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雅器

特邀嘉宾：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邱含

Z：  老师，上次您介绍了官窑以及官窑烧造的御器，今天能不能给我讲讲景德镇的民窑和民窑瓷器的特点？

B：  好哇。其实呀，官窑是在民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切的说，是先有民窑，然后才有官窑。而官窑与民窑的分别，则是在宋代才有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记载：“自宋以来已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者，由官监制以进上方备赏赉者也。民窑又名客贷，民间所通用者也。”这就是两者产品的区别。

Z：  民窑它是怎样衍生和发展的呢？

B：  考古学的资料首先证明陶器是妇女发明的。早期的陶工就是女性。民族学得考证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妇女不仅是陶工，在物质生产中占据优势；而且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到了父系社会，传说神农也制作陶器。据《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太平御览》也说“神农耕而作陶。”

Z：  神农是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农神和医神。而舜是三皇五帝中的帝王之一。《墨子·尚贤下》记载：“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连孔子也称赞说“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因此北方的陶工们都尊之为“大舜”，称之为“陶神”。看来“耕且陶焉”是古时陶瓷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表明了农业和陶瓷业的相互关系。

B：  对。那时的陶器制作是以家庭或村落为劳动组合形式的。在我国云南景洪傣族的曼斗寨，至今还保留了家庭妇女制陶的情景。从选挖陶土、制作陶坯，直到烧成出售，都是由妇女担任，男子是不过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从陶器到瓷器也有了质的提高和工艺的要求，加上配套生产设施的增加和劳动强度的加大，于是男子参与瓷器的生产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这样，就有了以“窑”为单位的劳动组合形式。景德镇“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有《陶录》记载，瓷器烧造“始于汉世”。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黄而糙，或微黑。碗中心及底足皆无釉，盖其入窑时，必数碗叠装一匣烧故也。”可见景德镇早期的瓷器质量较低，多少还处于“耕且陶焉”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制瓷手工业还联系在一起，所烧造的产品主要是卖给当代的居民，也即“只供迩俗粗用”而已。

Z：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有了明显的进步。我想，景德镇制瓷业也一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B：  由于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大和社会需求量的增加，产品的质与量的提升，自然就有了劳动组合形式的调整及择取。生产规模不能再停留在家庭式的规模内，从业人员也不局限于家庭成员，生产时间也不能仅限于农闲季节，这样势必把制瓷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生产人员也势必固定下来，按照陶瓷工艺流程也势必有了大致的分工。所有这些，就有了以瓷为业的经济体——“民窑”，这就是民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

Z：  根据史料评述，在唐代，全国制瓷业已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区域特色，可谓群雄争霸，百花争艳。景德镇瓷系也属于“青瓷系列”之内，这其中的民窑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B：  唐代景德镇民窑以“陶窑”、“霍窑”为代表。这是以家族之姓冠名的民窑。陶窑的业主叫陶玉，他烧造的瓷器达到“莹缜如玉”的程度，质量已接近珍贵的玉器，当时被誉为“假玉器”;霍窑的业主叫霍仲初，烧制的也是素色瓷，但“土腻质薄”，被称作“霍器”。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公元621年（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渊颁发诏令，指名要霍、陶二窑“制器进御”。这固然反映了景德镇瓷器的品质精良，但也暴露了封建朝廷对民窑的肆意盘剥。

Z： 唐代景德镇民窑的窑址在什么地方?

B： 到目前为止，霍窑和陶窑的遗址还没有发现.但是在石虎湾、杨梅亭、湖田村、黄泥头等许多地方，发现了唐末、五代的窑址。从分布的大量的残留碎片来看，足以窥见当时瓷业的规模和霍窑，陶窑的端倪。

