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的境界

近年来，景德镇有些令人困惑。这座以镇为名的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地级市，从未淡出过人们关注的视野。尽管，景德镇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日渐成熟的商贸智慧和不断开放包容的友好姿态，在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发展的趋势，但就陶瓷界而言，似乎总有一种拼尽全力却属乱拳的感觉，自满、自卑、自闭的情绪时时弥散。宜业、宜居、宜游是一座城市理想的境界，而似乎，景德镇虽孜孜以求，却显然仍停留在一种市井味十足的状态。很多看似毫无违和感的景象杂乱地交错在一起，使得各方来客在踏入这座镇一般的城市后，常陷入一种困惑之中。困惑的不止来客，本土人也在困惑，这些大都只是比外来客早来几代的本土人，从祖籍的角度来说，其实大都也是可以归纳到外乡人范畴的。而恰恰是这种市井味，甚或“江湖”味，让许多外乡人找到一种自由自在的家的感觉。于是，从一间普通的作坊中走出的，可能是一位来自某美院的顶级教授；在街边排档品尝臭豆腐的也可能是某位远方来的国画大师；在乡村简陋的小木屋中居住的或许是来自域外的职业陶艺家；露天的地摊上售卖创意小饰品的则很多是陶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者自来、留者自留、去者自去，这大约就是这座独一无二的小城的境界，也是其吸引八方来客的魅力所在。

无界

东晋陶侃荡平江东寇后设立的新平镇，是景德镇的前身，这也使得这座城市自有史以来便似乎有了一种“江湖”气息。操着一种与省城极相似的方言的人群，密集聚居在以瓷为业的小镇，注定着这座城市的特别。

依赖于数百年皇家专用瓷厂驻地的显赫威势，团团环绕御厂而居的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感觉，对富足生活的期待和一夜暴富的梦想，使得天下旅人漂泊而来，涌入这座江南大镇。

正如明嘉靖王宗沐《江西省大志》所言：“今景德镇民以陶为业，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恍然令人有种近代上海滩的感觉。外乡人大量涌入的直接后果是浮梁土著民在镇中比例的迅速减少，康熙《浮梁县志》中已提及景德镇土著者仅余“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

有“五方杂处”、“十八省码头”之称的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可以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数量巨大的流民常令官府束手无策，甚至象征皇家权威的御厂也曾在万历年间被愤怒的工匠付之一炬。于是，行帮应运而生，成为封建社会景德镇的实际统治者。这些主要按不同地籍而分的行帮，又因分工的不同而分化出无数帮派，这使得蜂拥而来的流民们都能各归其所，彼此相安。

到来的绝不仅是八方工匠，类似于内务府员外郎唐英的宫中大员的坐镇御厂，使镇民们的荣耀感更加爆棚。清雍正六年唐英的到来是怎样地喜大普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平易近人的督陶官，毫无疑问缔造了景德镇瓷业最辉煌的时代。名垂于史的督陶官还有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等，皆是朝中大员。

亲力亲为的唐英，流传了一批自制的瓷艺传世，极具文人气息的作品使其成为文人瓷画的鼻祖之一。古之制瓷而留名者，着实不多，明万历年间本籍苏州的仿古名家周丹泉亦为其一，与真品不差毫厘的制作常技惊四座。

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似乎谁都可以来，即使他是外国人。殷弘绪便很具有代表性，这位在康熙时期辗转而来的法国人，有着传教士和“工业间谍”的双重身份，在景德镇居住达七年之久，将制瓷密码详尽地透露给西方人。在其信中提到一种用于建造“天后宫”的来自于印度的欧洲银币“皮阿斯特尔”，可以在镇里自由地流通，足见这座边远山城的国际化程度比预想的要深得多。

这座无界的、开放程度令人不可思议的城镇，在八方“景漂”的支撑下，成为“四大名镇”之一，在明清数百年间雄踞世界瓷业鳌头。

划界

西方人的入侵结束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清末的御厂也在战乱中风雨飘摇，皇家威势的坠落使镇民们一时失去了依托。行帮也由积极地吸纳与包容，转而成为日益排斥与封闭，这显然是瓷业生产力下滑的必然趋势。日益萎缩的瓷业使得19世纪后期的景德镇寒气逼人，而程门的到来，为景德镇注入了一股久违的清新空气。

这位已经是知名国画家和书法家的黟县文人，踏足于景德镇，带来的是扑面而来的徽派画风。在同为徽籍人的御窑厂金品卿、王少维的共同推动下，在景德镇着着实实地刮起了一股“新安”旋风。这批被称为浅绛彩瓷的具有浓郁新安画风的文人瓷画作品，有着打动封建没落贵族情弦的动人旋律，与普通工匠所绘瓷画迥然有别。浅绛彩之风靡，甚至地方大员亦参与其中。由此，一批陶瓷美术家从工匠队伍中脱离出来，这似乎是景德镇瓷画家的第一次分化，也是里程碑式的分化。

