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桢与现代陶艺

张守智：到59年一日三餐都是稀饭。
周国桢：所以我还是忍受下来了，一直坚持，我为什么要坚持呢？陶瓷材料把我吸引了，景德镇的特色、它的历史、它的现状让我有打天下的余地和空间，而不是一张画画满了。我要开辟新天地，打开一个新天地，景德镇有我发挥的余地，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安心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就一直创作，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反映生活，从50年代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这种生活。
文革以后我的创作题材多为动物，用动物来表现现实生活，用动物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从动物里头都能找得到，动物里头都有历史背景，都是不同时期的一种反映。在我的作品里头，能看到不同时期的变化。我60年代开始变法，50年代都是写实的。忠实于对象，不长形式，只长内容的写实功夫也是需要的，但是你还得拔得出来，你拔不出来就没有你自己固性的东西。所以到60年我就开始变法，我就开始形式上的考虑了，在这方面我要感谢郑可，五子羊、五子鸡呀，这些基本上都是形式变法的结果。运用高等材料，运用全国各个地方的不同的釉色，景德镇的釉色用完了，我又集全国之大成，在我的展览里面各种各样的釉色差不多都用了。49年我大概跟我的同事（当时在研究所的同事）三个人到北京来看展览，我们看完展览买了票要回南方了，我听说在工艺美院正在办展览，就把票退掉了，结果它（展览）延期，我就到他（郑可）家里去了，他当天晚上给我讲的就是形式法则，这对我启发好大，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触动了我第二个时期的产生，当时我也考虑颜色釉要达到造型结果，就必须夸张、必须要有形式感。
另外，我也讲一下，为什么文革之后我的作品全是以动物为题材，这主要跟儿童时期的生活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周金鼎老先生的影响，周先生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在日本留学五年，在法国八年（抗战的八年），他是罗丹的学生，当时在国外写生动物对他有一定的启发。周先生是我的小同乡，我家里离他家里只有八里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他回国时，我正好在（纳言县）读中学。他穿一双草鞋，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回到自己的国家。他回国后在中国美院当教授，他是专门做动物题材的。他也主张我做动物题材（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专门做动物的艺术家），当时我也没有完全答应，但是他还是教给我方法，我也就跟着学了。他教我写生，拉着篱笆到农村里去，看着鸡塑鸡，看着牛塑牛。他跟我在研究所待了半年，一天到晚拉着篱笆去写生，这个基础打得非常好。文革期间，景德镇第一张大字报是对着我来的，批判我，批判到什么程度呢？我56年做了一个迎春（一个小孩拿着一个爆竹，一只手捂着耳朵），本来就是爆竹一声辞旧迎新的这么一个主题，可开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没别的意思，最后他问得我不能再答复，我只有重复我的意思。他说你是不是要炸死共产党？我当时觉得人太可怕、太可恶了，实在是黑白颠倒，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我觉得牛最伟大，忠心耿耿，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为你服务一辈子毫无怨言，我说谁伟大？动物伟大，动物精神最高尚，做牛做马，鸡给人生蛋生一辈子，最后人还是要把它吃掉，这个鸡多么高尚，所以高尚的是动物，所以以后我下决心专门研究动物，同时又把动物人性化，我通过动物来表现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