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回了景德镇,我不止一次在别的什么城市遇到下面这种情况:往往坐中有不知我履历的朋友,滔滔不绝谈陶瓷,谈中国曾经著名或至今不怎么著名的窑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许多的还是信口开河,有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浮夸,也有以讹传讹、望文生义的谬论……最后有知情者推出我来,不仅让对方心生恨意,也同时让我好生尴尬。
我于是每次都说:无论是陶瓷还是景德镇,我其实都是处在探头探脑的状态。
这是一句实话,我认为没什么好丢人的,某种程度上,我很满意自己这种“门外汉”的状态——我还没蠢到忘了自己斤两的程度,本人读书既有限,也不发狠读所谓“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信马由缰,兴致所至,绝不为难(或曰“挑战”)自己的智商——多亏了我的东游西逛,频频行走,才有了东拉西扯、沽名钓誉的本钱,所谓见多,方能识广。
闲话不摆,切入正题:谁知道菲奥娜•王(Fiona Wong)和卡洛琳•成(Caroline Cheng)是谁吗?
去年11月8日,一位叫莉莉娅妮•福西特的英国人在伦敦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中国设计”的中国当代设计展,就在这个展上,福西特将她在中国景德镇发现的两位陶艺家——菲奥娜•王和卡洛琳•成——的作品推荐给自己的同胞,说他们都是“很有趣的艺术家。”此前一周,福西特的另一位同行已经把中央美院的一些学生作品成功推荐给了苏富比拍卖会,作品中包括一件会变色的茶盘,据说设计灵感来自钧窑那些会在不同的温度下呈现不同色彩的瓷器。
国际设计界对中国新生代设计的认可程度,可能要高于我们的预期。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当地媒体在报道年轻的中国设计师的“非凡作品”时,非常惊讶这些作品中呈现的自由感,“尽管所有的学生,尤其是家居设计方向的,在最初都受到过严格的传统工艺训练,比如采用木、藤、陶瓷还有漆器作为设计元素,但是他们仍旧受到鼓励去探索和尝试当代设计概念,比如可持续发展性等等。”
英国人所说的那种自由感我非常认同,我在景德镇很多年轻的陶艺家身上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比如干道甫,比如崔迪,他们对传统工艺的尊崇与训练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当代审美情趣的迎合与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的所谓“发现”并非突变,中国新生代的设计力量其实生成、存在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被外来者注意到,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增长保持同步,它很容易被人解读为“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这样的伪真理,完全忽视了“中国传统工艺的存活力与存活度”这类因素的影响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根源,应该还是中国文化强大的胃囊。
比如景德镇陶瓷中很多经典的器型与图案,现在都是标准的景德镇乃至中国符号,但它们最早来自异域,这是我来景德镇后才知道的事实。
中国文化可能是人类社会中对外来文化最不排斥的一种文化,它的这点自信,来自它的绵延数千年历史的时间维和从赤道到北极圈之间宽阔的空间维,我曾经说过,这种天生自信有助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艺术家——甚至执政阶级毫不困难地接受目前在全球事物中占据普遍性的西方观点:全球化意味着更大的人道主义、国际和平与科学的传播、全球统一市场的创建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比如在对西方审美观的认可这一点上,中国艺术家不仅没有接受的障碍,甚至有迎合的嫌疑。
不妨看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课程设计和教材选择,你就知道我们对西方美学理论与美育体系有多么严重的依赖,很多声称要颠覆西方审美意识、重新架构东方美学体系的远大抱负者,完全忽视了自己手持的“铲子”与“手术刀”都是西式的这一事实,无论是理论还是语言,其运用能力都来源于西式教育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动不动就妄言“去西方”,尤其在国力大涨的今天,这是标准的暴发户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