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杂处的小镇

  曾经的建国瓷厂鸟瞰图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它不断地吸收，不断地积聚，它是有故事的。它懂得古老的语言，也懂得时髦的口号。德国城市社会学家迪特·哈森普鲁格教授说：“最好的城市规划，是让这个城市会讲故事。”城市要讲述那些或喜或悲，或近或远的故事，必须通过一个媒介。这个媒介除了融入大环境、体现地域特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注入城市精神，也就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城市的个性与特色。

 

    在“景德镇”生成的过程中，“陶瓷”成为她最佳的媒介。就像德国莱比锡是书城，瑞士伯尔尼是表城，奥地利维也纳是音乐城，巴西里约热内卢是足球城，景德镇无疑是陶瓷之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在总结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的发展顶极，在国内外陶瓷界都属翘楚，也成为寄托陶瓷梦想的乌托邦。

当然，这并非偶然。

 

    人们向着理想和未来的行进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方向和方式，城市的发展亦是如此。陶瓷让景德镇闻名于世，这座城市千百年来“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气度，开放博大、海纳百川，又反哺出璀璨夺目的陶瓷文化。简言之，是“有容乃大”，容量产生集聚而开放的效应，吸引无数个体在此地活跃，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荣耀和美丽。

 

    了解景德镇的方式有很多种，本文要尝试的是管中窥豹，从时空跨度、生产方式、人文地理多个方面，顺应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解码史料中的“客籍”、现在的“景漂”如何影响、改变和造就景德镇。

 

 

一

就在2013年10月瓷博会期间，景德镇又举行盛大而隆重的“三圣”公祭和庆典，人们供奉和膜拜“三圣”陶神宁封子、瓷业祖师赵慨和风火仙师童宾，祈求瓷业的顺利和兴盛，这是景德镇人对瓷业的依赖中产生的信仰，也是自古流传的瓷业礼俗。说起来，这桩习俗中的瓷业祖师赵慨，大概算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景漂”吧，只不过那时景德镇还是叫新平镇。

 

清康熙年间编撰的《浮梁县志》中，载有詹珊《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记赵慨其事。这篇写于明朝的碑记，记述了浮梁景德镇祭祀赵慨的传统，其中简略介绍了赵慨的身世，文中说：“师主者，姓赵名慨，字叔朋，尝任晋朝，道通仙秘法济生灵，故秧封万硕爵，祝侯王，以其神圣，足以显赫今古也。”

 

关于赵慨的研究中，有说他是河北滏阳人，也有说他籍贯不详，但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是没有争论的，这位晋朝官吏曾在闽、浙、赣为官，弃职离官后才隐居新平镇的。

 

据推断，由于赵慨曾在浙江为官，当地的越窑一系制瓷工艺较为成熟和发达，他因此接触并精熟制瓷技术，在来到新平镇后开窑设帐、传艺授徒，对当地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提高了当地制瓷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推动新平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人瓷器阶段起到重要作用，对瓷器的烧造或瓷业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起初，人们置祠庙是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后来因为烧制瓷器经常失败，赵慨死后，窑工们心里没有底，通过一些简单的仪式祈奉先师保佑，后来就逐渐神化了，被人尊称为制瓷师主、瓷业祖师。清代郑廷桂（珪）竹枝词有句：“五月节迎师主庙”，说的就是每到五月，景德镇都会举行大规模赛会活动，以表达对赵慨的怀念。

 

开篇先说赵慨，不单是为感受魏晋之风、历史之美，也是因为在当下的景德镇，生活着很多他的后来者，他们从各个地方到来、为各种原因停留，大多数故事都离不开陶瓷的注脚。

 

 

二

众所周知，景德镇窑火持续千年不断，瓷器风格最为突出，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闻名世界，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这些都是全国任何产瓷地区不能与之全面媲美的独特优势。这座总人口现为170万左右的城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境地东接安徽休宁和江西婺源、德兴；南邻江西万年、弋阳；西连鄱阳；北于安徽祁门毗连；距离省会南昌249公里，距海岸线302公里，属于丘陵地带，城区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小盆地中，群山环伺，一泓昌江水穿城而过，东南面有南河环绕，呈三水环城之势。这里水土宜陶，产瓷历史悠久，冶陶历史往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现景德镇境内曾出土战国时期表现农耕文明的印纹陶片。这里创造了无数精品陶瓷，蜚声海内外，自宋代以来，景德镇是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外销瓷的重要产地、世界制瓷冶陶人的圣地。当地保存和继承了最完整的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又相当注重材料、工艺和美学的开拓与创新，分工的精细化、工序的完整性、产业的活跃度，为陶瓷和个体的发展提供了“孵化”灵感与梦想的温床。

 

