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消融的下午，在王锡良家洒满阳光的客厅，墙上悬挂的“陶瓷世家”四个大字格外明亮。老人坐在他的木沙发上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起往事，“我15岁第一次卖的是一个笔筒，画的西施，卖了两块钱，我妈妈、我婶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两块钱能买100斤大米了。”

  王锡良得意地从卧室的衣柜里翻出一个刚烧制完成的瓷瓶给我看，瓶身寥寥数笔青花，画的是一块岩石，一旁写着“涂成一片石，添上一棵松，安一小亭子，再请一诗翁”，别有意境。“青花要烧出来才知道什么样，上次烧了10多个，才得了两三个，这个青花烧得蛮好！”刚说完，他又不忘解释道，“我是画粉彩的，青花我是门外汉，画着玩。” 

  从13岁开始学艺，这位跟陶瓷打了70多年交道的老人身上，浸透着人生的厚重，也正因为此，他的言谈举止中自然流淌出的是谦和。

  “满口饭可吃，满口话不说，活到八十九，不知眼睛瞎不瞎。”在一本题名为《锡良文存》精致小巧的宣纸册上，王锡良用一笔风流独到的行书写下他的座右铭。

  他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创作大型瓷板画，却曾被批评连最基本的“料性”都不懂

  1959年，随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装修完毕，年仅37岁的王锡良为自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为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工作，就是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创作大型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

  “大家都起稿，题材都是革命题材，我画了一幅小的井冈山，省里的文化局长说‘这个中国画味道很足，就让他来画’。”王锡良当时所在的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会聚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陶瓷艺人和陶瓷美术教授，这个结果令人十分意外。

  这看似意外的结果来自王锡良的精心准备。江西厅在没有装修之前，曾经邀请江西和北京的艺术家们到现场征求设计意见，江西方面建议以瓷器为主，北京的画家却反对。“他们说不要把江西厅搞得像瓷器店。我听到这种说法，回来就创作了一幅中国画想试试看。”

  从元代开始，景德镇就是中国的制瓷中心，并从明洪武年间开始设立“官窑”专为皇家生产陶瓷。但在上千年的制瓷历史中，陶瓷绘画一直只作为瓷器的装饰手段存在，一般人认为，陶瓷只是工艺品，不能算是艺术品。

  清康熙、乾隆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中开始出现绘有中国画图案的陶瓷作品。但国画是平面的，陶瓷是立体的，陶瓷绘画材料笔法与国画也存在差异，更需要烧制成器，想在陶瓷上呈现中国画的效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釉上彩是画在上过釉、已经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过的瓷器上，画完后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烧一次。粉彩的颜色经过高温会发生改变，要绿色画的时候是白色，要红色画的时候是紫色。色相如何把握，都要有功力，一般的画家只能画烧制后颜色不变的新彩，画不了粉彩。”当然，在王锡良看来，这些基本的技艺并不算难，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瓷板画难在要画出没有画稿可循的井冈山全景，共四尺高、一丈多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现实主义题材，完成这么大的瓷板。

  王锡良向领导要求去井冈山实地体验生活，充实画作的内容。“井冈山那么大的山，几个哨口我都是靠脚量着去。”江西井冈山著名的红军5大哨口在当年红军根据地茨坪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之间的距离大多超过30公里，王锡良带着干粮在山上一住就是十多天，足迹到哪里，就写生到哪里。

  半个月后，回到景德镇的王锡良开始根据写生的素材进行创作，这时，距离人民大会堂安装瓷板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瓷板画由四块瓷板组成，刚烧制完一块时就有人议论纷纷，不少人出于好意劝说他不要再画下去，而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就是“画了20多年瓷器，连料性都不懂，还想进人民大会堂！”

  所谓“料性”，是景德镇陶瓷绘画行业中的重要基本功，即对颜料性能的掌握，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景德镇青花“料分五色”，主要成分为金属钴的氧化物，根据含水量程度不同烧制后会呈现5个不同的色阶“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其中浓淡合宜的二浓料在传统的粉彩勾线中运用最广，王锡良却偏偏不用它，“我用的大部分都是极浓的料，画出来粗而且硬。”

  王锡良的作品在景德镇艺术瓷厂烧制成功后，被送往省城南昌，果然引起了一些议论。王锡良被通知立即赶往南昌解释此事，“景德镇其他人画的都得到了肯定，就我的过不了关。我只能说来不及再重新画了，只有拿到北京试试看，行就行，不行也没办法了。”为了保住自己的作品，他想出一个主意。

  “一到北京，画家们都说我画的好，瓷板就留了我这块，其他人画的都否定了。”说起这个结果，王锡良再次在我面前得意开怀地大笑起来。他创作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以其大气磅礴得到了一致赞扬，最终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挂了许多年。

  由于出色完成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37岁的王锡良，一举成为景德镇新时代陶瓷艺术的代表，当年就被景德镇市政府评为“陶瓷美术家”。

