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方来，到天下去——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发展史解读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器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是驰名中外的千年瓷都，所以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诗歌中同时又作了如此的评价。一座小镇，竟然千年窑火兴旺；一座小镇，赢得世界人民景仰。古今中外很多人在探索其中的奥妙。清朝雍乾时期，时任浮梁县令的沈怀清在他的《窑民行》诗歌中是这样来描述的：“景德产佳瓷，产器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从唐朝开始，景德镇就一直在江西饶郡浮梁县的行政辖区。清雍乾时期，沈怀清任浮梁县令十六年。他的“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确实是形象概括了景德镇传统瓷业的情状及其影响世界的成就。

“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这句话既从字面上说明了景德镇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围墙，又从深层意义上形象地描写了景德镇开放性的瓷业民俗文化特征。

 

“工匠来八方”，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历史上全国有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其中较大的流动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工匠南迁，不少人来到景德镇；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第三次是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各地瓷窑遭到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亡并聚集到景德镇。这样，景德镇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外来技艺，二者相得益彰，以致景德镇瓷业生产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杂聚”，这指的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鄱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府县的农村闲散劳动力都汇聚到景德镇谋生，使景德镇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

 

明初，景德镇瓷业基本由本籍人经营，“饶民以烧瓷为业”。随着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原来的土著匠户既要到御窑厂服役，又要从事民窑生产，实难以承担如此重的工作任务，这样工匠来源之扩大，实为瓷业发展之必然，外籍佣工的大量流入正适应了瓷业生产的要求。而景德镇既非县治所在，亦非巨族大姓汇集之地，这一条件又有利于“五方杂聚”。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于是逐渐被大批外籍工匠所掌握，由此保持了技术的稳定性，使数百年来的制瓷技艺得以继承和提高。即使到了晚清，一些关键技艺也在传承。如挛窑，在掌握这一技艺的魏氏家庭中失传后也能有人继承。应当说，这是景德镇制瓷技艺长期不衰的关键。外籍陶工的流入，引起了瓷业者籍贯结构的巨大变化。嘉靖间，陶户多本地人，佣工则多为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都昌人，其中又以乐平和鄱阳籍者居多。到万历后期，“饶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以逐都昌为辞”，反映出都昌籍人已逐渐在瓷业中取得优势，而且都昌人“善讼”，说明其地位和势力已大为提高。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三藩之乱中，景德镇“焚毁过半，窑户尽失其资，流离徒业，余悉售外籍，业窑者十仅二三”。这是一次大转折，此后，镇民中土著者仅“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业陶者已以客籍为主。再以后，“景德镇窑户多都昌县人，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之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无几”。

 

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开放，打破了地方封闭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技艺的提高。

 

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我们看到，不仅“工匠来八方”，而且“文化来八方”。

 

由于瓷器制品的进贡、朝廷及中央机构在景德镇定做瓷器、瓷工到御窑厂服役及“官搭民烧”等原因，景德镇陶瓷融合了宫廷文化艺术。

 

景德镇自三国、两晋时期制造青瓷的技艺更加成熟以后，引起了历代朝廷的重视，南朝陈至德年间，朝廷曾钦命烧制陶础，此后历代皆命制瓷进御。明、清时景德镇设立御窑，直接生产御用瓷器。历代帝王都随自己的兴趣要求生产不同造型和装饰的瓷器。这样，御窑所产瓷器，也就反映了各朝代皇帝的爱好。这些爱好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艺术风貌，影响着全国和全社会。元代尚白，明代尚青花和红黄等色釉，清乾隆尚繁，这都是一时风尚。明嘉靖帝信道，瓷器上就充满了“八卦”等道家文化；清雍正帝不喜欢宝月瓶，曾下令禁止烧造，不爱墨菊花和藤萝花，也亲谕“不必再画此花样”；清乾隆帝自命是风雅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瓷器笔筒、墨床、镇纸、印泥盒等各种文具应运而生，乾隆还将其所作诗句以“御制诗”的名义书写于瓷器之上。除此之外，明、清两代皇室都有不少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祝福祈祥的款识，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福寿康宁”、“万福攸同”、“百鸟朝凤”、“八仙朝圣”、“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各地民窑也大量生产书有上述款识的瓷器。

 

德国 威廉姆斯五世的收藏——景德镇青花瓷

 

