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瓷艺作品鉴定

三是程氏画鸟头部均较大，但鸟的形体却很生动，有人问他是否合适，他说：“一幅花卉翎毛画上的鸟，多半是作为主将出现，头小就不威武，更难传神。”而模仿品有的执意将鸟头画大，但大而无神，生搬硬套反而使鸟缺少灵性。

另外，程意亭花鸟画的设色，也是鉴定其作品真伪的重要因素，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程氏所用颜料经过自己的漂研调配，色泽妍丽而不娇媚，在填色时又能轻拂丹青，以薄为贵，呈现出特有的清丽娟秀，既有文人画清雅的一面，又有工笔重彩的艳丽，艳者无飘浮感，淡者也非苍白无神，厚重浅淡之处，均以笔法皴擦染而成。二是填色工艺达到运用自如，驾轻就熟的程度。如程氏画花多用胭脂红洗染，浓淡相宜，过渡自然，颜色莹润；而填画荷花却着意淡雅，表现到赭色，既丰富画面色彩，又增添了生活的真实。而模仿品设色、染色平板，少冷暖过渡，特别是用色生硬，往往以色料堆填以求艳丽，鉴赏者用手触摸有起棱之感(图11)。

如程氏粉彩瓷板画《芳菲春风》，绘秋菊、秀石、竹篱、双鸟，构图疏朗，垂直挺立的菊花，与竹篱构成横斜错落的穿插之势。篱下傲霜耐寒的菊花盛开，一黄一紫，相互映衬，作者以双勾填彩，笔法精工细描，与细笔勾勒的黄色竹篱和青色秀石，营造出秋艳的韵味；白头翁侧首向下，对花生情，以工整精细之笔画得生动灵巧，呼之欲出。作品严谨工秀，设色考究，浓淡层次自然，突破了一般花鸟画媚世趋俗、烦琐臃杂之弊端，表现出勃勃生机、亲切面影，尽显程氏花鸟画之神采(参见书中533页—579页作品)。

关于最后遗作的鉴定

程意亭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病逝时在其卧室内存有大量的白瓷板及宣纸画稿，其长子程永建请刘雨岑先生在其完成画作而未题款的《松鹤图》瓷板画上补款题云：“先君讳意亭，毕生从事艺术，颇负声誉，不幸恸于月之二十三日逝世，检点遗物，仅存此瓷板而已，恳世伯刘雨岑代为题款，藉垂永久。戊子仲冬翥山程永建谨志。”此乃对程意亭先生一生最后的纪录。但由刘雨岑先生题款的《松鹤图》瓷板画有两幅存世，并在不同收藏者手中，笔者多次与相关专家研究分析，此事难以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题识印款

程意亭作品题款有两种字迹，一是程氏亲笔所书，书体绵柔秀美，笔法稳健舒缓。程氏作品少见长篇题款，一般都是题写一两句诗文后再落干支姓名款。

常见落款为：“意亭写”、“程甫意亭写”、“翥山程意亭”、“意亭程甫之笔”、“翥山樵子程意亭”、“翥山樵子程意亭写于佩古斋”、“翥山程意亭写于珠山佛印湖畔”等。

另一类是他人代书款，书体劲拔，格式工整，多诗词。此类题款系民国时期景德镇专事题款之人所为，此种字体在同时期其他瓷画名家作品中也能见到。如同时期瓷画家叶振嘉的作品上也是此种字体，从两种题款比较中，可看到字体完全出自一人之手(图12)。民国时期，某些瓷画家请人代写款的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在鉴定程氏作品时，不能只从题款来判定，尤其是此类代书款作品，要多从其他各方面来鉴定其真伪。

程氏作品常见印款为：“程印”、“程氏”、“程”、“程甫”、“意亭”等。

刘雨岑瓷画鉴定

刘雨岑是“珠山八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生于1904年，卒于1969年，享年65岁。年少时就读于江西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系潘勾宇之弟子，曾参与创立“瓷业美术研究社”，并为王琦之义子。1949年前，先后在“浮梁县立陶业学校”、“珠山国瓷艺专”、“东方艺专”等校任教。1949午后曾任江西省美协副主席、景德镇市美协主席。1956年，在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供职。1959年，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美术家”称号。刘雨岑的陶瓷艺术成就，得到了我国著名戏剧大师田汉的称颂。

