味。其色彩姹紫嫣红，鲜亮不俗。画法以勾线填色为主，线条纤细流畅，填色洗染，层次分明，有阴阳反侧之别。略显不足的是枝干的画法过于平实，花叶的反侧及层次稍有不足。底蓝料彩双框“乾隆年制”楷款，为民国时期仿前朝较为成功之作。

图133为青花粉彩铺首衔环耳瓶，通体绘形态各异的百花，布局繁密，色彩鲜艳。百花纹为清代瓷器传统纹样之一，盛行于乾、嘉两朝，以后历代均有表现。其主要特点是综合各种花卉于一器，千姿百态的花朵密布而看不到底釉，故又有“百花不露地”之谓。此作仿乾隆风格，但绘工略差。乾隆时期的特点是线条细腻流畅，染色生动自然而准确，仿佛置身于百花丛中。而此作的线条过于碎琐，色彩缺乏艳丽明亮之感，艺术成就明显不及前朝。底蓝料彩“乾隆年制”楷款。

图134为金地粉彩百花图盘，为华昌公司所出品的蒋介石餐具之一，盘外壁以粉彩绘三组折枝花卉纹，盘心以金彩为地，正中金彩开光内留白，内书红彩“蒋”字篆书，四周环饰百花，以莲花、菊花、牡丹、茶花为主，间饰其它花卉，枝蔓缠绕，往复无穷。色彩姹紫嫣红，在金地的映衬下富丽堂皇，眩人眼目。金地粉彩百花纹饰在清嘉庆时较为流行，绘工精湛，细密的线条较多。此器线条流畅，丝毫不逊于前朝，惟色彩的艳丽感稍有不足。底红彩“A10华昌公司出品”宁体款识。

图135为粉彩池塘花卉纹瓶，外壁绘通景池塘花卉，构图饱满紧凑，画面层次较多。大片的荷叶布满池塘之中，叶形各异，背面圆者如轮，侧面舒展者如伞，正面卷曲者自然随意。墨线勾脉，线条细密而流畅，填色有浓淡之分，反侧明显。花朵盛开，白荷洁净，红荷浓艳，粉荷娇媚，紫荷高雅，墨荷神秘。莲蓬饱满，写实逼真，极为醒目，水面浮萍点点，水上芦苇飘逸。有康熙构图饱满之风，亦见雍正绘画工细之韵味，为晚清同类风格作品所不及。民国时期此类题材器物较少，究其原因是莲池纹饰多与水禽组合在一起，形成统一完整的纹饰，如果将这类器物包括在内，其数量亦不少。

民国时期以青花绘花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偶有见之也是传统的缠枝花卉一类，无论是构图还是画法均无新意。

图136青花缠枝莲纹碗，外壁绘一周缠枝莲，花朵勾线填色，边留白，线条较为流畅，花瓣饱满，中有莲蓬。缠绕的花枝卷曲，一笔点划而成。上有对出的长叶，主筋勾线浓重，叶脉勾线淡而细密，上罩略浅的青花，不见渲染之笔。内口沿饰一周组合的俯仰莲瓣及倒置的莲叶。外近足处一周变形莲瓣纹，勾线涂色。底青花“大清光绪年制”楷款。光绪缠枝莲纹饰器物较多，亦多追摹前朝旧制，但绘画较为工细生动，而此作缺乏光绪时流畅自然的风格，缠枝的走向亦不如光绪爽利生动。对民国时此类器，特别是落光绪年款的器物要仔细分析，在共同之处找出不同之处，从而加以区分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