Z： 在宋代有五大名窑之说，为什么景德镇窑没有名列其中呢？

B： 宋代的五大名窑指官、哥、汝、定、钧,只有哥窑是南方窑,其它的都是北方窑。但是景德镇民窑也有仿制。如《陶雅》中说：民窑“仿钧之紫，漫晕其半”。《陶录》说：“有专仿户，今惟兼仿碎器户亦造，若厂仿者尤佳”，这是仿造哥窑的瓷器。甚至还有专仿定窑的窑户，出品的瓷器类似北方定窑瓷，被称为”南定窑“。更重要的是，景德镇民窑创烧出一种介于白瓷与青瓷之间的”青白瓷“。这种瓷器的釉色青中有白，白中泛青，由于瓷质细薄，刻划的花纹映照见影，所以也有俗称“影青”、“隐青”、“印青”等。宋代烧造青白瓷的民窑基本上分布在东河和南河流域，以湘湖、黄泥头、南市街、湖田和柳家湾为代表。这个时期的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诚如蒋祈在《陶记》中所说：“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埏垣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技巧之高、品种规格之多，表明民窑制瓷业的繁荣及经济实力的壮大。朝廷为此特地设立了瓷窑博易务，在民窑较为集中的湘湖设立湘湖务，湖田窑区设立湖田市，等等。这种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加强对民窑的税课管理。

Z：  元代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他们是怎样管理民窑的？

B：  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元，改宋监镇官为提领，至泰定后，又以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故惟民窑著盛。”也就是说:“元之进御器，民所供造。”“所贡者俱千中选十，百中挑一，终非民器可逮。”由此可见，元代朝廷的御用瓷，绝大部分是由民窑所承担的。由于朝廷对民窑生产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民窑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强劲。从而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发展，釉里红瓷成功地创烧。这些瓷器不仅“行于九域”，而且还“施及外洋”，成为元代外贸出口的大宗产品。

Z：  景德镇民窑到了明代，据说达到了鼎盛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B：  宋元时期，景德镇的民窑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发展趋势，但还不具备工场手工业存在的条件，基本上还是“陶氓食工，不受艺佣”。这时属于独立手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逐渐形成了，只要雇主拥有最低限额数量的资本，只要有自由劳动者也就是具有一定制瓷技术的求业工人存在，新的民窑工场就有产生和发展的可能。但是，这样的条件在明代初期还不具备。因为朱明王朝实行传统的匠役制，包括陶瓷手工业者都被固定下来而世代延袭。所谓“工之子，恒为工”。他们被称为匠户，他们的户籍被列为匠籍，常常被征发去服役，称为匠役。其人身依附于官府，工作受制于行会。尽管宋元以来景德镇瓷业中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允许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限制，不可能出现象欧洲那样的工场手工业，而只能先出现官办形式的制瓷工场手工业，这就是御器厂。

Z：  御器厂是官窑，它对民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和制约吗？

B：当然有。御器厂有雄厚的经济来源；有在匠户制度下众多的轮流执役的手工劳动者，占用了最熟练的技术工匠；垄断了优质的制瓷原料并限制民窑的产品品种；譬如：在正统三年和正统十一年，朝廷曾两次下令禁止民窑烧造“天圆地方”瓷和龙纹瓷，违者处以极刑。尤其是采用了“官搭民烧”的方法盘剥民窑。这些对民窑的生存都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和阻碍。即便是这样，明代民窑的制瓷业仍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

Z：这“官搭民烧”是怎么回事？

B：宋元期间，景德镇民营瓷业逐渐吸收省内外各大名窑的烧造技术和工艺技法，收容了不少来自名窑产瓷区的能工巧匠，这种积蓄是民窑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小不仅强化了技术优势，而且增强了产品竞争的实力。在御器厂贡瓷出现批量大、工期短的情况下，也由朝廷工部颁发民窑烧造“钦限”瓷的额定任务。这就是“官搭民烧”制。据《江西大志》记载：“部限瓷器，不预散窑。钦限瓷器，宦官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能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方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这就是说，民窑被强制性地烧造御用瓷，成器后，要经过御器厂督陶官的挑选并百般刁难。如烧造不合标准，御器厂就将自己烧造的瓷器高价卖给民窑，让民窑用这些买来的瓷器再上交给御器厂以完成钦限任务。在名义上，“官搭民烧”是要付给工钱的，但是也低得可怜。例如，御器厂烧造青花大样龙缸，每口估价银是58两8钱，但民窑烧造同样规格，同样质量的青花大样龙缸只付23两。在烧造青花瓷器时，由于民窑没有上等青料，必须出钱购买，而督陶官则“以低青给诸窑，追加其值”。所以说，明代末期的“官搭民烧”对景德镇民窑既是一种经济压力，也是一个从重压中奋起的机遇。

