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绛彩瓷管窥  
 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一种釉上彩绘瓷——浅绛彩瓷，其面目一新，品类齐全，粗细兼备，销量不菲，风行全国达半个多世纪。
　　事过一百多年的20世纪70——80年代，国内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类瓷器，被统称为“大路货”。当时，各级博物馆拒其于门外，民间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货”终成“积压货”，文物店只得按类、按规格成百上千的以“统货”低价外销或内销。经过20多年，“大路货”终于日渐稀少。以至今日，当人们重新开始研究、收藏、欣赏浅绛彩瓷时，它早已因物稀而身价百倍了。
　　笔者对浅绛彩瓷多有爱好，曾写《清御窑厂末代画师与浅绛彩瓷画》（载2001年5月6日《中国文物报》之《收藏鉴赏周刊》）。近两年，笔者仍在探索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从近几年来全国有关专家、同行们出版、发表的关于浅绛瓷的专著、文章之所附图录中，把凡有干支年款和名款的器物全部遴选出来，再汇集笔者另外收集的有关图片资料，总计300余件作品，按年进行分门别类、编号排比。由于这批资料的出处包括北京、广州、河北、浙江、江西等地，具有广泛地地域性和突出的代表性，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文史资料，研习经年。窃以为有所心得，乃不敢不公之于同好，以求共同探讨一些浅绛瓷在学术上仍存在的疑问，如：浅绛瓷画缘何兴起？始于何时又终于何时？谁为开创？浅绛瓷画上为什么会写有题记、干支年款和名款，并开创诗、书、画、印于一体之先河？“官窑内造”红印章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宫廷不烧浅绛瓷？咸丰后期至光绪晚期各时期有哪些御窑厂画师？浅绛瓷又为什么会风行于全国？以及有关画师们的一些大概情况又是如何？
　　一、浅绛彩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中国的的失败而告终，割地赔偿至使百姓贫困交加。
　　进入咸丰期，外扰内患有增无减，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连皇帝也抱头逃出了京城。最后，再次割地赔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回民起义等，席卷大半个中国。其时，贪赃枉法朝纲崩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风雨交加摇摇欲坠。
　　二、浅绛彩瓷的突现
　　“咸丰3年（1853年）2月，太平军50万将士在洪秀全指挥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泽等地，于3月19日占领南京，建立了政权。”。“咸丰5年——咸丰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攻占了江西的八个府、五十几个州县”（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
　　“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政权……。他们将皇帝、孔子等统统视为‘老妖’、‘魔鬼’，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加以镇压和打击”。“在太平天国的法律中，视清朝咸丰皇帝是‘老妖’，是‘妖’的总头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绅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规定‘迂妖必诛’，藏妖者与妖同罪”（刘仁坤、贾诚先《太平天国兴亡》，哈尔滨出版社）。在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后，于咸丰5年（1855年）一把火将御窑厂烧了个精光，厂里的库存瓷样也因而散失，官员、画师、工匠人等或作为“妖”被杀，或侥幸逃脱，全作猢狲散尽。
　　太平军在景德镇前后长达7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原御窑厂的画师们倘能避过杀身之祸，却不得不还要面对生计之困，于是在战火暂时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画笔，以画瓷谋生。此时画什么呢？青花、粉彩费工费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销路，处于战争环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只有选择省工省料，依仗画技去打开市场的浅绛彩瓷，这样，一些生活必须的日用粗瓷（如锅、碗、盆、盘之类）成为首选，画上几笔浅绛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择价而沽。
　　咸丰5年（1855年）御窑厂画师程门与次子程荣合作画的浅绛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壶”（现藏安徽省黟县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丰朝所画浅绛彩瓷只有两件。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门画浅绛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实例。另一件是张子祥（张熊）在咸丰6年（1856年）所画的《四清图》瓷板画。
　　是否可以这样说，稀少的咸丰朝浅绛瓷正是原御窑厂画师们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种艰辛尝试，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个新艺术品种繁盛的开端。
　　三、浅绛彩瓷的盛兴
　　同治5年（1866年），太平军失败后，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措13万两银子，在原御窑厂旧址重建72间堂舍，恢复了御窑厂。
　　同治7年（1868年），御窑厂重建后，即为同治皇帝的婚礼烧瓷。但同治婚后两年（1874年）便去世了，时年19岁，在位13年。
