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瓷（五彩）

    （三）
    1955年10月，在毕业于醴陵瓷业学堂的画师吴寿祺倾力帮助下，已经失传20多年的醴陵釉下彩瓷终于重新问世。大功告成之后，66岁的吴寿祺首先考虑到的是传承问题。
    当时的醴陵陶瓷研究所，本质上是一所陶瓷学校。在这里，担任技术师的吴寿祺将釉下彩瓷的奥秘全盘先后传授给了300多名醴陵青年。其中，有两位高徒做到了推陈出新。他们便是今天醴陵最富盛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与陈扬龙。
    邓文科精于花鸟，他创造的“豪放写意画法”，用粗放的线条传达形神兼备的意境，使釉下五彩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或许怕是技艺再度失传，他早早就在编著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一书中记载了釉下彩瓷的详细烧制方法。
    生于陶瓷世家的陈扬龙，对于泥土和颜料有着近乎痴狂的迷恋，立志用工艺表达陶瓷美学。经过多年试验，他在分水法的基础上，独创出一套“薄施淡染”画法——在颜料中加大水的成分，颜色随着水分渗透进瓷胎，颜色因而变淡，需要再次加色，加色时需分层淡染，浓处多加层，淡处则少着几层。由此画出的瓷胎，颜色层次鲜明，着色淡雅而又鲜活，而且在烧制过程中不会流色。陈扬龙创作的釉下五彩，常以牡丹为素材，莹润逼真，立体感十足。
    如今，两位大师也都已在古稀上下。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醴陵釉下五彩瓷能冲出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愿望已超出陶瓷自身而关乎城市命运，既是余英时所谓“士”之济世精神，又源自湖湘文化的传统——民国年间，曾就读于渌江书院的傅熊湘就以四字箴言的形式写就了《瓷经》，结尾处谆谆告诫醴人：  “凡我醴人，要知瓷土，是我富源，亦我独有。山山有泥，人人可作。一县皆瓷，无人不乐。仿景德镇，设立工场。工作自由，出品改良。进之进之，勿怠勿倦。”
    他们为此做出过许多努力，除了技艺上的锤炼之外，还积极与景德镇等地的画师进行交流。事实上，孙新水已率先成为两座城市的沟通大使。这位出身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大师，抗战时期，随父亲步行来到醴陵，靠制瓷手艺维持生计。建国后，他由釉上粉彩改为画釉下五彩，取得了更大成就。1978年，邓小平赠送给日本天皇的“釉下松鹤文具”，便是由他绘制。
    在这位大使的指引下，加上高庄、梅健鹰几位中央美院教授的促成，1957年，醴陵和景德镇的画师们有了第二次“官方互动”。两地陶瓷研究所的青年画师抱着学习的目的互访。陈扬龙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上半年，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的王锡怀、汪桂英、潘文锦三人先到了醴陵，他们水平已经很高，所以对我们帮助很大。”至今，陈扬龙的家里还保存着当年与三个景德镇画师的合影照片，吴寿祺坐在中央，一脸肃穆，周边两座瓷都的年轻人则朝气蓬勃。
    下半年，轮到陈扬龙和醴陵画师到景德镇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学习。但这次“回访”给他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完美：  “我们跟着王步、王大凡这几个大师学习，但是确实没学到什么东西。倒不是他们保守，而是我们的水平太差了。当时可能还没有达到和大师学艺的水平。”
    归来之后，醴陵的画师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差距。“景德镇历史悠久，画瓷器的水平肯定比我们高。醴陵的釉下彩瓷失传了这么久，需要向‘老大哥’学习的地方很多。”如今，已经是国家级大师的陈扬龙语气仍十分谦虚。
    此后的几十年里，两座瓷都的画师很少往来。陈扬龙发奋图强地革新釉下五彩瓷，成绩不俗。但来自景德镇的压力依然存在。他记得，1993年自己带着一批釉下五彩瓷到日本展览，日本朋友爱不释手。其中有人问：  “醴陵在江西什么地方？”
    这让陈扬龙以及同行的邓文科有些尴尬，但他们并不介意，而是把梅健鹰的教导一直记在心里：
    “不要刻意模仿景德镇，醴陵釉下五彩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如今，醴陵陶瓷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醴陵瓷艺堂的艺术总监黄永平说：  “醴陵的釉下五彩瓷从一开始就走正规的学堂教育模式，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传承模式。正是由于他的先进性，醴陵釉下彩才会有如此的快速发展。”
    他的观点与邓文科不谋而合，后者在接受湖南当地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一门艺术，一个行业的繁荣不是靠某某大师带徒弟带出来的，而是机制。年代不同了，这个时候，把艺术作品做成艺术产品不是万万不可，而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