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另一个“面相”

　　拜读了《上海书评》8月29日刊载的章汝奭先生的《也来谈谈“收藏”》，深为章先生琐细的叙述中流露出“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超然以及先生对于收藏本身的那份淡定、从容所感动。在章先生看来：收藏的核心是人世交往的情感交流，乃至这些情感的记载、依托，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记录、追踪和对它的反应……应该说，先生字字珠玑，传达出一种洞悉人生世态后的睿智和拙朴，也给渺小如我辈者一种醍醐灌顶的顿悟。

　　当然，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抱着这种心态和眼光去看待收藏，那么拙作就没有写下去的必要。可惜，实际生活中，“收藏”并没有如先生言语中所蕴含的那般精神要义。反而成为金钱、权位的一种变相表现形式。极高尚的东西一个转身，成为极萎缩、卑劣的东西，倒也符合当今多数人的生活认知标准。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随着收藏类节目的风行和马未都先生走上《百家讲坛》的舞台，近些年的确刮起了一股“收藏”的风潮。然而，依在下的愚见：无论是《华豫之门》还是《鉴宝》都呈现为一种新的投资或炫富手段，或者仅仅是伴随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小资情结；无法上升为中国人民族情结和历史传承意识的苏醒。再往深一点挖掘，这种情结如果仅仅需要一些金钱，那还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旁人非但没有指手画脚的权力，一旦开了口更有着被讽带有酸葡萄心理的危险。可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某些为小众所知的故事，让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收藏背后的掠夺、杀戮、战争和无休止的罪恶。

　　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敦煌学。众所周知：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省，但是敦煌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甘肃，日本人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当然还有著名“西方探险家”的斯坦因和伯希在探险之余带走了大量的文物，巧合的是大英博物馆存放中国古画的藏室就叫做斯坦因。正因如此，国学大师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的体会实在太过深切：一百年前圆明园的火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痛，所以才有了之后吴仪和巴舍尔夫斯基关于大盗和小偷的针锋相对。但试问如果没有之前慈禧妄想将所有稀世珍宝都据为己有的贪婪，又何来如此强烈的创痛和如此巨大的损失呢？丰富的收藏往往会招至嫉妒和觊觎的目光，遇到有狼子野心者也许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如此。

　　这样的事在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还在不断发生着，不知道波斯文化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浩劫之后还能有多少的残余。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艺术品变成了富豪们标榜身价的工具，其实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样的收藏里面有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鲜血和眼泪。附庸风雅的收藏家们往往不会也不愿意知道自己花费巨资拿到的艺术品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摧残？盗墓对于死者尊严的践踏？被利用走私的无辜者的性命？好像在他们付出金钱的那一瞬间之前的一切都被一笔勾销了。试问这样的收藏依托的是怎样一种情感？记录下了一段什么样的历史？真的还能被算作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合理追求么？

　　我仅仅是个黄口小儿，肯定无法参透章先生那样的大学者高深超达的思想世界，仅凭文章中章先生的记叙已然敬佩他对于收藏的态度和对于人生的豁达。在此胡乱说了一通只想试着指出收藏本身的另一种面相：人性之恶将原本美好的艺术玷污了，更讽刺的是太多的人将这种恶连同艺术品一起收藏起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孰不知在无意间将穷极一生想要掩藏起来的财富背后的东西一同赤裸裸地亮了出来，让所谓的收藏背负了永远无法洗清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