在皇室的影响下，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趣也表现在瓷器上，如反映清高、闲雅情趣的款识有“高人逸士”、“三老对弈”、“抱琴访友”、“树下读书”、“竹林七贤”、“十八学士”、“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反映富贵荣华愿望的款识有“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富贵寿考”、“寿山福海”等。

 

景德镇陶瓷艺术，还广泛接受了国画和民间艺术的影响。

 

陶瓷工艺在隋唐开始勃兴以后，正好伴随着中国水墨画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经过成熟与发展，国画这种形式也在瓷器的青花、彩绘等装饰上大量出现，有写意、有工笔，也有工笔与写意并用于一件瓷器之上。其画风，随着朝代的不同亦各有所不同。元代受“四王”画派影响。明代受当时画家沈周、林良、吴伟、徐渭等人影响，笔法简练流畅，形象概括生动。清代继承明代的画法，同时又受八大山人、陈老莲、石涛、扬州八怪等人影响，画面挥洒自如、泼辣，意境浑然一体。民间青花瓷器装饰上的那种简朴的画面、生动的气韵和潇洒飘逸的笔调，都充分显示出是受到上述著名画家的影响。

 

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装饰的画面题材大多来自民间，它采用剪纸、木刻、年画的常用题材，深受群众喜爱，而且世代相传，毫无陈旧、过时之感。这些题材有“平安吉庆”、“多福多寿”、“万年如意”、“白头到老”、“麟吐玉书”、“松鹤延年”、“孔雀开屏”、“龙凤呈祥”、“福自天申”和“金玉满堂”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是谐音的画面题材，如“猫（耄）蝶（耋）之年”、“喜上梅（眉）梢”、“五蝠（福）临门”、“五蝠（福）盘寿”、“三羊（阳）开泰”、“六鹤（合）同春”、“莲（连）年有余”、“佳藕（偶）天成”等等，这些借寓题材都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陶瓷文化。

 

土耳其艺术家Ekrem YAZICI 作品

 

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也融合了宗教文化艺术。

 

景德镇瓷业的兴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宗教信仰人士的有增无减，他们在镇上建起了很多庙宇，至建国前共建有43座庙宇。这43座庙宇的名称是：观音阁、陶王庙、东岳庙、泗王庙、斗姆宫、武王庙、岳王庙、罗神庙、九皇宫、斗姥阁、关帝阁、阎王阁、嫘祖庙、哪吒庙、沙陀庙、枯树庙、圆通庵、禅师庵、地藏庵、青莲庵、观音堂、仙姑庙、紫云岩、终南山道堂、旸府寺、水府庙、菠若庵、龙王庙、东山寺、王龙庵、雪峰寺、师主庙、圣寿观、纯阳观、水晶阁、社公庙、白云寺、火神庙、三闾庙、雷峰寺、汪里庙、晏公庙、苇陀庙。庙宇供奉的有释迦牟尼、观音、关公、嫘祖（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发明养蚕）、武王、瓷业的先祖赵慨、火神童宾。佛教庙宇有住持，道观有道长，祭祀陶瓷先祖的则是“斋公”。

 

这些庙宇中留给镇民印象较深的是东岳庙，镇民叫东王庙。泥塑的东王菩萨硕大威武，庙里的鼓比大圆桌面还大。

 

武王庙的龙是条“神龙”，龙头全用扁铁扎成，非常沉重，不能舞动，这条龙一上街，照例会爆竹纷响，龙头昂首，左顾右盼。

 

观音阁建在石埭山上，是通往浮梁县城必经之道，观音阁下的通道石坊镌刻有“昌江通衢”和“江南雄镇”的字样。

 

旸府寺是古老的寺庙，传说岳飞奉诏入朝路过旸府寺时，山僧朗日留岳飞住三日，岳飞在寺中题联语“机关不露云垂地，心镜无瑕月在天”，僧人把岳飞题的联语作楹联挂在寺前。

师主庙是纪念瓷业师主赵慨的庙宇，赵慨熟知福建、浙江等地的烧窑技术，将它与本地制瓷技术结合起来，为古代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瓷业工人对赵慨十分敬仰，尊他为师，建庙供奉他。

 

镇上的这么多寺观都需要瓷器，为满足其需要，镇上就生产各种寺观用瓷器，因而在陶瓷文化上就受到了佛、道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影响广泛地反映在陶瓷造型和陶瓷装饰上。

 