当然，能被冠之以陶瓷美术家者并不多，近代向焯在其所著《景德镇陶业纪事》中称“全镇之美术家不过二三十人。”这表明，即使并未有种种证书，但居于匠派之上的美术家仍是必须要得到社会认可的。也因此，在当时拥有一件景德镇陶瓷美术家的瓷板作品无疑是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事情。

受清末渊源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陶瓷美术家显然仍是以徽派为主体，尽管此时的陶瓷美术家已经改弦更张，重拾粉彩而树“新粉彩”大旗。

“珠山八友”便是其中佼佼者。这批均非本籍的新粉彩大家们，视野开阔，风格各异，迥异于匠派。然而，在匠派为主体的近代景德镇，革新受到了坚决的抵制。于是，1912年，一所以引入新型制瓷工艺为目的的中国陶业学堂便只能悄然委身于离镇不远的鄱阳县境。

这所学堂建在鄱阳，景德镇的镇民们知道么？我想，应该大都是不知情的，而个中缘由正如黄炎培所言：“景德镇制瓷者，墨守成规不可改，担心一经改良，手工技术竟被淘汰而无啖饭，势且出于合群抵制之一途，故迁地以避之。”

一座曾经无视封建壁垒、无限开放的城市竟至于此，难怪东北实业家杜重远带领一班人踏入这座城市时，竟被视为另类而招致群起围观。类同于杜重远之类的企图在景德镇从事革新事业的近代实业家，大抵都不能逃过在景德镇“打酱油”的命运。

于是，这座曾经无界的城市，在行帮对立、画地为牢中不断失去其昔日的风采。以致当陈庚的部队解放这座城市时，这座曾经被殷弘绪表述为百万人口、千猪万米的大镇，已经剩无多。

跨界

因为制作建国瓷，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科的祝大年、高庄、郑可、梅健鹰等一行来到了景德镇，虽时日不长，这批新中国陶瓷艺术教育的先驱们对景德镇却形成了空前深远的影响。

而与此同时，景德镇陶瓷工业的现代篇章也已然如火如荼地启幕了。旧有的行帮体系被完全废除，一批国有瓷厂、科研单位与高校的建成，使得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变得格外旺盛，于是，大批的新一代外乡人踏入这座已经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瓷城中来。

这座复兴的瓷都将辉煌一直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中叶，当国有瓷业体系轰然坍塌之时，仿佛一夜之间，遍地的手工作坊让人恍惚间有时空穿越之感。在这种混杂的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匠派和美术家的分野很自然地在市场运行中再现，只不过，陶瓷美术家的称号被各种“大师”的名目所取代，而“大师”的数量已不是公认的几十个，而是在进入新世纪后飚升至几百个。

大师与艺术水平和财富被划上等号的结果，曾经使得受过更为高等教育的“学院派”教授大为不满，借助话语权的掌握和更玄妙的宣传，近年来，教授们已经取得了与大师们平起平坐的格局，终于，二者相安无事，甚至，教授当起了大师，大师也客座一把教授。教授和大师济济一堂，使学院和民间的界限立时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界限模糊的现象从金字塔的顶端向下延伸，学院的学生们与作坊的学徒们也变得几乎无甚分别。

界限的模糊带来的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的混搭现象，而另一好处是降低了门槛，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来自何行，你都可以玩陶瓷艺术。如果你要将此现象理解为混水摸鱼实属偏激，因为艺术的跨界在近年来的中国已经颇为流行，而景德镇陶瓷艺术的跨界现象只不过是流行风渐入而已。

艺术跨界古已有之，如唐英、程门等文人画家跨入到瓷画界即属此例，然而普遍程度无法与今天相比。近年来，各地国画家、油画家、雕塑家以及国外艺术家纷至沓来，并且如学徒般从头做起，这种八方来朝的局面使景德镇人有些惊呆了，而自豪与自信也陡然上升。这些跨界而来的“景漂”艺术家，虽然并未多加掩饰自己的掘金目的，甚至有的带有一种“殖民”的思想而来，但的确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形式技法与风格流派，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三分天下已有其一。

在崇尚、敬仰中，傲慢与偏见也开始漫溢开来，八方来“嘲”愈演愈烈，在“馅饼”与“砖头”齐飞的时代，习惯于自说自话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着实压力山大，也给景德镇陶瓷艺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摧毁自身独享的神圣权威，引入其他领域的媒介与材质，跨入更具时代意义的新境界，创造出更优秀的艺术品，成为摆在包括“景漂”在内的当今景德镇陶瓷艺术界面前的巨大挑战与机遇。董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