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艺术瓷厂粉彩瓷生产创作受到严重摧残。大量的优秀传统题材和画面被指责为“封、资、修”,所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古装人物全部被赶出粉彩装饰艺术的舞台。彩绘工人无瓷可画,艺术家们也只好搁起了画笔。在“瓷器不能打仗”错误思想干扰下,艺术瓷厂被解体成“五条战线”,让一些身怀绝技的粉彩艺人和画瓷技工改行去学做半导体、广播器材、电子元件,工人们被迫离开画桌,忍气吞声,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然而,值得记载和赞颂的是,在这个动乱年代,艺术瓷厂的工人们在逆境中却创造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奇迹:
一是经历了一次工厂生死存亡的挑战。建厂时,艺术瓷厂的成型和烧炼车间、厂房都密布在市区中心,房屋破烂,设备落后,既无法扩建改造,又造成严重污染,还有无法克服的一个最大困难是用于柴窑烧炼的燃料——松柴资源严重枯竭,柴窑再也无法坚持烧下去。艺术瓷厂这时面临崩溃的绝境。就在这个危难关头,党委书记汤伯衡四处奔告,为艺术瓷厂的生存上下疾呼,市委领导高瞻远瞩、鼎力相助,决定在马鞍山和夜叉坞相连的一片丘陵地中划拨一块约120亩的山地,提供给艺术瓷厂建设新的成型烧炼厂区。缺少资金,工人们在完成本职生产任务的同时开展义务劳动,自己挖山填土、搬砖运瓦,时间紧迫,加班加点、日夜苦干,硬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开辟建设了一片崭新的成型厂区,为艺术瓷厂粉彩瓷生命的延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是在此期间,中年艺人谭兆祥、史端林、李克晶对使用木炭从事粉彩烤花烧炉工种的艰苦环境和笨重落后的体力劳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懂电的他们,竟然大胆研究试验起装配电烧烤花炉,经过两年时间上百次试验改装,终于奇迹般地制造出了崭新的电烤花炉。经过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烤花合格率比原木炭红炉大幅度提高。这种烤花电炉后来经过多次改进,并配备了微电脑控制系统和节能装置,成了当今彩瓷烤花窑炉中最先进的设备。1997年,市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成立的礼品瓷,由张松茂大师绘制的大型瓷板画“紫归牡怀”,就是选用艺术瓷厂特大电烤花炉烧制成的。
三是粉彩花纸问世。在陶瓷美术家王晓凡研制的基础上,彩绘技师吕联安、刘秋根、余里鸣、闽坤荣4人的研制小组在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全凭他们实际操作经验,反复试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试制出符合工艺要求的粉彩花纸,对扩大本厂中低档粉彩瓷生产和洋金加彩品种的增产,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四是在此期间,一些粉彩艺人创作设计出一大批“文革”题材的瓷画作品,在粉彩瓷绘的历史上,再现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政治色彩,现代人物形象的描绘渲染,不能说不是粉彩装饰艺术中一种创新和探索。“文革”瓷的收藏价值随着岁月积淀,已是越来越高了。
五是于1976年初,艺术瓷厂开创了景德镇工厂办大学的先河,创办了艺术瓷厂“七、二一”工人大学,选收了本厂三十余名有扎实彩绘基本功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脱产学习、专修陶瓷装饰方面的专业课程,并与操作实践紧密结合,效果非常显著,学员的理论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操作技术也随之登上新的台阶,这所学校后并入陶瓷职工大学。当年“七、二一”大学的青年学者,如今大部分都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或高级工艺美术师荣誉称号和技术职称。
在这个年代中,最值得艺术瓷厂的艺术家和职工们引以为豪的是,1973年2月8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偕夫人一行在进京赴任途中来到艺术瓷厂参观,并考察询问艺术瓷厂粉彩瓷生产及出口情况,他鼓励艺术家们要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争取多出口、多创外汇,为国争光。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给艺术瓷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如今回想起来,尤感亲切,倍感自豪,成为艺术瓷厂历史上最具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