当世人逐梦而来，新时代的景德镇“赵慨们”，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者词汇来称呼，那就是“景漂”。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词叫“北漂”，意思是很多人抱着美好的梦想，到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寻找自己的梦想，哪怕一时没有正式的工作，人们也愿意在北京飘着。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全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是梦想和灵感的孵化地。“景漂”正是托生于“北漂”，而产生的一个新时代的新词汇、新概念。

 

它所表现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世界各国，有些毕业于各地美术学院；有些从小学习和研究工艺美术；有些热爱陶瓷研究和收藏……这些人怀揣梦想，满怀激情，渴望拥有更广阔、更专业的舞台，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心中的理想和梦想。他们漂泊在外，没有依靠，忍受着种种生活上的艰难与磨砺，只为了内心中的坚守。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瓷都人，但是却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视陶瓷技艺为生命中的至爱，纵使跨越千山万水也要追随它，在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实现自己的陶瓷梦。现在景德镇外来艺术家的规模，据说早已不止两万人，这并不包括那些原籍并非景德镇的陶瓷从业者，所以说“景漂”可以是这个族群的代号，也描绘了这种“八方汇向景德镇”的现象，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和艺术重构的一部分。

 

“景漂”也可以是一种状态。外来艺术家与景德镇，有短暂停留者、有侯鸟式的往返者、有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便不再离开者，所有人都被不分形式地称之为“景漂”，因为“漂”有不固定不稳定之意，也可作“流动”理解。这种活跃的、动态的状态，无形中成为景德镇一种新兴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陶瓷梦想的代言人。“景漂”也称为景德镇的城市符号之一，推动景德镇复兴的动力。

 

有理由相信，像景德镇这样一个古已有之的陶瓷乌托邦，“景漂”肯定不会是凭空而来，或者只是附属于“北漂”的衍生物。把“景漂”放在时间的尺上衡量，它是有一个直接的世系传承的，有一种实在的家世。

 

                        曾经的建国瓷厂厂房

 

 

三

像景德镇这样美丽的城市，充满了文明记忆和文化内涵。它整体性表现在能够把有共同兴趣的人集拢到一起，这是城市最大的可用资源之一，很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资源。

 

 

作为古代“四大名镇”之一，景德镇被人称为草鞋码头、没有围墙的城市。也许，景德镇从来就不属于景德镇本地人。从景德镇发展史看，它一直在集拢有共同兴趣的人，有时候受整体国策的影响，有时候是统治者的主观意识，有时候是民间的自发流动。

 

 

根据《景德镇市志》记载：“自古以来，景德镇居民多为客籍，俗称五方杂处。”从古至今，这座城市总是挤满了外来者。细数清代蓝浦著述的《景德镇陶录》，其中名匠名家诸如：明朝周丹泉、崔国懋、陈仲美；清代臧应选、郎廷极、年希尧等，都不是景德镇人，但是他们都在景德镇取得了陶瓷上的巨大成就。历史上存在过的三窑九会五府十八帮，也是外来者来景德镇务工、冶陶的明证。

 

 

这里的“客籍”、“五方杂处”，应该算得上是“景漂”在古代的别称，它对景德镇的影响和改变，是可以从时空跨度、生产生活方式、人文地理三大方面解构的。

 

 

从时空跨度上看，经历了五代、宋代北方工匠南迁；元明清三朝御窑厂的建立和完善；新中国成立，十大瓷厂、景德镇陶瓷学院、各级陶瓷研究所的建设；新世纪，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美术教育的体系化。

 

 

    在赵慨所处的晋朝之后，有几个重要的记述表明，景德镇陶瓷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变。一个是，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一个是，“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一个是，镇民霍仲初所烧造“霍器”，甚美，“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镇如玉”，唐武德四年，他曾奉诏“制器进御”。五代、宋代，尽管景德镇瓷器并未跻身于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之列，但其烧制的青白瓷独具风姿，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也就是在宋代的公元1004年，宋真宗赐年号“景德”为这座小镇的名字。在景德镇窑业体系逐渐建立的时候，五代和北宋后期，受战乱影响，北方名窑系受到严重摧残，景德镇相对偏安一隅，受到战乱波及较小，有条件发展窑业。景德镇对南河流域的古窑址发掘表明，特别是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北宋中期景德镇独创的影青瓷风靡一时，行销海内外，时值战乱之际，自然吸引了大量避难的工匠。

 

 

    某种意义上说，五代、宋代的避难工匠，是景德镇瓷业发展中大规模的客籍、景漂。一些对出土器物的考证表明，他们确实推动了景德镇陶瓷的快速发展，甚至有可能开启了冶陶制瓷的重要篇章。因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景德镇制瓷开始从“一元配方”向“二元配方”转变，这使得陶瓷的成型率、成品率大大提高，陶瓷的白度、硬度，釉质的透明度、光泽度都得到了普遍提高，为素瓷向彩瓷过渡奠定了扎实基础。

