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收藏”

收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是人世交往的情感交流，乃至这些情感的记载、依托，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记录、追踪和对它的反应。这样，人们能从收藏中体验到或仍在体验着对藏品的欣赏、愉悦、兴奋、满足或惋惜。

章汝奭

我今年八十四岁了，从小到大，从少到老，人世沧桑、兴衰冷暖都经历了。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的，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三场几乎都是不治的大病都闯过来了。尽管现在余日无多，可我还时时在想如何能利用这有限的时光做一点有益之事，直到这个蜡烛头点完。


我从小受家庭和父风的熏陶，初中时起也想染指收藏，但家教綦严，身上很少有零用钱。只是春节时压岁钱存下一点，平时买文具问家里要钱存下一点，开始集邮。那时育英中学在北京灯市口，校门口往东，油房胡同口有个邮票摊。摊主是旗人姓启，老启很穷苦，但在邮票上却有来路。我开始从民国的几大套，如大元帅、统一、谭院长国葬等等，以及二版航空、残缺不齐的头版航空、光复、共和，乃至清代的龙票等等收集。我又从东安市场淘到1935年美国SCOTT原版的邮票年鉴，这样既开拓了眼界也增进了集邮的专业知识。我也陆续收到一些古老的外国票，如英国的黑便士，美国的富兰克林、华盛顿头像老票，甚至有次还收集到美国华盛顿侧面头像变体叠印版票，SCOTT年鉴上估值3000美元，这当然属于珍邮之列，后被人借去参加上海1942年邮展竟未归还。
我的集邮生涯中最丰厚的一次收获，是1941年春我来上海探望母病，那天父亲忽然有空问起我集邮种种，说“小小年纪也想从事收藏，有乃父风”。后带我到霞飞路一家法国邮商选购邮票。我一眼就看到展橱内陈列的清代头二次海关龙票及慈禧万寿票，还有清代日本版龙票。我父亲一下子都为我买下了，这真是大丰收，喜出望外。
1946年，我从四川回到北京旧家后，旋即就职于敌伪产业处理局。一天傍晚，下班步行回家，在米市大街圣公会门口的高台阶上遇到老启。那时已届严冬，他穿着旧棉袍，两手抱拳，哈着哈气，瑟瑟作抖。看到我走到他面前和他打招呼，半晌他才认出来。几句问答之后，他说，“您来得巧了，今天我有个宝贝给您，您一定高兴。”说着他从下面的邮册中拿出一张印刷粗糙的纸片，上面贴着四小张解放区晋察冀边区的样票，说：“您给两块钱吧。”我给他四元，他再三道谢。我在回家的途中，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是为获得难得的邮票高兴，另一方面却为老启的境遇感叹唏嘘。其后我曾几次存心走米市大街去找他，却终未能再遇……一下子六十几年过去了，老启肯定早已不在人世，我这些邮票也已荡然无存，这一切，俱如云烟过眼，人世凄凉往往如是，不足为怪。


我二十四岁时岁尾至次年初患肺病大吐血，以抢救住进华山医院，止住血后，诊断为开放性肺结核，要我回家疗养。妻为救我性命，变卖家中所有值钱之物，其中最珍贵的一件是我岳父留传下来的十八世纪英国某著名家具公司制作的古典式榉木写字台书柜，据知1939年购进时为1953年变卖所得的十倍。
总算“物去人留”，不到半年，我就病灶钙化痊愈上班。
当然，每天愁升斗为稻粱谋的人遑论收藏，但那时我还是有一点点自己的小收藏的。如1951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五元钱的时候，午休时逛朵云轩，就用这五元钱买了一方明坑水端端砚。还有一本时时翻阅的岳父传下的一函一册宣纸精印的《澂秋馆吉金图谱》（序中说明仅印一百册）以及两方白芙蓉石章而已。至今端砚和石章犹存，惟《澂秋馆吉金图谱》却在“文革”中散佚了。
十年动乱，我被流放梅山当炊事员。淘米烧饭之外，看书写字，宿舍中只有一个小方凳，上面铺一块木板，自己做了个小矮凳，这样就能写字了，当然也只能写小字。
那时工地上也有个新华书店，门可罗雀，我却是常客。除了在那里买到翻印的教忠本唐诗别裁外，还买了一些旧籍。后来认识了书店的经理，姓“景”，人很儒雅，他代我买到一套乾隆听雨斋刻本的《楚辞集注》，只要我四元钱。这是我用自己的工资买下的第一套线装古籍，想到旧家所藏古籍珍本有四大橱之多，曷禁慨然叹息。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与过去教我经史子集的王君珮老师取得了联系，1978年初即那年农历正月初四作首七律写成横幅寄给他。不久接到他的复信，夸奖我诗作得好，字也写得好，同时寄给我他早在1941年在北京贺莲青定制的 长锋嫩羊毫对笔，湘妃竹笔杆笔直而光洁，所刻的字极精美，文为“气吞五岳”，并刻上“辛巳贺莲青精制长锋嫩羊毫对笔”字样。我从来没有见过制作如此精良的毛笔，记得在北京读初中时就知道贺莲青、青莲阁是京城制作毛笔的两大名店，其标价远高于李福寿、戴月轩、李鼎和等。此外还有极为珍贵的《三体石经》拓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残石初拓本的全部，可谓十分难得的希世之珍。早在民国十三年，其时《三体石经》残石在洛阳刚刚出土，日本神田喜一郎即写信给王国维托他购此拓片，王国维复信说“现已不易得”（见《王国维书信集》）。五年前，在我心脏手术后，始敦请巨匠精裱成册。
1988年春我去北京开会，抽时间去看望王老师。他住在西城小玉皇阁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他老人家已九十多岁，家中也只有老夫妇两人，女儿女婿都不在身边。老师已不大能走动，师娘也已八十好几，却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小院子里种的草花，发出阵阵清香。老师让师娘取出一套康熙版的《六书通》给我，说：“你写字，这套书你用得着。”四年之后，老师仙逝，享年九十八岁。我每每展视老师的这些赠与，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想起老人家清癯慈霭的面容，曷禁潸焉出涕。