　　虽然同治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皇室烧瓷却很少，新御窑厂亦家底全无，画师们只好以画浅绛瓷维持生活。如程门（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维）、王凤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静山）、吴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时他们都有作品出现，且均绘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间。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却难觅其作品的踪影，也许当时他们正忙于重建御窑厂和为同治婚礼绘瓷吧。
　　同治朝画浅绛瓷的作者，除御窑厂那批画师外，少见其他画者。应该说，浅绛瓷在同治时还正处于兴起的阶段。兴起的带头人便是御窑厂以程门为首的画师们。
　　进入光绪期，浅绛彩瓷大放异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细兼备。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浅绛彩瓷都是在光绪时期生产的。光绪一朝34年中，大体可以看出画师们的更替关系。为此，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光绪10年，中10年和后14年。
　　光绪前10年（1875——184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周子善　　俞子明　　程次笠
　　江永源　罗允夔　　罗畅谷　　李维翰
　　任焕章（字巍山）　汪章（字汉云）
　　黄士陵　潘福泰　　邵美之　　万子铭
　　蒋玉卿　周友松　　梁楚材
　　胡有农（字子耕）　李蕴辉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达山
　　范金镛　经生　　　联碧　　　吟香居士等。
　　光绪中期10年（1885——1894年）浅绛瓷画师有：
　　程门　　王少维　　王凤池　　金品卿
　　汪潘　　程次笠　　李友梅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字寿春）　余焕文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绰章　　江楼梧
　　周鼎（字筱松）　　许品衡　　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　　方少溪
　　张云（字子英）　　李梦丹（字子乔）
　　许子成　徐善琴（字长庚）　　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　　万辅廷　　吴待秋
　　胡荣发　张舍云　　汪棣（字友棠）
　　黄铭光　李松如　　雷光亨　　雷桂泉
　　胡干　　许达生　　茂盛　　　清标
　　启明　　何明谷　　舒以氏　　喻春
　　锡泉氏　少卿　　　秀山氏　　江潮宗。
　　光绪后14年（1895——1908年）浅绛瓷画师有：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　　任焕章　　汪章
　　蒋玉卿　王岐山　　陈子常　　周筱松
　　许品衡　方家珍　　汪照藜　　张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喻春　　许达生　　松石　　　周达和
　　王子卿　戴裕成　　何子林　　梅春茂
　　焦佩兰　高恒生　　敖少泉　　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　　钟德发
　　戴焕昭　吕尚文　　马庆云　　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　　叶淮清　　刘芳谷
　　颜筱云　江春　　　程英　　　程宝珍
　　叶巽斋　余筱秋　　杨紫卿　　冯启顺
　　詹顺太　江祥发　　何明谷　　胡献瑞
　　江潮宗　子珍　　　洪发　　　顺发
　　宝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启明　　松竹轩　　义隆　　　义兴
　　鸿兴　　永兴氏　　孙玉卿。
　　为什在光绪一朝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浅绛瓷画师和浅绛瓷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同治后期至光绪一朝，在景德镇大的战乱基本结束，人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其二，由于战后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复和家庭安稳，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这样，价廉物美的浅绛瓷就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时的日用瓷中，几乎无处不是浅绛瓷。第三，朝廷的腐败，国力的衰微，御窑厂长期无御窑可烧，画师们尽可多画浅绛瓷。第四，御窑厂的老画师在前朝所培养的“后学新手”，此时都已脱颖而出，涌现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窑厂的新、老两代画师外，在市场的刺激下，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与“红店”陡然也多起来了。此时浅绛瓷上署字号、轩氏的作品也多了，他们都还努力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画工。御窑厂有老、中、青三代画师画浅绛瓷，一时精品纷呈。从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陈设瓷，还有不少精美的浅绛彩瓷板画。更有些作品直接标注有表明是绘于御窑厂内的落款，如“画于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环翠亭”等。而“红店”的浅绛瓷作品其画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较大，具商品气息，而少艺术氛围。
　　四、浅绛彩瓷的衰落
　　光绪之后，宣统、民国初期，画浅绛瓷者急剧减少。宣统时（1909——1911）画浅绛瓷的仅有；
　　俞子明　袁恒兴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民国前10年（1912——1921年）浅绛瓷画师有：
　　许品衡　方少溪　　汪友棠　　王子卿
　　高恒生　安少山　　马庆云　　杨紫卿
　　季春　　黄斐成　　胡全太　　瑾卿