受宗教影响的陶瓷造型有魂瓶、葫芦瓶、香炉、檀香炉、皈依瓶、莲花尊、净水杯、净水盂、三足炉、八卦碟等寺庙日用供器，有观音、罗汉、达摩、八仙、麻姑、十八罗汉、和合二仙、无量寿佛、南极仙翁等瓷雕塑像，这些神佛塑像还有变化多端的造型，如炼丹铁拐李、送子观音、坐莲观音、踏苇达摩、乘槎仙人、祝寿麻姑、东方朔偷桃、八仙朝圣等等。

 

受宗教影响的陶瓷装饰有神佛的画像。有基本上是道家文化的八卦，即“乾、离、艮、巽、坤、坎、震、兑”。“八宝”也是道家文化，即“轮、螺、盖、伞、花、罐、鱼、肠”八种实物，后来将八仙手中所执的八种实物也称八宝。为了区别前者，后者即称“新八宝”。其他如云鹤、松鹿、“卐”字、灵芝、璎珞、宝杵等等，也都是带有宗教文化的装饰。

 

上述带有宗教文化的造型和装饰，在当时是为宗教服务，宣传宗教文化的，但后来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涵义，普遍为陶瓷艺术所吸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外来文化艺术也是开放融合的。

 

元代，蒙古军队在对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争中，掳掠了一批金、银器回国。受这批工艺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景德镇瓷器开始吸收伊斯兰风格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开拓，景德镇为近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大增加，装饰上明显地适应了伊斯兰文化。如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45厘米~57厘米口径的大盘，就是景德镇为适应近东人民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习惯而生产的；又如富有特殊风格的扁壶、梨形瓶和许多小罐的造型，都与中近东地区的金属器皿和陶器相似；还有收藏于阿达比勒的腹鼓小底折边青花碗，也富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再从元代青花装饰的风格看，那种层次多、密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也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装饰特色。瓷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就是典型的伊斯兰式，这和当时伊斯兰金银器、陶器的装饰几乎一样。

 

明代，受到伊斯兰造型和装饰风格影响并已完全中国化了的青花瓷器，在郑和的几次航海中，被作为馈赠礼品和贸易商品大批量地带往东南亚和西亚等地。永乐、宣德后，瓷器文化受外事影响更加广泛，瓷器上出现了梵文和波斯文的装饰，如回文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阿拉伯文字。还有双耳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新的瓷器造型。万历年间，出现了为欧洲特制的大批青花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基本上是根据欧洲客户需要而设计的，因而带有欧洲文化的影响。

 

 

清嘉庆景德镇全图

 

海上陶瓷之路示意图

 

陶瓷之路运输示意图
 

清代，在国外进口的金珐琅和铜珐琅等器物的影响下，宫廷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在铜胎和瓷胎上描绘，称为珐琅彩器。用瓷胎画的即为珐琅彩瓷。在珐琅彩瓷的影响下，景德镇创造了新的彩绘品种——粉彩。康熙年间，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称为清代宫廷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他们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也通过景德镇御窑厂直接影响了景德镇陶瓷风格。雍正时，御窑厂生产的广口花瓶、安装把柄的花杯，都是吸收了欧洲文化的造型。另外还有接受外国商人订货而生产的餐具、咖啡具、瓷乐器和镶嵌在桌椅上的瓷板画、圣经故事画，以及绘有国徽、国王或名门望族人像的纹章瓷。这些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步为景德镇陶瓷所吸收、消化。

 

一千多年来，瓷都景德镇以“工匠来八方”，“文化来八方”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进行着陶瓷文化艺术的融合、传承和创新，取得了映照世界的辉煌成就。

 

《景德镇陶录》记：“镇陶自陈以来名天下。”又记：“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赞景德镇地区瓷器“艺精埏埴，制合规模”，“自无苦窳”，“克保坚贞”。目前考古发现景德镇最早的瓷器是唐五代时生产的青瓷和白瓷。宋代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是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元代是景德镇瓷器变化最大、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卵白釉等著名品种。明代永乐、宣德的青花、甜白和红、蓝色釉瓷的烧制，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成化斗彩和弘治娇黄以及嘉靖、万历五彩都是当时的著名品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著名的《天工开物》中记：“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之产也。”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谭》中也说：“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清代康熙民窑青花及釉上五彩有极大成就，御窑的郎窑红及豇豆红以及天蓝釉都属珍品，这时还创烧了珐琅彩瓷器。雍正时盛行的粉彩瓷器成为中国釉上彩瓷的主流。雍正后期，景德镇御窑厂在唐英的主持下，仿古创新，成绩显著，至乾隆时，各种色釉和彩绘瓷的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瓷都景德镇的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瓷业生产更为兴旺，除了宫廷用瓷外，全国的民间用瓷也绝大部分由景德镇供应。