我是1983年（癸亥）认识陆俨少的，他一看到我的蝇头书就赞不绝口地说：“简直是鬼斧神工。”那时他正如日中天，从第一次见面后，就不再去打扰他，可巧报人许寅要我为他写张蝇头书前后赤壁，而且要求后面要有三尺余纸，以便求人作画相配。我如所请写了给他，他旋即求申石伽画。过了一个多月，申老雅自谦抑电许寅说，他的画配不上字，最好求陆画，始称双璧。其后不久，许为某案件须采访当时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就去杭州，一并访陆老求画。陆如其所请，很快交件，画得十分精彩。交付画卷时问许，章现今还能写此细楷否，许说当然行。陆老请许寅带话给我说：“如他肯给我写，我肯为他配画。我后天即去上海，请把我上海的住址和电话给他，我希望能见到他。”不几天，我写好两张《赤壁赋》并带去一张清代料半纸去看他。他非常高兴，接过字幅，当即选定一张自己留存，另一张为我补图。其后我取出纸请他写个字卷，他对我说：“他们说我的字是画家的字”，意思是说：“不是书家的字。”我说：“那些人看惯了庸脂俗粉，何足计较，你只管给我写，自当什袭藏之。”这之后很快进入谈艺话题，谈得非常投契，他留我午饭，饭后给我看他最得意的作品，《杜陵秋兴图卷》。画卷是这样安排的，画分八幅，每幅画前各以另纸以七八分大小的行楷按次序书写秋兴诗。此卷精绝，我以为平生所见陆老作品此为第一，其后又给我看一小行草手卷也很精彩。我告别前他说，平生与友人谈艺，未有如此投契者。不数日，他来电要我去取件，书画俱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字卷，所书为其自作《题雁荡三则》，由于是旧纸，纸质极为细密，纸墨相发，十分出色，潇洒浑厚，夺人心魄。多年来，我看到他不少书作，像这个手卷，似无出其右。
1985年乙丑，我赴海外为联合国世界贸易中心撰写教材，归后不久到杭州开会。一天晚饭后冒雨往访陆老，快谈二三小时，临别我取出所书蝇头小楷《阿房宫赋》，其后有二尺多余纸，求他画阿房宫图。他说“我画不来界画”我说“哪个要你画界画，写意就好”。不久，他画好用挂号信寄我，极精，小中见大，真是“咫尺应须论万里”，后来我求沈子丞为是卷书“阿房宫图”四字作引首，精裱成卷，友人见之无不称羡。
其后，我曾书赠他小楷《离骚》及《金刚经》，并撰文“谈陆俨少的诗书画”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后他又为画“烟江叠嶂图”卷，并赠我梅花立帧，他辞世后我写过两篇纪念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及《厦门日报》上。两年后其长子陆京来看我说，要为其父出精品集，遵父遗命请以我的所著文为序，我自然同意，并为此又写了跋语，用示朋友交情。


