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仿民国瓷器鉴别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就连本时期之作亦不能幸免。受利益驱使,加之近年出现了大批仿民国瓷器,其精细之作,几可乱真。而粗糙之作,惨不忍睹,败坏了民国瓷器的名声。 仿造民国瓷器的特点十分明显,即以名家名作为主,一般市民阶层所用的瓷器较少仿造,但也并非绝对,近年就有仿民国嫁妆瓶出现。这里有个一般性规律,凡名作,有民国仿,也有现代仿。普通之作,则有现代仿,而无民国仿。以民国早期的“居仁堂制”、“洪宪年制”款识器物来讲,就有名家之作、红店之作、现代之作。如刘希任就曾绘过底书“居仁堂制”和“洪宪年制”的器物。汪大沧亦曾绘过底书“洪宪年制”款识器物,其艺术水平之高,堪称民国瓷器彩绘的代表作,不能称其为仿品。而当时红店生产的一些“洪宪年制”器物较为粗糙,严格来讲也不是仿晶,而是艺人随意绘画书款之物。这里有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袁世凯窃国,为时人所不耻,在唾骂声中死去,可是他的“年号”并不臭,如民国艺人余钊的作品多有“洪宪年制”款识,存世晶又极为常见,这说明消费者看中的并不是某一年号的器物,而是器物本身。艺人也不是在寄托对前朝怀念,而是一种市场需要。现代仿品则与上述情况不同,是利用人们追求古物心理,以赢利为目的地造假,它才是真正的仿品。民国时期的名家之作,虽当时亦有仿品,但极为少见。大体来讲,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民国时期艺人相对保守,相互之间较少沟通。其次,一些普通艺人,眼界不阔,艺术修养不高,对珠山八友一类的“雅作”不感兴趣。普通消费者对八友等人价格较高的作品也难以承受。这就造成名家之作多流向一个较高的层面,而名家多有店面,按顾客要求绘制瓷器,货源有保证,使造假者较少有生存空间。其三,景德镇瓷业分工明细,各有主顾,相互之间虽不交流,但也不冲突,“雅作”有销路,“糙货”亦有需求,无须仿他人器物而坏自己生意。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些人在暗中操作的可能,否则就不会出现当时就有仿晶的现象。 建国以来,仿民国瓷器的情况较为特殊,一般来讲前30余年间不见仿品,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仿品极为盛行。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为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带有其时代特征的一些物品,虽然不一定全在荡涤之列,起码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仿造前朝之物。加之民国瓷器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无大的经济价值可言,流通的可能性极少。而近年仿民国瓷的大量出现,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市场需求量较大,民国瓷器已经为许多收藏者看好,虽然还没有达到千金难求的地步,但佳作难觅已是事实。二是升值空间较大,民国瓷器较明清瓷器来讲,价格要低得多,价格不断走高已为收藏者看好。三是媒体炒作,使民国瓷器的身份抬高,已由前朝旧物向文物古董行列靠近。四是出版业的繁荣,各种精美的图册为仿手提供了过去难得一见的原作,造成凡是书中有的,市面就有仿品的?昆乱局面。五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刺激了人们的收藏意识,而且个人办厂已成时尚,为仿制民国瓷器提供了生产场所,由过去极少数人的暗中操作,发展成为堂而皇之的批量生产。就目前所见仿民国瓷器来看,尚无几件乱真之作,多为漏洞百出之作,由此可知仿手水平不高。但这样的作品仍有市场,也说明了人们对民国瓷器知之不多。为使读者对民国瓷器及仿晶有一直观的了解,本文拟从民国及现代仿品瓷胎釉彩的差异、仿晶的基本形式、绘画技法的差异等几方面加以分析,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读者提供鉴定时的参考。