　　金绍斋　肖靖初　　段生茂　　吴飞麟
　　胡仲贞　潘匋宇　　徐成城　　孙福昌
　　森顺　　江和丰　　子良　　　王琦
岳松氏。
　　民国10年之后（1922——1925年）浅绛瓷画师有：
　　潘匋宇　徐仲南　　仙槎　　罗子林
　　刘顺泰　王荣顺　　安少山　刘焕章。
　　1925年后，基本上没有画浅绛瓷的了。
　　宣统至民国初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等，以及其他瓷业的兴起，大批浅绛瓷画师都改画粉彩瓷了。因为粉彩瓷比浅绛瓷的画面要鲜亮得多，色彩也要丰富得多；而早期的浅绛瓷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使用后，大都会脱色、掉彩，失去原有的风采，所以市场渐渐又重新青睐粉彩瓷了。浅绛瓷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
　　从这些资料来看，第一件浅绛瓷出现于咸丰5年（1855），最后一件出现在民国14年（1925），因此，浅绛瓷在中国至少历经70年。
　　五、与浅绛彩瓷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在中国陶瓷史中，浅绛瓷画最早出现于何时？这在陶瓷学术界说法不一，在此暂时不探究。但晚清出现的这般浅绛瓷热，笔者认为是自咸丰5年（1855）御窑厂被毁，以程门为首的一批御窑厂画师绘售浅绛瓷而始的。
　　（二）浅绛瓷的问世，在当时是受到人们欢迎的。首先，御窑厂的画师过去是专为皇室所御用，平民百姓乃至景德镇当地人对其作品都是无福消受的。而当他们所绘的浅绛瓷署名上销售后，自然令大家解囊趋之。其次，浅绛瓷画开创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先河，极类当时行销一时的海上画派画师们的纸绢中国水墨画，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当时有的官员、画家还会自己操笔在瓷器上画浅绛画，如张熊、吴待秋、黄士陵、范金镛等，都有浅绛瓷画作品传世。当时一件浅绛瓷比同类的青花瓷、粉彩瓷在价位上应该要便宜，而其艺术价值又不遑多让，自然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故在光绪年间，浅绛彩瓷臻于颠峰。
　　（三）浅绛瓷是御窑厂画师面向社会与民众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与御用瓷无关，当然就不为皇室所用。实际上，当时皇室忙于外忧内患，也是顾不上烧瓷这类事情的。
　　光绪期间，有的浅绛瓷底部钤印有红阳文方楷书（有的为手书）“官窑内造”或“官窑监制”四字款印。通过排比，此印是同治5年新厂盖成后所为，以光绪期为多，且凡有此印者，画品都不俗。笔者认为：此印为真，它是御窑厂画师为区别“红店”之作，提高卖点而为之的。
　　（四）有部分浅绛瓷底部印有“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或“同治”红篆阳文方章款，也有手书楷字红款“大清同治年制”，但查看画面上墨书的干支年号却又是光绪某某年的。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品都是光绪时的，应以干支年款为准。为什么器物底部又有醒目的同治年款呢？因同治时浅绛瓷画多为御窑厂画师们的创作，“红店”还很少参与，因而画工、品味都相当脱俗。到光绪时，各私家窑厂、“红店”都跟风画浅绛，水平就良莠不齐了，所以购买者多好同治之物。根据市场需求，故在光绪的浅绛瓷上钤记“同治”的年款。但这与今天瓷器的作伪又是两回事，当时的干支款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器物上。
　　（五）在这300余件作品70年的时间跨度里，共出现瓷画作者138人（有少数是店号名），按年号进行排比，惊喜的发现画师们可分三代或四代人。在无文字史料记载的情况下，遂将这100来位作者的活跃期进行时间分段。
　　第一代：
　　程门　　王少维　　金品卿　　王凤池
　　汪藩　　周子善　　俞子明　　吴少萍
　　江永源　罗允夔　　任焕章　　余焕文
　　万子铭　蒋玉卿
　　第二代：　
　　朱少泉　王岐山　　陈子常　　汪章
　　许品衡　方家珍　　周筱松　　汪照藜
　　方少溪　张云　　　徐善琴　　高心田
　　汪友棠　黄铭光　　许达生。
　　第三代：
　　王子卿　松石　　　戴裕成　　梅春
　　高恒生　安少山　　胡献瑞　　仙槎。
　　第四代为进入民国时期的画浅绛瓷的作者，如：
　　段生茂　胡仲贞　　吴飞麟　　王琦
　　潘匋宇　徐仲南。
　　（六）画师们一些个人资料亦具史料价值。
　　光绪15年（1889年）以后，未出现过程门的作品，是否在光绪中期程门便去世了（有待证实）。
　　汪藩的下限作品是光绪16年（1890年）；
　　王少维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1年（1895年）；
　　王凤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2年（1896年）；
　　金品卿的下限作品是光绪27年（1901年）；
　　程次笠的下限作品是光绪34年（1908年）；
　　可以说，上述画师均在光绪中、后期去世了。其中俞子明的活跃期最长，宣统二年仍见浅绛瓷作品，说明他是位高寿且多产的画师。
　　六、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瓷是在晚清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的悲惨境地，景德镇御窑厂的画师们在厂子被兵火烧毁后，为了生计而烧制的一个崭新的瓷艺品种。浅绛瓷投市以后，由于画面新颖，价格低廉而一时脍炙人口。历经70余年后，浅绛瓷又渐渐消失于我国灿烂的陶瓷史之中。
　　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端详这支见证了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瓷苑奇葩时，更觉应还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尤其是那些精美的官窑画师们的作品。它们既具当时皇家窑器的风骨，又有大方之家的风采，更具文人书画的风韵；既浓缩了馥郁的文化底蕴，又体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当年创造了历史，今天又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极具史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本应该就是瓷器中的精品，文物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