笔墨(料)特征

刘雨岑以画花鸟著称，不局限于专画某物，画路较广，存世之作较多。20世纪30-40年代的花鸟画，传统风格突出，50-60年代的作品融入了装饰性特点，目前模仿品以30-40年代作品为多，也有少量50-60年代的作品。从刘氏花鸟画笔墨特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早期作品，多以兼工带写的手法完成。画面严谨，清丽韶秀，禽鸟的用笔尤为精致，有的接近工笔一路。画花叶时却能稀处补枝，密处缀英，叶子的深浅、浓淡、枯湿等，力求生动有变化、有韵味，设色秀逸，处处可见匠心。

二是20世纪50-60年代作品写意性较强，画面更简练。如50年代画于景德镇陶研所的花鸟四方笔筒(参见书中作品610页—611页)，画面构思精巧，笔法写意，花鸟和蔬果笔墨纤秀工致，格调清新雅致，有任伯年遗风。另外，他在50-60年代的作品，还特别注重画面与器形的结合，其中不少画面是画于“开堂子”里面。

三是刘氏画禽鸟的灵动性特点显著，精细之中不刻板，笔情墨趣颇足，又能较好地把握粉彩料色的肌理变化，用以表现禽鸟茸毛的质感。如20世纪40年代所画的《暖春图》(参见书中作品596页-597页)，画面中心绘一窝小鸟嗷嗷待哺，鸟的茸毛惟妙惟肖。还有《竹篱麻雀图》中的三只落篱麻雀，顾盼生姿，以工笔手法表现得细微生动，意趣渺远，妙诣独到。而模仿品的笔法稚嫩、潦草、浮躁。刘氏笔墨之精妙，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如以模仿品(图13)与书中》刘氏作品真迹对比(参见书中583页一657页作品)，以上几点一睹自明。

从设色来看，一是花朵双勾填彩，敷色娇美鲜丽，叶子正侧疏密有变化，色彩丰富，勾勒挺劲；二是秀石以扁笔斧劈皴表现，敷染淡青，讲究冷暖；三是与主画面相配的数朵闲花、几片竹叶以及随风青草，总是略施淡彩，以求傅色典雅、清新、明净，达到轻拂丹青、以素净为贵的画境。而模仿品设色平板，染色少精妙层次变化，特别是色彩的冷暖过渡，不具渐次之微细变化。

另外，刘雨岑创立了“水点桃花”技法，画花时用含有色料的水笔，依次点染在相应大小的“玻璃白”底色上，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又具有画意生动的韵味。刘雨岑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研究任伯年的笔墨技巧，他娴熟地运用粉彩彩料，掌握油性特点，在坚硬光滑的瓷胎釉面上，表现出绘画艺术的韵致。他在文中写道：“记得过去，我在瓷上表现桃花时，由于对料性掌握得不够，以玻璃白掺染洋红点出桃花，烧后成色发乌，后来经过反复试验，采取先以玻璃白作花，再在其上以洋红点出的办法，才得出国画桃花的效果来。由此可见，要用祖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画，来装饰最具有优良传统的瓷器，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鲜花，作为陶瓷美术工作者，除了要对料性、对瓷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之外，还必须熟谙国画用墨用色的技法。”刘氏画桃花风格独特，技巧孤绝，是鉴别其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

题识印款

刘雨岑的书法结体平稳，意度雍容，以行书题款，少见长篇题款，一般都是题写一两句诗文后，再落干支姓名款。

常见落款为：“雨城”、“刘雨岑写”、“澹湖渔刘雨岑写”或长题款“澹湖渔刘雨岑写于珠山觉盒暖风和窗下”、“澹湖渔刘雨岑写新罗山人大意于珠山觉盒之南轩”等(图14)。

常见印款为：“玉成”、“雨城”、“雨岑”、“平氏”、“竹”、“人”等。

刘氏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好用“竹”字印，王锡良先生曾问何故，刘曰：“吾好竹，竹字写成印章好看，就此而已。”曾有人对此不知，错认“雨”字，此印与刘氏姓氏无关。

刘雨岑先后用过“刘玉城、刘雨城、刘雨岑”三个名字。从其作品分析和其子刘平先生回忆，“刘玉成”是刘氏父母所取原名，主要用于就读江西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之前和就读期间；陶校毕业后到景德镇画瓷初期用“刘雨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并用“刘雨城、刘雨岑”：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只用“刘雨岑”。把握刘氏姓名沿用的年代，在鉴定其作品时，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四、“珠山八友”瓷画的辨伪与识真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

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干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