  传统粉彩人物，往往精雕细琢，王锡良画粉彩人物，却不孤立地侧重脸形、鼻子、眉毛等处，他认为，这些恰恰是最没有表现力的地方。需要表现的只是整体画面的轮廓，无须繁缛做作。

  他是景德镇陶瓷巨匠“珠山八友”的弟子，他也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多位师长的指点

  1935年夏天，景德镇一个王姓选瓷艺人家庭，决定让自己的长子辍学到他的叔父王大凡那里学习绘瓷，以尽快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对于13岁的王锡良，画瓷开始成为谋生的手段。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近代陶瓷史上著名的“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已经名扬四海，他的一块小瓷板，市价是4块大洋，够三口人半年的口粮。“当时叔父有10多个学生，有家境特别好的人，每年给师父100块现大洋。”这一切，让家境困难的王锡良羡慕不已。 

  学绘瓷要从画画稿开始。一次，王锡良和学艺多年已经20多岁的大师兄一起临摹师父给的画稿“闻鸡起舞”图。画完后，趁着师兄不在，王锡良对师父感叹：“师兄画得真好，跟您画的一样，我画的真差。”王大凡却笑着摇了摇头：“他画得可以，但是很呆板，你画得差，但是很活。”

  “珠山八友”将文人画与陶瓷相结合，开创了“瓷上文人画”的陶瓷艺术，改写了陶瓷作为工艺品的历史。其中，王大凡最擅粉彩人物，他集诸家大成，独创“落地粉彩”技艺，画粉彩人物时，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在瓷胎上色料，再罩雪白、水绿。1915年，王大凡的《富贵寿考》人物画瓷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王锡良对王大凡十分佩服，“当时，他画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就像神圣之物一样，他对我说的这一句话让我受用终身。”  王锡良说起他学艺时的收获：“学画时，叔父的画稿，他的儿女王晓凡、王晓兰都留下来慢慢临摹，我拿不到画稿，全靠自己记下来画。当时可能觉得吃亏了，现在看来是得益了，从学开始，我就晓得要自己动脑筋。” 

  15岁，王锡良开始独立画瓷，凭着手中的一杆画笔，画遍各种不同的器皿，维持起全家的生计。“1939年抗战时期，景德镇的瓷窑大部分被炸平，可人们还是要瓷器，最流行的是避难时还可以带着把玩的小件，有小茶壶、小文具，还有瓷器戒指。一个瓷器戒指上我可以画上两个人，还可以写两个字，每天画5个，卖1毛钱一个，就够我们全家吃喝了。”

  1954年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王锡良的一生。当年，为抢救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景德镇成立了集中著名陶瓷艺人的陶瓷工业研究所。时年32岁的王锡良在传统画瓷技艺上已小有所成，成为景德镇小有名气的“小名家”，顺理成章地随王大凡一起进入陶研所，成为了被集中的20多名陶瓷艺人里最年轻的一个。“我叔父的月工资是108块，我能拿到90块，当时景德镇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9块钱。从那时候起，真的是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

  同一年，画家梅健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王锡良的陶瓷艺术生涯。“那年，国家决定制作一批高水平瓷器，到东欧去展览，梅老师他们从中央美术学院来景德镇和我们陶研所一起搞创作。”直到现在，王锡良仍习惯称呼梅健鹰为老师。 

  梅健鹰对陶研所既有的传统图案并不满意，希望在陶瓷上体现民族风格，还带来了西北剪纸作为范例；景德镇的老陶瓷艺人同样也不买北京来的艺术家的账，觉得景德镇的陶瓷绘画细腻精致，不可与剪纸同日而语。

  “我们几个年轻些的，被梅老师说服，跟着他学习西方的素描、写生。有的人先入为主，注重细部，我没有绘画基础，注重布局，得到了赞许。”在王锡良看来，梅健鹰彻底提升了他的艺术思想水平，从此他开始注重瓷上画作的整体布局，不再像景德镇传统绘瓷艺人仅仅将目光放在细部的一笔一画。

  由于作品被选送到北京，从未出过景德镇的王锡良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什刹海边上的美术家宿舍，“我遇到著名画家蔡若虹先生，跟他聊了10多天，这让我受益一生。”回到景德镇的王锡良开始了自己的写生生涯。“很困难。原来，是照着稿子画，现在，是要到大自然中去，把大自然的美收到自己笔下。”走遍了景德镇后，王锡良开始去周边乃至更远的地方写生，再也没有停止过，写生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这是黄山迎客松，这是庐山含鄱口，这是武夷山，这是漓江……”翻开整整齐齐的写生画册，老人对他留存多年的画作视若珍宝。

  “画画无窍门，写生无窍门，纵观古今中外画家名师，有个性有新意的作品，都是面对生活，取自大自然。”

  “写生不怕累，只怕不能坚持，大自然犹如慈母，你每次向她索取，她总会赐予。”

  “写生宜冷静，坐得下来，不宜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不见我画中人。”

  “写生既用‘理’，画得惟妙惟肖，又用‘情’，画得得意忘形。”

  “写生画生动自如，整理画完整又缺生气，我取前者。”