 

“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瓷业产品不仅“器行九域”，而且“施及外洋”，成为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宗出口商品。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奖励外贸，不遗余力。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经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大小50余国。

 

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景德镇的青花瓷已较多地销往阿拉伯地区。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瓷器。从内地运至新疆，进入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海。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去大批中国丝绸和瓷器，赏赐海外诸国，发展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开辟了大规模远航贸易通道。景德镇瓷器也随之越过万里波涛，遍销东南亚及西方诸国，远至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景德镇本属内陆山城，明清时期就虔诚地供奉海神。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镇上即建有一座宏丽的天后宫，其规模之壮观超过其他庙宇，宫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都是海航之景。传说镇上有一豪富瓷商，运瓷远销海外，横渡大洋，突然在海上遇到强烈风暴，幸亏蒙难时见到天后显灵，才得以脱险，转危为安。为了兑现对神的许愿，建造了这座保佑海航平安的天后宫。此后人们出海都要入宫先祭海神。这座天后宫，实际已成为古代景德镇陶瓷出口的一个象征。

 

现代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从唐末以来逐渐频繁使用的海上贸易路线，并称其为“陶瓷之路”。即从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一方面通向南太平洋诸国，另一方面驶向印度洋，通过波斯湾和地中海，到达阿拉伯、东非和西欧。这条海路之所以被冠为“陶瓷之路”，正是和这一时期大量出口的景德镇瓷器息息相关。

 

从八方来，到天下去，瓷都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大开大合的发展历程给予了我们深刻的有益启示。

 

作者系国家文博研究馆员

2014年1月18日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器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是驰名中外的千年瓷都，所以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诗歌中同时又作了如此的评价。一座小镇，竟然千年窑火兴旺；一座小镇，赢得世界人民景仰。古今中外很多人在探索其中的奥妙。清朝雍乾时期，时任浮梁县令的沈怀清在他的《窑民行》诗歌中是这样来描述的：“景德产佳瓷，产器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从唐朝开始，景德镇就一直在江西饶郡浮梁县的行政辖区。清雍乾时期，沈怀清任浮梁县令十六年。他的“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确实是形象概括了景德镇传统瓷业的情状及其影响世界的成就。

“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这句话既从字面上说明了景德镇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围墙，又从深层意义上形象地描写了景德镇开放性的瓷业民俗文化特征。

 

“工匠来八方”，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历史上全国有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其中较大的流动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工匠南迁，不少人来到景德镇；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第三次是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各地瓷窑遭到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亡并聚集到景德镇。这样，景德镇在自己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外来技艺，二者相得益彰，以致景德镇瓷业生产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也更加丰富多彩。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杂聚”，这指的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鄱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府县的农村闲散劳动力都汇聚到景德镇谋生，使景德镇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

 

明初，景德镇瓷业基本由本籍人经营，“饶民以烧瓷为业”。随着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原来的土著匠户既要到御窑厂服役，又要从事民窑生产，实难以承担如此重的工作任务，这样工匠来源之扩大，实为瓷业发展之必然，外籍佣工的大量流入正适应了瓷业生产的要求。而景德镇既非县治所在，亦非巨族大姓汇集之地，这一条件又有利于“五方杂聚”。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于是逐渐被大批外籍工匠所掌握，由此保持了技术的稳定性，使数百年来的制瓷技艺得以继承和提高。即使到了晚清，一些关键技艺也在传承。如挛窑，在掌握这一技艺的魏氏家庭中失传后也能有人继承。应当说，这是景德镇制瓷技艺长期不衰的关键。外籍陶工的流入，引起了瓷业者籍贯结构的巨大变化。嘉靖间，陶户多本地人，佣工则多为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都昌人，其中又以乐平和鄱阳籍者居多。到万历后期，“饶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以逐都昌为辞”，反映出都昌籍人已逐渐在瓷业中取得优势，而且都昌人“善讼”，说明其地位和势力已大为提高。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三藩之乱中，景德镇“焚毁过半，窑户尽失其资，流离徒业，余悉售外籍，业窑者十仅二三”。这是一次大转折，此后，镇民中土著者仅“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业陶者已以客籍为主。再以后，“景德镇窑户多都昌县人，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之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无几”。