一、民国与现代仿品胎釉彩的差异 民国瓷器的胎釉大体有两种风格,一是胎质细腻洁白,硬度相对较高,釉面洁白润滑。但胎釉结合不紧,伴有杂质,在20倍的放大镜下见有薄薄的气泡层。另是胎质粗松,不用放大镜亦可见到细小的孔隙,釉上气泡明显。前者多为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陈设瓷,后者则为日常生活用瓷。现代仿品的胎釉有民国陈设瓷的特点,质量较好,但也存在两种倾向,上佳者有洁白如玉的感觉,胎中基本不见有杂质,胎釉结合紧密,20倍放大镜下不见有气泡层,釉面较民国时更白,这是烧造工艺改进所致,因民国时为柴窑,现代则为电窑、气窑。故民国瓷器白中微灰,现代仿晶则白中有光。一般者虽也洁白如玉,但胎色微青,放大镜下有杂质,胎釉之间虽不见气泡层,但釉面有气泡。 一般来讲,民国瓷器中陈设瓷的胎、釉质量好于瓷板质量,特别是一些薄胎器物胎体之薄尤过于清雍正时期。瓷板受成型工艺所致,多不十分平整,有凹凸,造成釉面亦不平滑,与清晚期的波浪釉相仿,但凹凸在釉下。而现代仿晶则是瓷板的质量好于陈设瓷的质量。瓷板的表面十分平滑,不见有民国时的凹凸现象,此点可视为区别民国与现代仿瓷板画的一个条件。现代仿陈设瓷的胎体较厚,在手感上要超过民国器物。 在具体的鉴定过程中还要注意到一个共性的问题,凡名家之作,尤其是年代相同或相近的作品,其作品的胎釉之间少有差异,因这些名家是绘瓷名家,绝非制瓷名家,其彩绘的载体多出自同一人之乎。如民国时的制瓷名家吴霭生,从事于瓷器胎釉的研究,其白釉洁白如玉如丝,彩绘名家潘甸宇、汪晓棠、邓碧珊及张志汤都曾用他的白胎彩绘。王步曾在《白釉能手吴霭生》一文中说:“我也爱采用吴霭生的坯胎绘青花。在故宫博物院有一件青花白釉大笔筒,底款‘愿闻吾过之斋’六字,之上有‘竹溪’图章一颗,这正是吴霭生的青花白釉。”而现代仿晶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因为他们不仅绘瓷,也制瓷,执行的是从造型到胎釉,从彩绘到烧造的一条龙生产方式。而他们之间的“分工”很细,虽然这种“分工”不是有组织进行和分配的,但根据个人风格和特长,你仿汪大沧,我仿王琦,他则为邓碧珊,颇守“职业道德”。而且目前还不见有全能高手。即便是有这样的能人,其作品也是“四不像”之作,不用佐以胎,釉、彩就能立辨真伪。所以,在同为现代仿品的情况下,其胎釉还是有差异的。 另外,某一名家之作的载体即使不是出自制瓷名家之手,其质量也不会有大的差异,如程意亭逝后,其居室中有大量的白瓷板,说明彩绘艺人多有备货,如同书画家存有大量宣纸一样,绝非现用现购,应该不会有质量上的差异。假如有两件同一作者、年代相近的作品存在胎、釉上有明显差别的话,最起码其中一件必定有假,这就要从彩及绘画技巧上找出不对之处。 民国时期名家作品上的彩料一般较薄,但艳者无飘浮感,淡者也非苍白无神。厚重浅淡之处均以笔法皴擦洗染而来。而现代仿品则急功近利,艳者颜料凸起,浅者没有色彩。厚重之处以彩料堆积得来,彩的厚薄极为明显,用手抚之有起棱的感觉。由于这里涉及绘画方法,将在后一部分中加以详述。 民国与现代仿品之间的胎釉虽然存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天壤之别,有时甚至是极为细小的,即使说得清楚,“纸上得来终觉浅”,仍需多上手,多观察,在实践中加以总结,方能有所提高。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瓷器的胎、釉缈口同中国传统绘画的纸绢—样,是鉴定当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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