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文化，重儒学轻科学与艺术，而做为艺术门类中一项的陶瓷虽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但生产者却不受重视。以清代为例，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新品种新器型不断涌现，但在陶瓷史上留下名字的艺人寥寥无几，而督陶官员却榜上有名。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悲哀。

    陶人之称呼，由来已久，其意也几经变化，战国以前为官名，冬官之属，掌陶器烧造，《周礼· 考工记·陶人》：“陶人为濒，实二黼，厚半寸，臂 寸。”高诱注：“陶人，作瓦器之官也。”汉代以后指烧制陶器的匠人。《荀子…陛恶》杨惊注：“陶人，瓦工也。”亦曾指陶俑。《后汉书·汉武帝纪下》：“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明清以来，多以陶人称谓从事陶瓷生产制造的工匠。

    清朝末年，御窑厂良工四散。民国初年，景德镇瓷器在挣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后，发展较快，涌现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对民国瓷业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多青史无名。瓷器生产是一个技术性强、分工明确的手工产业，无瓷土不能成坯，无烧造不能成瓷，无釉及彩绘不能美化，无教育而无人才，可以说是缺一不可。但人们对这些从业人员的看法却有高低贵贱之分，扬甲抑乙。尤其是那些默默劳作的成型、烧造工人，社会从来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他们理应是真正的陶人。可“陶人”这顶帽子却只戴在了从事彩绘艺人头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亦多授予从事陶瓷装饰者，而成型与烧造的能工巧匠则无此机缘，仅能是工匠而已。这里并无对工艺美术大师不敬之意，只是为从事最基本的瓷艺工作的“工匠”鸣不平。1994年中共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的24户“陶瓷世家”中，见有非绘瓷世家，说明人们的偏见正在改变。但从所见文字来看，厚今薄古的倾向较为明显，陶瓷技艺世代相传的介绍甚少。民国陶人之多，涉及面之广，非常人所能想象，不仅有从事制瓷、绘瓷之人，还有实业家和教育家。需要多说一点的是，民国时期的实业家，大多数是瓷业工人出身，学有专长，只不过是成为实业家之后，经营活动掩盖了他们的技艺。而从事教育之人，虽较少亲手制瓷，但他们辛勤教学，桃满华夏。二者皆为真正的陶人。由于材料的不全，本文所收录的民国陶人，只能是民国众多陶人中的一小部分。以期知情者和材料的发掘，在日后增订，真正为民国陶人立传。本文按陶人所从事的行业分为实业、教育、绘瓷、制瓷四部分，每部分均以生年为序排列。生年不详的放在后面。

陶瓷实业家

    刘庭熙(1856-1936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江西抚州人，因排行第四，又叫刘老四。3岁丧父，7岁丧母，11岁时去景德镇学艺，19岁时为余金水窑户管事。28岁时开“刘森茂瓷号”，先生产圆器，后转产琢器的粉定业，主要产品青花喜字坛，远销山西、陕西，这两个省城乡居民嫁女娶亲，定要购买刘森茂瓷号的喜字坛，1916年与鄢儒珍合伙买下一座柴窑，成为琢器行烧做大户。刘庭熙勤劳俭朴，白手起家，发家后乐善好施。与赖老大(赖德馨)、谢老二(谢宝臣)、鄢老三(鄢儒珍)、黄老五(黄宿垣)等抚帮首士齐名。

    冯承就(1866-1935年)民国时景德镇烧窑名家，字重山。江西都昌人。家境贫寒，10多岁时来景德镇冯隆典窑户学徒。三年满师后升为管事先生。后又从事下港、管开窑簿、下手等行当。略有积蓄后，在冯隆典老板的支持下，筹措资金，与人合伙经营窑业。成年之后，与兄长合伙买下绣球弄窑屋。由于管理得法，经验丰富，生意日趋兴旺。清末，任烧窑行会陶庆窑总老板，拥有柴窑7座半，房屋和坯房48幢，另有田180余亩。北洋军阀过境时，商会分摊款项，名列富户第四名，时人称之为“四大金刚”之首。