Z： 据史料记载，由于明王朝的匠役制，工匠们不堪重负，景泰年间，往往以怠工、失班、隐冒和逃亡的方式来发泄不满和反抗，甚至在北京军器局的逃亡者也达到了3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嘉靖皇帝下令“以银代役”，解放了80％的班匠，这就意味着中国两千多年官办的手工业场开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B：  可不是吗。嘉靖二十六年，江西布政使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景德镇御器厂工匠逃匿，“鲜红桌器，拘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这也说明了封建的匠役制给官窑造成的强大冲击力。但反过来说，却使民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就是随着匠役制的解体，工匠们或受雇于民窑，或自立门户。嘉靖四十二年，景德镇已是“主客无虑十余万”，其中以陶为业者便达万人。“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可见，民窑也实行了雇佣劳动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手工业工场和作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分工协作表明了民营生产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在民窑出现雇佣劳动关系，则是民营瓷业在明代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重要标志。

Z： 伴随着民窑的不断发展的历程，景德镇一定会出现一些民窑和名匠。

B：  明代民窑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名窑和能工巧匠，他们名不见经传，我们只能从一些裨官野史和口碑流传中，获得一鳞半爪的印象。其中杰出的有崔公窑，业主叫崔国懋，是嘉隆间人，其瓷多仿宣成窑器。瓷质精良及彩饰精美和宣德、成化官窑的程度几可媲美，尤以青花瓷殊佳，被认为是当时民窑之寇。另有周窑，窑主是周丹泉，仿制古窑器常常以假乱真，其成色质地与官窑制品没有任何差别。还有一个最出名的叫“壶公窑”。窑主姓吴名昊十九，别号壶隐道人，江西浮梁人。他制作的脱胎瓷薄如蛋幕，一枚仅半铢，还不到1克的重量，是轻若浮云，薄似蝉翼，被后人列为“天下九大登峰造极瓷品”之一。此外在南市街有“小南窑”。《陶录》记载说：“镇有小南窑，明末烧造窑独小，制如蛙伏，当时呼蛤蟆窑。”这是典型的制作民用瓷的民窑。民窑主制产品以饭器为主，其中流行最广最久的，是以青花彩饰的渣胎碗、蓝边碗之类的粗瓷，还有一种坦而浅的青白色的宋式斗笠碗，都曾盛行一时，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仍相沿不衰。

Z：  我听说到了清代，还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

B：  是有这么回事。在清代，皇家用瓷业采用了“官搭民烧”的政策，这就使民窑逐步掌握了宫廷秘瓷的工艺技法，也使民仿官的制品不可避免地流入古董市场，进而刺激了民窑产品的流向。据《陶雅》评论说：“康熙彩盘边作古锦纹而开光，三五中绘花枝者，皆客货也。”康窑佳式之瓶以观音尊、大棒锤为最多，然多系客货。”“客货有款，官窑无款，已甚奇矣。乃有明官窑而画稿无意味者，有的真客货而笔意工细绝伦者，瓷虽小道亦微乎微也。”“客货者，民窑也。”甚至到了雍乾年间，官窑也仿制民窑的产品，如在唐英榷陶时，就仿造了不少壶公窑的卵幕杯、流霞盏和脱胎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中期，民窑中出现一种窑户，当地叫囵窑。这种囵窑户是景德镇的大窑户，兼营做坯业和烧窑业，把烧做两行的对立关系协调在大的手工工场的体制之下，这为近代出现的瓷业公司——一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Z：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注意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我想，景德镇制瓷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应该会向近代制瓷业的方向转变。

B：是的。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封建势力主持下的洋务运动，遭到了破产。清政府摄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为补救战后财政的困难。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某些条件和机会。景德镇的江西瓷业公司就是在宣德二年（1910年）成立的。由此开始了蹰前进的步伐。

Z：  应该承认，景德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赢得“瓷都”的桂冠，其千年辉煌的成就，是民窑和官窑陶工们共同努力、共同创造的。

B：  对。这就是“官窑民窑火彤红，陶业瓷业功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