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的“窑变”
就在万历皇帝出尔反尔前不久,二月二十一日,因江西税监潘相及其随行的王四等人恣横不法,引起公愤,景德镇万余名瓷工暴动,捣毁窑厂,焚烧税署,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包围潘相住所,切断了他的饮食供应。潘相乔装逃走之后,上奏诬陷饶州府通判陈奇可见乱不理,陈奇可由此被下旨逮捕入狱。一个反抗压迫的群体性事件被太监利用,结果成了打击良臣的工具。
在正史记载里,万历年间以至明末这段历史往往是黑暗无边的,但是在实际中,虽然太监及官府盘剥欺压较重,但是因为窑业的发达,景德镇瓷器货走天下,利润和销量都相当可观,所以当地的窑工们还相对比较富裕。
出生于万历二年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写了著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漾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三言”中,除了部分宋元话本外,有三分之二都是明代拟话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而且冯梦龙生长于苏州,对江南地区的风貌十分熟悉。
在《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讲述了一个颇有些蝴蝶效应意味的故事,背景就是当时的景德镇。小说中这样写道: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窑户家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一个住在偏僻“冷巷”的普通窑工家庭,因为作瓷的手艺,即可使一家三口生活得平和“有余”,可见当时景德镇的民众收入相比其他各地的佃户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故事由两个孩子因一文钱“赌资”争斗而起,相继出现了铁匠、酒店老板和伙计、本镇大户、邻县地主、县台大尹等具有明确身份的人物,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景德镇的繁荣与城市规模。小说中的场景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1973 年在都昌明墓中出土的万历二十四年( 1596)吴吴十九墓志中即出现了“镇市”、“里村”、 “南门”等地名,这些地点处于景德镇城区范围之内,可见当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城市格局。
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之弟王世懋,因为曾在江西为官,所以著述中也有对当时景德镇的情景记录。他在《二酉委谭》中写道: “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科第特盛,离县二十里许,为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日: ‘四时雷电镇。’”王世懋写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推导出自己“遐方异域多产奇宝,必乏人才”的观点,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不过文中记载的景德镇繁荣景象应当可以看成是万历早期景德镇的真实写照。
景德镇当时的盛景在《浮梁县志》中也有所印证。“食货志·户口”(乾隆四十八年编印)记载:“明万历癸卯( 1603)户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口十万一百九十二,男子成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一,丁妇女大口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口。”
由此可以推断,1602年的景德镇已经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十万,具有较完整城市布局和强大生产能力的“大工业基地”了。
在相关文献记录中,在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至崇祯十五年(1642)的八十余年间,景德镇地区都是基本安定的。直到崇祯十五年之后,景德镇也随着社会大局动荡起来,这种不安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顺治十六年( 1659),景德镇又开始慢慢恢复了平静。而在明隆庆至崇祯时期,也就是景德镇相对安定的时候,明朝曾开放海禁,拉动进出口贸易,也由此大大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其后虽然“开放”政策有所变动,但是市场已经打开,强劲的市场需求一直暗流涌动,克拉克瓷也正是为了迎合这个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大量产生的。
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对目前所见和传世资料详加研究后认为: “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当在明万历初年,兴盛于万历中后期至天启、崇祯早期,终烧于清顺治初年。”(详见江建新著《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谈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