    江梦九(1870-1958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窑业改良家，江西东乡人。家境贫寒，8岁时身来景德镇学习看色手艺。数年后，练就一手过硬的技艺，在同行中享有盛誉。广东帮中有名的大瓷行广同兴聘其为买办瓷器的总管，每年经手银元10余万之巨。1915年开办江源泰瓷厂，规模为两个利坯，以生产广州所需的脱胎细瓷为主。虽瓷  厂规模不大，但产销对路，生意很好，同时仍受聘于广同兴瓷行。江梦九办事公道，为杂帮首领赖德 馨的得力助手。徽、都二帮的上层人士对其也有好感。江梦九为景德镇陶瓷界的有识之士之一。杜重远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时，一些改革之举多用江梦九与饶华阶之策。江梦九曾被杜重远指定为测量柴窑的主持人，他照陶管局的规定，对每座柴窑进行测量，使全镇柴窑的尺寸规范化、科学化，减少了倒窑事故，确保了坯户的利益，缓和了烧窑户和搭坯户的矛盾，为以后以煤代柴的窑业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赖德馨(1871—1942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江西宜黄人，因排行老大，故称赖老大。年轻时就在景德镇经营窑柴，直至去世，达50余年。开办的“赖德昌”窑柴行，生意兴隆，每年售窑柴多达10万担，在1920年前后就居同行业之首。同时还经营瓷土、圆器、琢器、烧窑、米业等。其瓷土业每年在100万块左右；琢器作坊的规模为3双草鞋，生产各种茶壶和帽筒；圆器作坊为3个利坯，主要生产罗汉汤碗；柴窑名徐家窑，除烧制自家坯胎外，还烧搭坯户的坯；米店雇有伙计4-5人。经济实力较强，1920年就在景德镇商会中任执委常委。在经营活动中，以窑柴为主，其它为铺，注重信用，讲究质量，办事公道，为杂帮首领。倡导成立了保柴公所，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兼所长，对瓷业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

    余英泾(1874-1929年)民国时景德镇著名实业家，又名咏霖，号立农，江西都昌人。幼时曾上过三年私塾，后辍学来景德镇随父亲余寿显经营针匙业。余英泾接手父业的时候，景德镇瓷业日渐衰落，但他以勤俭节约、减少浪费、和气生财、讲究信誉，从困境中走出，生意越做越大，以至发展成为拥有窑屋、坯房、店铺50余幢的景德镇工商业巨头。其生产的瓷器有精瓷也有粗瓷，主要品种有马蹄杯、石榴盅、餐具、正德碗、斗碗(6寸到满尺)、盘、和合器、蓝边大碗、二碗、罗汉汤碗、鲜花碗、灰可器等。产品主要销往湖北、天津、上海、江苏、安徽及省内。其生产的瓷器底部均有“余鼎泰”款。致使许多窑户也纷纷效仿，或赵鼎泰或钱鼎泰。余英泾从起家到成为名动全镇的富家，从没有住过象样的房子，可谓木板房住一生，两件长褂穿一世。但热心公益事业，康达在筹资重建龙珠阁时，他积极响应，在都帮中率先捐出巨款。对帮派活动不感兴趣，故一些非都昌籍的艺人乐于与之交往，如安徽黟县人王大凡、毕伯涛等均有画作赠给他；江西丰城人曾龙升亦曾当面捏像与他。1926年北洋军阀过景德镇时，勒索钱财，商会紧急商讨对策，在全镇富户中按财富排队分摊款项，余英泾名列第一，故有“三尊大佛”之首的称谓。活动资金当在100万银元以上。

    吴简廷(1874-1935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字瑶笙，江西波阳人。1904年进京殿试，以教职(即学官)到彭泽管理教育，翌年调任德安，未赴任所，弃官而从商。先与人合伙从事陶瓷生产，继而又做窑柴、白土行生意。初为饶州会馆会首，后为杂帮头面人物。1909年底，与祁门人康达、都昌人陈庚昌三人发起组织景德镇商务总会。1912年起任会长达8年，与担任副会长任期加在一起共23年之久。1919年与北京吴钫集资10万元，在龙船弄口雷公山脚下建起景德镇第一座电厂，名为“景曜电灯公司”，并任经理，公司开张之日始，便年年亏损，且每况愈下。吴简廷以自己房租收入垫出近万元，直到离任。1925年以商会代表身份在景德镇各界组成的“五卅”惨案后援会上签名，并率工商界人士参加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晚年吸食鸦片成瘾而逝。

  王家琨(1874-1927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江西都昌人。出身于陶瓷家庭。其岳父亦在景德镇经营瓷业，为烧做两行的窑户。在岳父的支持下，开始独立经营窑业，兼开白土行，自行经纪，招牌为王新发。曾用钱庄的银票将滞销的几十尾乌鸦船白土赊下，次年瓷业行情看好，白土热销，获利颇巨。同时，瓷业生产也由做窑发展为烧做两行，并成为拥有三座柴窑的窑业大户。所制二白釉瓷器远销苏、杭、汉、广等地，北洋军阀过境时，财富排列第8位，有“十八罗汉”之首称谓。