 

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开放，打破了地方封闭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技艺的提高。

 

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上，我们看到，不仅“工匠来八方”，而且“文化来八方”。

 

由于瓷器制品的进贡、朝廷及中央机构在景德镇定做瓷器、瓷工到御窑厂服役及“官搭民烧”等原因，景德镇陶瓷融合了宫廷文化艺术。

 

景德镇自三国、两晋时期制造青瓷的技艺更加成熟以后，引起了历代朝廷的重视，南朝陈至德年间，朝廷曾钦命烧制陶础，此后历代皆命制瓷进御。明、清时景德镇设立御窑，直接生产御用瓷器。历代帝王都随自己的兴趣要求生产不同造型和装饰的瓷器。这样，御窑所产瓷器，也就反映了各朝代皇帝的爱好。这些爱好在当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艺术风貌，影响着全国和全社会。元代尚白，明代尚青花和红黄等色釉，清乾隆尚繁，这都是一时风尚。明嘉靖帝信道，瓷器上就充满了“八卦”等道家文化；清雍正帝不喜欢宝月瓶，曾下令禁止烧造，不爱墨菊花和藤萝花，也亲谕“不必再画此花样”；清乾隆帝自命是风雅人物，在他的倡导下，一时间瓷器笔筒、墨床、镇纸、印泥盒等各种文具应运而生，乾隆还将其所作诗句以“御制诗”的名义书写于瓷器之上。除此之外，明、清两代皇室都有不少宣扬自身至尊至贵和祝福祈祥的款识，如“天下太平”、“六合同春”、“福寿康宁”、“万福攸同”、“百鸟朝凤”、“八仙朝圣”、“百兽之尊”和“天地一家春”等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各地民窑也大量生产书有上述款识的瓷器。

 

在皇室的影响下，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趣也表现在瓷器上，如反映清高、闲雅情趣的款识有“高人逸士”、“三老对弈”、“抱琴访友”、“树下读书”、“竹林七贤”、“十八学士”、“春夜宴游桃李园”等；反映富贵荣华愿望的款识有“马上封侯”、“鹿鹤同春”、“指日高升”、“富贵寿考”、“寿山福海”等。

 

景德镇陶瓷艺术，还广泛接受了国画和民间艺术的影响。

 

陶瓷工艺在隋唐开始勃兴以后，正好伴随着中国水墨画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经过成熟与发展，国画这种形式也在瓷器的青花、彩绘等装饰上大量出现，有写意、有工笔，也有工笔与写意并用于一件瓷器之上。其画风，随着朝代的不同亦各有所不同。元代受“四王”画派影响。明代受当时画家沈周、林良、吴伟、徐渭等人影响，笔法简练流畅，形象概括生动。清代继承明代的画法，同时又受八大山人、陈老莲、石涛、扬州八怪等人影响，画面挥洒自如、泼辣，意境浑然一体。民间青花瓷器装饰上的那种简朴的画面、生动的气韵和潇洒飘逸的笔调，都充分显示出是受到上述著名画家的影响。

 

另一方面，景德镇陶瓷装饰的画面题材大多来自民间，它采用剪纸、木刻、年画的常用题材，深受群众喜爱，而且世代相传，毫无陈旧、过时之感。这些题材有“平安吉庆”、“多福多寿”、“万年如意”、“白头到老”、“麟吐玉书”、“松鹤延年”、“孔雀开屏”、“龙凤呈祥”、“福自天申”和“金玉满堂”等等，其中还有不少是谐音的画面题材，如“猫（耄）蝶（耋）之年”、“喜上梅（眉）梢”、“五蝠（福）临门”、“五蝠（福）盘寿”、“三羊（阳）开泰”、“六鹤（合）同春”、“莲（连）年有余”、“佳藕（偶）天成”等等，这些借寓题材都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也融合了宗教文化艺术。

 

