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陶瓷工艺有传承价值的,除了历代的传世品,当然还少不了陶瓷专著。
《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的制瓷工艺流程
元人蒋祈写的《陶记》,虽然只有短短的1090字,但对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工艺、工匠分工、产品类分、择地外销、赋役课税、官吏的“重取于民”、商贩盘剥等,都有记载。从其内容看,作者不仅熟悉陶瓷制作,还十分同情陶工被剥削被束缚的困境;字里行间多有可资查考的时代特点。《陶记》不仅是中国最早一部记述景德镇陶业的专书,而且蒋祈也被中国陶瓷业界评价为历史上第一个“知陶”的人。
其后,值得一提的文献是宋应星(1587—1666)所著的《天工开物》。这是一部脱稿于明末,包括有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其中专有《陶埏》一卷,以主要篇幅介绍了景德镇瓷器成型的工序,依次叙述原料、澄泥、造坯、画花、施釉、装匣钵、举火烧窑等项作业。对于陶车和陶窑的构造还写出定量记述,画出图样,可以说相当详备。
陶模
接下来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ere D'entrecalles)在1712年和1722年写回欧洲的两封信,对于当时远远逊色于中国瓷器艺术的欧洲来说,确有“解密”之功。他着眼于科学技术,用比较的方法,向欧洲人介绍十八世纪初期景德镇瓷器的组成、品种、制作方法,包括釉的使用及其各种性质、彩瓷的颜色和彩饰艺术、控制烧成温度的方法等。在用料多少,窑炉容量以及工具设备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方面,也有较精确的数字记录。
而第一个全面记述“陶之业”与“陶之人”而堪当“陶瓷美术家”之名的则首推清人唐英(1682—1757)。唐英,字俊公,自号陶成居士,1682年生于沈阳,祖籍正白旗下满洲人,世居沈阳。16岁入值满清皇室的内务府,凡是康熙皇帝“车驾所临”,他无不朝夕趋承。他在内廷三十年,学得能诗善画,学问通达。雍正六年(1728年)秋八月,奉命督陶江西,代朝廷管理陶政。他到景德镇后,自问制陶虽是一件很小的差事,但自己对于物料、火候、色釉变化以及造型样式的异同都茫然无知,不知如何下手,于是闭门谢客,悉心钻研陶务,与工匠同吃同住三年,学陶人之本色,探陶人之天地,了解陶人之悲欢离合、眼界胸怀。在充分体察陶工后,化自己为一陶人,跟着工匠学技术,变外行为内行。他还阅读了大量文献典籍,查找有关制瓷的知识,并专门组织人去古窑场作科学考察,捡拾瓷片进行分析研究,从实物着眼,从文献资料着手,竭尽全力了解前辈的技艺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唐英是中国历史上督陶最久的官员。由于他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都很有心得,在他主持或设计下,景德镇御窑厂进入了自宋代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所出精品瓷器更是洋洋大观,无论是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还是制瓷技术都真正做到了集以往陶艺之大成。他在瓷器颜色釉方面仿古创新的贡献无人能与之比肩,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之多;在造型与纹样装饰方面,他能做到在一个地区一个窑场既仿前朝佳器,又仿各地名窑作品,彩绘“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还每每以玲珑、新奇取胜,不仅满足艺术的要求,而且也满足了皇家的欲望和追求,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唐英督陶28年间景德镇烧出的瓷器世称“唐窑”,是公认的“瓷中珍品”。
扬州出土的巩县窑“唐青花”釉中彩试烧标本
所谓工匠的学问也是经验的学问。唐英致力于制瓷工艺的总结和改革,在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建立起了最完整的工艺流程并编绘出了《陶冶图说》,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作了最完整的科学记录。他先后编写的《陶务叙略》、《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