  刘书桃(1876-?)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字约章，号寿眉，江西都昌人。幼时家境贫寒，来景德镇学徒。出师后，省吃俭用，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刘和丰瓷号。刘书桃虽读书不多，但见识过人，在经营中敢担风险，苦心钻研业务，坚守信用。几年时间，就将白手起家的刘和丰瓷号发展为烧做两行中的大户，拥有南、北两座柴窑坯房，设施齐全，有灰可器、二白釉、四大器、冬青器等坯厂9处之多。更难能可贵的是注重智力投资，将长子长媳送到法国留学，长子刘南溟留学法国8年，莸统计和哲学双博士，长媳程诱获法学博士。刘南溟回国后，受聘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中央大学为教授。1939年起任江西省统计长达10年之久。刘南溟亦不负父望，以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刘和丰号的经营作出了不懈努力。做为一个工商业者，能将人才资本化为政治资本，在景德镇实在是并不多见，而刘和丰瓷号在刘书桃去世之后的艰难情况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能不佩服刘书桃的深谋远虑。

    施维明(1876-1949年)  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又名施亦济。江西婺源人。出身于清贫之家。5岁丧母，10岁丧父。12岁时来景德镇施嘉祥红店学徒，18岁时因故被该店辞退。为了生计，利用手中的积蓄，买些下脚瓷器到浮南去卖。后遇与施嘉祥红店有长期宾主关系的广东帮瓷商莫彦祥。莫向来赏识施的彩绘技术，便借给施一些银元，使他在头门下(御器厂对面)租一门市，开一小瓷器店。以低价购进废次白胎，通过加彩，把缺陷遮住，加价出售，同时也绘些中等瓷器。御器厂有一管事先生洪克宽，也是婺源人，常来店中看其画瓷，见其技术不凡，构思精致，故把第三个女儿许之为妻。在岳父的资助下，在江家下弄开一画坊，以彩绘500件花瓶为主。由于当时彩瓷颜料多为进口，价格昂贵，遂萌发生产颜料的念头，于是变卖瓷器，去上海学习制造颜料学习了三年。学成回镇后，因资金不足，仍从事彩绘。其彩瓷作品在参加杭州博览会时获得一个二等奖，荣获嘉禾银质奖章一枚及龙洋一百元。以此为契机，开始兴办颜料业，在麻石下弄开设“祥和珍”颜料店。民国初年，又在陈家岭和南门头墙开“宝和珍”与“祥和珍”分店，生意蒸蒸日上。1930年，在都帮和徽帮头面人物支持下，当上了景德镇商会临时维持会的主事人。其间商会名称多变，但施维明主持商会达10年之久。与此同时，施维明的经营业务不断扩大，除颜料店外，还有白土行、南货店等。另外还在一些商号搭干股，出名不出资，坐收红利。前任商会会长康达、吴简廷、陈庚昌、张启东、吴少樵等人，都是先发家，而后凭经济实力登上商会会长宝座。惟有施维明先当会长后发家，几年时间，积累家资10多万元，住房和店房10多幢。在任职期间敛财无数。

    康达(1877-1946年)民国时景德镇著名实业家。原名特璋，安徽祁门人，家境贫寒。1888年，年仅12岁的康达以童科高中而进入县学。1893年人安徽大书院深造。1896年进入北京通艺学堂，第三年，中拔贡第一名，因潜心新学，被破格任命为内阁中书。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为总理，并任景德镇商务总会总理。江西瓷业公司成立之初，启用御窑厂原有作坊，开设公司下属的景德镇本厂，制造高级细瓷，并在饶州设分厂，拟以新法制瓷，因资金原因不得已而停办。本厂所产瓷器分圆器、琢器两种。另有柴窑两座。1915年所产瓷器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业务蒸蒸日上。并以“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人才，以改良陶业”的宗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陶瓷职业学校＿＿中国陶业学堂。未几，亦因资金原因而停办。在办瓷厂的同时，打破了景德镇瓷器销售中瓷商来镇购瓷必须在瓷行落脚的陋习，在九江、汉口、上海设立瓷器经销店，自产自销，同时在景德镇收购瓷器，以公司名义销售，扩大了景德镇瓷器的销量。康达在制止祁门瓷土东运过程中做出了特殊贡献。1915年，祁门瓷土的样品在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时获金奖，由此引起英、日等制瓷商人的垂涎。1920年，他们通过在上海的经纪人，以40石米1万斤瓷土的价格，先购40万斤经水路运往上海，康达闻讯，连夜赶到歙县，以国务院咨议的身份制止了瓷土东运。1921年，许世英任安徽省长时，康达又请他给予关照，使祁门瓷土销往景德镇，保证了景德镇优质瓷器的生产。1922年又集资对御窑厂珠山之巅的古迹进行重修。唐代时珠山建有聚珠亭，宋代复建名中立亭，明万历时重建名环翠亭，到民国初年，亭已倒塌。历时三年，在古迹遗址上建立楼阁一座，名龙珠阁。康达晚年受身残影响，基本上是在家乡佛龛前度过的，但他早年对陶瓷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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