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一部古代武侠片中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比较典型的字画市场里面,琳琅满目地陈设着许许多多的古字画,然而其中竟然有一幅近现代画家徐悲鸿的画作-《奔马图》,时空的错位让我在那时便产生了一个疑问:艺术的夸张难道可以置历史现实而不顾么?
时隔数年,当我徜徉于景德镇陶瓷人物画市场时,我再次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一幅幅有着鲜明个性的陶瓷人物画中,竟然千遍一律地描绘着同样的服饰,不管是三国时代的《五虎战将》,还是宋朝的《水浒英雄》;也不管是魏晋时期的高士图,还是元明清时期的仕女图。不同的时代原本反映不同时期的风貌,但这些服饰的款式竟然是这样出奇地一致,甚至于像头上的发簪,腰间的配饰,耳坠的描绘似乎都同出自于一人之手。
第一次的疑虑和第二次的惊讶虽然由不同的艺术门类而引发,但同样反映出艺术和现实之间的纠缠错乱。
谈到艺术和现实的问题,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句话基本上高度概括了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即是说艺术的素材虽然来源于生活,但这些素材经过艺术家的提炼之后形成的艺术作品就不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了。
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不求甚解者就以为艺术作品虽然源于现实生活,但作品内容和形式可以天马行空,甚至是情感泛滥:而另外一些艺术家则坚定地认为艺术虽然可以夸张,但必须站在时代背景这一历史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正如哲学里面讲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艺术的手法虽然可以肆无忌惮,但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先前所说武侠片中的画家“穿越”现象,只会因其制片对历史的无知而引起观众的嗤之以鼻,而时下景德镇陶瓷人物画艺术市场之混乱,也再一次凸显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空前的浮躁和狭隘。
人物画在我国周代的壁画中便开始发端,后历经千年洗礼,人物画终于实现了从“形”到“神”的过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家主张以形写神,紧紧抓住有利于传神的眼神、手势、身姿与重要的细节,强调分别,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顾盼呼应而略于环境描写。
后来明代画家邹得中在其《绘画发蒙》中,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了人物画的“十八描”绘画技法,这种技法以写神为宗旨,以每个朝代的服饰为准绳。但似乎后人对其理解模棱两可,以为突出神而略其形就是得到了“真传”,这正如时下景德镇某些陶瓷人物画家一样,认为以其娴熟的技法把人物画搬到了陶瓷上,便自诩深得中国人物画精髓。
国画大师齐白石说: “作画如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的为媚俗,不似的为欺世”,人物画作为艺术创作中的一种(造型艺术),它必须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和源泉,反映现实生活,但同时又需融入创作主体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反映的生活内容和审美评价熔铸在美的艺术形式之中,而这恰是艺术作品审美本质的体现。所以人物画尊重历史真实,不仅体现了一种对艺术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对我国历史文化的担当,因此,陶瓷人物画中的服饰也应正视历史现实,回归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