景德镇瓷业的兴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宗教信仰人士的有增无减，他们在镇上建起了很多庙宇，至建国前共建有43座庙宇。这43座庙宇的名称是：观音阁、陶王庙、东岳庙、泗王庙、斗姆宫、武王庙、岳王庙、罗神庙、九皇宫、斗姥阁、关帝阁、阎王阁、嫘祖庙、哪吒庙、沙陀庙、枯树庙、圆通庵、禅师庵、地藏庵、青莲庵、观音堂、仙姑庙、紫云岩、终南山道堂、旸府寺、水府庙、菠若庵、龙王庙、东山寺、王龙庵、雪峰寺、师主庙、圣寿观、纯阳观、水晶阁、社公庙、白云寺、火神庙、三闾庙、雷峰寺、汪里庙、晏公庙、苇陀庙。庙宇供奉的有释迦牟尼、观音、关公、嫘祖（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发明养蚕）、武王、瓷业的先祖赵慨、火神童宾。佛教庙宇有住持，道观有道长，祭祀陶瓷先祖的则是“斋公”。

 

这些庙宇中留给镇民印象较深的是东岳庙，镇民叫东王庙。泥塑的东王菩萨硕大威武，庙里的鼓比大圆桌面还大。

 

武王庙的龙是条“神龙”，龙头全用扁铁扎成，非常沉重，不能舞动，这条龙一上街，照例会爆竹纷响，龙头昂首，左顾右盼。

 

观音阁建在石埭山上，是通往浮梁县城必经之道，观音阁下的通道石坊镌刻有“昌江通衢”和“江南雄镇”的字样。

 

旸府寺是古老的寺庙，传说岳飞奉诏入朝路过旸府寺时，山僧朗日留岳飞住三日，岳飞在寺中题联语“机关不露云垂地，心镜无瑕月在天”，僧人把岳飞题的联语作楹联挂在寺前。

师主庙是纪念瓷业师主赵慨的庙宇，赵慨熟知福建、浙江等地的烧窑技术，将它与本地制瓷技术结合起来，为古代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瓷业工人对赵慨十分敬仰，尊他为师，建庙供奉他。

 

镇上的这么多寺观都需要瓷器，为满足其需要，镇上就生产各种寺观用瓷器，因而在陶瓷文化上就受到了佛、道等宗教的影响，这些影响广泛地反映在陶瓷造型和陶瓷装饰上。

 

受宗教影响的陶瓷造型有魂瓶、葫芦瓶、香炉、檀香炉、皈依瓶、莲花尊、净水杯、净水盂、三足炉、八卦碟等寺庙日用供器，有观音、罗汉、达摩、八仙、麻姑、十八罗汉、和合二仙、无量寿佛、南极仙翁等瓷雕塑像，这些神佛塑像还有变化多端的造型，如炼丹铁拐李、送子观音、坐莲观音、踏苇达摩、乘槎仙人、祝寿麻姑、东方朔偷桃、八仙朝圣等等。

 

受宗教影响的陶瓷装饰有神佛的画像。有基本上是道家文化的八卦，即“乾、离、艮、巽、坤、坎、震、兑”。“八宝”也是道家文化，即“轮、螺、盖、伞、花、罐、鱼、肠”八种实物，后来将八仙手中所执的八种实物也称八宝。为了区别前者，后者即称“新八宝”。其他如云鹤、松鹿、“卐”字、灵芝、璎珞、宝杵等等，也都是带有宗教文化的装饰。

 

上述带有宗教文化的造型和装饰，在当时是为宗教服务，宣传宗教文化的，但后来逐渐脱离了宗教的涵义，普遍为陶瓷艺术所吸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外来文化艺术也是开放融合的。

 

元代，蒙古军队在对中东和西南亚地区的战争中，掳掠了一批金、银器回国。受这批工艺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景德镇瓷器开始吸收伊斯兰风格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开拓，景德镇为近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大增加，装饰上明显地适应了伊斯兰文化。如伊朗和土耳其收藏的45厘米~57厘米口径的大盘，就是景德镇为适应近东人民围坐在一起吃抓饭的习惯而生产的；又如富有特殊风格的扁壶、梨形瓶和许多小罐的造型，都与中近东地区的金属器皿和陶器相似；还有收藏于阿达比勒的腹鼓小底折边青花碗，也富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再从元代青花装饰的风格看，那种层次多、密而不乱、空间极为狭窄的构图方法，也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装饰特色。瓷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就是典型的伊斯兰式，这和当时伊斯兰金银器、陶器的装饰几乎一样。

 

明代，受到伊斯兰造型和装饰风格影响并已完全中国化了的青花瓷器，在郑和的几次航海中，被作为馈赠礼品和贸易商品大批量地带往东南亚和西亚等地。永乐、宣德后，瓷器文化受外事影响更加广泛，瓷器上出现了梵文和波斯文的装饰，如回文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阿拉伯文字。还有双耳瓶、双耳折方瓶、天球瓶等新的瓷器造型。万历年间，出现了为欧洲特制的大批青花瓷器，这些瓷器的图案，基本上是根据欧洲客户需要而设计的，因而带有欧洲文化的影响。