我结识沈子丞并成为忘年至交是由王一平介绍的，七十年代末，我自梅山调来上海任教。王老曾请我在梅山结识的难友梅益声（市委干部）陪同办公厅主任李庸夫来看我。我从不结交权贵，但对王老给予我的礼遇和尊重我一直十分感念。其后，我曾为王老收藏的古书画作题识。他则以道光旧墨和硃墨相赠。1986年初，我在桃水竹黑面成扇上以铅粉书唐诗送他。他看了之后非常喜欢，说他还有点泥金粉，请我在另一面也写好送他。后我取士申知己之义写了《滕王阁序》。他拿到以后说要好好保存，并说你等一下，我再给你看把扇子。原来是把明代丝制面扇子，完好如新。一面是明周东村画的花卉，另一面是沈子丞写的小楷，古淡幽深，别具逸趣。我谛观良久对王老说，看了这样的小楷我自惭形秽。王老说：“你不必过谦，你们是各有千秋嘛！你认识沈老吗？”我说不认识，王老说，我为你介绍，沈老住你家很近，春节快到了，你可去贺岁。从此识荆，晤谈之后，相见恨晚。不几天，我选录所作诗词成一手卷送他请教。他非常高兴，后来我去看他，他告我特别喜欢其中“丁卯岁晚抒怀七律”，要我写成直幅送他，我当然乐于从命。
又过了一年多吧，应该是1988年戊辰秋，他由女弟子张倩华陪同贲临寒舍，给我看我送他的诗词手卷已裱好，并带来特为我画的《晚晴阁吟诗图》大横幅相赠。这幅画满幅翠竹郁郁丛丛，前立一老者仰头背手作吟哦状，美极了。更巧的是我的卧室旁也种有一大丛凤尾竹，这幅画竟有这样的巧合，自然喜不自胜。
在这之后，他又为所书楚辞汉赋卷画了《屈子行吟》及《楚太子对吴客》作为引首，为我所书金刚经卷画佛像。1989年己巳九月，我作了三首七律赠他，后来刊载在香港出版的《收藏天地》上。在这之后，1991年春节后，他为我画《赤壁图》，沈老所作与陆老大异其趣，构图之妙，皴法之精微，设色之淡雅，真令人心降气下，拍案叫绝。又过了三年，他画了幅《秋山雨霁图》送我，其时他已经九十一岁了。
1995年春节，我卧病在床，沈老在苏州度岁，知道我病，特让他孙女送来他的名作《青蛙图》赠我，长者对我的恩遇，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次年，他即归道山，享年九十有四。我非常喜欢这张《青蛙图》，重装后配上柚木镜框悬之壁间，别有佳趣。记得几年前，曾为张大千收藏的八大山人《双鱼图》在香港佳士得拍得高价数百万港元，我以为这幅《青蛙图》更值得人们欣赏、珍视、宝爱。我每每想起沈老遇我之厚，总觉愧恧不置，他赠我的书画作品，每件都能勾起我和他交往的件件往事，令我不胜低迴。


最后我要提到的，是由梅山故交卞祖怡兄介绍我认识的复旦大学档案馆主任杨家润先生，此人真可谓谦谦君子者也。他早年曾从樊浩云之子伯炎先生学画，可谓取法乎上。我以为樊浩霖在三十年代其画名虽不若萧谦中、郑午昌、贺天健等，但实在说来其所作赫然有大气，了无俗韵。家润兄虽不以画名世，但确实画得很好。大前年（2007）春节，祖怡兄取出我在梅山潦潦草草写的十多行放翁草书歌，既无款识又未记年月，但我确实知道这是梅山率意涂抹的，而他竟视同拱璧，藏之三十余年。他找出来却是要杨画一水墨山水小手卷赠我，我看后非常感动，就将这段故事以蝇头书作了题识并装帧成卷。谁知时隔仅数月卞兄竟患脑溢血溘然长逝，睹物思人，深用痛悼。最近杨兄又作一大卷持以示我，观后十分赞赏。杨兄见我喜欢慨然相赠，我旋为此卷以擘窠大书写“元人遗韵”四个大字以为引首，斥重金为之装池。尽管有人觉得这样做很奇怪，而我却以为理应如此，这样才能表示我对这件作品的珍视。
以上这么多的小故事说明了什么？我以为它们或多或少地说明了我的收藏观念和对收藏的理解。这其中核心的内涵是什么，是人世交往的情感交流，乃至这些情感的记载、依托，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记录、追踪和对它的反应。这样，人们能从收藏中体验到或仍在体验着对藏品的欣赏、愉悦、兴奋、满足或惋惜。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应物化为金钱？难道所有收藏行为最后都应和金钱挂钩？我觉得真要那样看就是对“收藏”的亵渎。再简言之，难道非得腰缠万贯才能从事收藏？反过来说，难道真的斥资亿万购买文物的人就真懂得收藏？！恐怕不一定吧！我愿以个人所知，所见，所历，质诸识者！
2010年7月5日晨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