  ……

  1989年，王锡良将他在写生过程中的种种心得与感受，整理为《写生语录》。

  2006年夏天，已经84岁的王锡良和女儿一起再访庐山，这一次他没有带宣纸，带的是50厘米见方的白瓷板，他第一次尝试着直接在瓷板上收纳进目光所及的美景。“我住了两个多月，画了13块瓷板。”说到这里，王锡良的眼光中折射出一种独特的淡定与从容。

  他被誉为当今瓷上文人画第一高手，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文章书画千载事，莫被一时热昏头，头莫昏，脚莫昏，虚心谨慎好登楼。”这是1995年王锡良在步行上班途中的偶然得句，他细细地将这句话记在《锡良文存》中，时时警醒自己。当时的他已经被视作当代瓷上文人画的第一高手，在陶瓷艺术界赢得广泛声誉。

  每天步行前往陶研所上班的习惯，王锡良一直坚持到退休，那里倾注了他深切的热爱，留存着他温暖的依恋。“在陶研所，是我画得最好的时候。现在老了，眼睛不好，手也开始抖了，画人物点眼睛的时候要让女儿帮忙才行。”

  王锡良的一子二女，同他一样执着于陶瓷艺术。儿子王彩，在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工作，擅长釉下青花装饰与釉上人物花鸟结合的斗彩。女儿王小凤、王秋霞则主攻粉彩人物，兼作山水花鸟。

  虽然孩子们都乐意以瓷为业，王锡良却认为自己一生只遇到一个知音。“是个姓黄的广东人，已经过世了。他自己会设计瓷器造型，景德镇名家的瓷器他能一一分析出特点。”让王锡良遗憾的是，这位黄姓瓷器商人虽然真正懂瓷器，却没多少钱去买好瓷器，又由于懂得太多，太挑剔而买不到好瓷器。

  同样叫王锡良遗憾的是，自己和不少景德镇陶瓷名家一样，画了几十年，可是好东西自己没留下什么，好东西到真正懂瓷器的人手里的也不多。王锡良清晰地记得1979年他创作的《黄山西海》粉彩瓷板的大小，“是1尺6寸宽，不是一笔一笔画的，是犹如中国画中泼墨的效果，烧制后效果非常好。”王锡良太喜欢这个作品，甚至要求所里不要拿出去展览，因为一展就可能被卖掉。可惜他最终也没能留住这幅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里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这块瓷板以3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石家庄的一位收藏家。

  如今，这位拿着每个月不足2000元退休工资的老人，在家中书架上放着一份特别的“启事”，写着“我已年老，眼力退化，为了怕出差错，怕惹麻烦，大家好意要我看别人作品，今不出证书，不照相，包括我自己以前画的，请多多谅解。再报载多公司连连出事，关于写公司字，我不写，请原谅。”

  王锡良被视作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的泰斗，他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有过名利心，但无嫉妒心。他的代表作《春风拂槛》，在斛桶瓶（俗称马蹄瓶）上画出四大四小开间连绵不断的长廊，仕女琴棋书画的精美画面与造型珠联璧合，堪称一绝。“那是我自己创作的画稿，自己心里有数，想着一定能评上来年的百花奖，所以一直慢慢画，后来果真得了百花奖，被景德镇陶瓷馆收藏了去。”说起他的“功利心”，王锡良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我只读了4年书，我们做手艺的人起点很低很低，但民间确实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有的人是没有机遇，我在景德镇不过是走时运罢了。”王锡良虚怀若谷，但他心目中也同样有陶瓷艺人的骄傲。

  王锡良很久不卖瓷了。“为什么？”我问。“现在买瓷器的人很多就不懂瓷器，我现在岁数越大，就越担心了，担心人家花了钱，觉得自己买错了。”他答。

  聊深了，王锡良开始对我讲起景德镇老一辈陶瓷艺人中流传甚广的“三块现洋玻璃白”故事。粉彩是工艺和艺术的结合，缺一不可。比起大明五彩，粉彩的独特之处，是在画纹饰轮廓时先填一层白色的彩料“玻璃白”，以形成层染的立体感。民国年间，有个广东商人到处找会画粉彩的人，后来终于找到一个都昌人余超群，双方说好一块钱一天。结果余超群光画一个玻璃白就画了3天，广东商人一看就着急了，不肯给钱，余超群随即拂袖而去，不久，广东商人只好又把他请了回来，说“三块现洋就三块现洋”！王锡良在他整理的《陶瓷名家逸事妙文》中，仔细记下了这个故事，希望让更多陶瓷艺人知道。

  景德镇陶瓷艺术享誉世界，说起上千年制瓷历史的传承，王锡良异常平静。“齐白石说，‘似我者死，学我者生’。陶瓷绘画没有秘密，全靠自己悟，完全跟父辈一样是没出息的。”停了停，他又补充道，“我叔父是这么过来的，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坡上青松坡下枫，坡上青翠坡下红。红极一时终退去，还是本色四时同。”王锡良多年前写下的小诗，可不就是他与瓷共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