 

清代，在国外进口的金珐琅和铜珐琅等器物的影响下，宫廷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在铜胎和瓷胎上描绘，称为珐琅彩器。用瓷胎画的即为珐琅彩瓷。在珐琅彩瓷的影响下，景德镇创造了新的彩绘品种——粉彩。康熙年间，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中国，称为清代宫廷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他们的立体素描技法和西洋透视法也通过景德镇御窑厂直接影响了景德镇陶瓷风格。雍正时，御窑厂生产的广口花瓶、安装把柄的花杯，都是吸收了欧洲文化的造型。另外还有接受外国商人订货而生产的餐具、咖啡具、瓷乐器和镶嵌在桌椅上的瓷板画、圣经故事画，以及绘有国徽、国王或名门望族人像的纹章瓷。这些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步为景德镇陶瓷所吸收、消化。

 

一千多年来，瓷都景德镇以“工匠来八方”，“文化来八方”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进行着陶瓷文化艺术的融合、传承和创新，取得了映照世界的辉煌成就。

 

《景德镇陶录》记：“镇陶自陈以来名天下。”又记：“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赞景德镇地区瓷器“艺精埏埴，制合规模”，“自无苦窳”，“克保坚贞”。目前考古发现景德镇最早的瓷器是唐五代时生产的青瓷和白瓷。宋代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是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元代是景德镇瓷器变化最大、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卵白釉等著名品种。明代永乐、宣德的青花、甜白和红、蓝色釉瓷的烧制，达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成化斗彩和弘治娇黄以及嘉靖、万历五彩都是当时的著名品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著名的《天工开物》中记：“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之产也。”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谭》中也说：“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清代康熙民窑青花及釉上五彩有极大成就，御窑的郎窑红及豇豆红以及天蓝釉都属珍品，这时还创烧了珐琅彩瓷器。雍正时盛行的粉彩瓷器成为中国釉上彩瓷的主流。雍正后期，景德镇御窑厂在唐英的主持下，仿古创新，成绩显著，至乾隆时，各种色釉和彩绘瓷的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瓷都景德镇的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瓷业生产更为兴旺，除了宫廷用瓷外，全国的民间用瓷也绝大部分由景德镇供应。

 

“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瓷业产品不仅“器行九域”，而且“施及外洋”，成为我国进入世界市场的大宗出口商品。两宋时期，朝廷因财政困难，“一切倚办海舶”，奖励外贸，不遗余力。广州、泉州均设置市舶司。景德镇瓷器，主要经过这两大商港，通达海外大小50余国。

 

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景德镇的青花瓷已较多地销往阿拉伯地区。内陆交通，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运瓷器。从内地运至新疆，进入中亚细亚的沙漠和草原，然后翻山越岭到波斯，再到地中海。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去大批中国丝绸和瓷器，赏赐海外诸国，发展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开辟了大规模远航贸易通道。景德镇瓷器也随之越过万里波涛，遍销东南亚及西方诸国，远至东非海岸和尼罗河畔。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景德镇本属内陆山城，明清时期就虔诚地供奉海神。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1722年），镇上即建有一座宏丽的天后宫，其规模之壮观超过其他庙宇，宫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都是海航之景。传说镇上有一豪富瓷商，运瓷远销海外，横渡大洋，突然在海上遇到强烈风暴，幸亏蒙难时见到天后显灵，才得以脱险，转危为安。为了兑现对神的许愿，建造了这座保佑海航平安的天后宫。此后人们出海都要入宫先祭海神。这座天后宫，实际已成为古代景德镇陶瓷出口的一个象征。

 

现代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以极大的兴趣，考察了从唐末以来逐渐频繁使用的海上贸易路线，并称其为“陶瓷之路”。即从中国东南部的海港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一方面通向南太平洋诸国，另一方面驶向印度洋，通过波斯湾和地中海，到达阿拉伯、东非和西欧。这条海路之所以被冠为“陶瓷之路”，正是和这一时期大量出口的景德镇瓷器息息相关。

 

从八方来，到天下去，瓷都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大开大合的发展历程给予了我们深刻的有益启示。周荣林/文

 

作者系国家文博研究馆员

201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