 

 

    到了元明清时期，皇室和统治阶级可以说是通过“国力”发展陶瓷，大批有专业才能的技术人才被聚集到景德镇，促使景德镇陶瓷进入了制瓷业的巅峰。

 

 

    公元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为皇室烧造瓷器。大批工匠调到了景德镇，在瓷局的掌管下创烧了枢府釉瓷、青花、釉里红、蓝釉、蓝地白花、孔雀蓝釉等瓷器，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再加上元代经济、陶瓷贸易的发展，促使景德镇从一个全国普通窑口一跃成为世界的陶瓷烧造中心。

 

    明清两朝，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凭借皇家授予的特权，景德镇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极大地推动了瓷器工艺的革新。尤其在1728年，沈阳人唐英奉命到景德镇担任督陶官，监管御窑厂。唐英在任期间，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关于客籍和景德镇当时的盛况，前文提到的郑廷桂在竹枝词中这样写道：“蚁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将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码头柴槎各分堆，伙计收筹记数来；窑位客行催要紧，先后三日一回开。巧样瓷名尚脱胎，金边细彩暗炉开；寿溪不是侬家卖，昨日新窑试照来。青窑烧出好龙缸，夸示同行新老帮；陶庆陶成齐上会，酬神包日唱单腔。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宝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轻灵手巧补油灰，估得明堆又暗堆；好约提篮小伙伴，黄家洲上走洲来。鹅颈滩头水一湾，驳船禾秆积如山；瓷件茭成船载去，愿郎迟去莫迟还。五月节迎师主会，六月还拜风火仙；龙缸曾读唐公记，成器成人总靠天。”

 

 

    应该说，景德镇制瓷业的鼎盛，是聚合全国能工巧匠的结果。

 

    时光迅速地跳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景德镇先后成立十大瓷厂、景德镇陶瓷学院、各级陶瓷研究所，从各地选拔和吸收人才。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看重陶瓷艺术，又感觉到景德镇陶瓷技术的落差，于是以“交流办班”的名义，将全国技艺高超的大师聚集在了景德镇，这些艺术家的到来，给景德镇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个大潮中，成为中国瓷坛泰斗的王锡良、周国桢、秦锡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好玩的是，三位泰斗都算是“客籍”景德镇人，王锡良原籍安徽黟县、周国桢原籍湖南安仁、秦锡麟来自江西南昌。

 

 

    在当时，除了国家行为的“帮扶”外，景德镇政府也采取了“引进”人才的措施。山西昔阳人赵渊是景德镇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兴办了景德镇第一个陶瓷研究所，他引进了一批留洋回来的陶瓷科技人员，还聚集了老的工艺美术家。当时王锡良、张松茂、王步等大家，均被请到了陶瓷研究所。此外，赵渊为了提高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还组织了第一次全市范围的工艺美术家评比。这一时段，也是景德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黄金期，这个黄金期也是在外来人领导的主政下创造的。

 

 

    在创收大量外汇之后，随着各大瓷厂的改制、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景德镇曾经出现大量瓷业工人失业、技术人才外流的情况。直到21世纪，在景德镇对外来文化包容并济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艺术家慕名而至并逐渐扎根，传统手工业的保留、艺术家思想的流入、不同文化的融合，景德镇才再现集聚潮。一方面那些曾经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的学生或者其他产瓷区的陶瓷从业者，他们喜欢景德镇保留着的最完善手工烧制工艺，为了创作自己的雕塑或者瓷器，不得不总要回景德镇。另一方面，在老、新一辈艺术家的带动下，一批边缘艺术人员也来到了景德镇。大量人员的涌入、各种交流和展出活动的频繁，“景漂”逐渐成为广受大家关注的群体、现象和话题。

 

 

    生产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景德镇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移民潮，这些外来人曾经改变景德镇，也将继续改变景德镇。

 

 

    我们常说：“中国的瓷都，世界的景德镇。”景德镇瓷器是中国的符号、东方文明的精粹、世界通用的语言，沿着景德镇瓷器行销天下、扬名世界的脉络，从宋元开始至今，这座城市主要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每一次都改变着它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它的世界角色。

 

 

    宋元至1958年，受政治、经济等影响，是景德镇移民比较多、比较重要的时期，也是景德镇瓷业的手工业时代。这一时期，景德镇完成从素瓷向彩瓷的进化，发展出青花、古彩、粉彩、新彩等多种门类，但是制瓷仍然采取手工方式。尽管在民国期间出现过杜重远等文化精英企图对景德镇陶瓷手工业实行现代化的管理和改造，在景德镇建立陶业管理局、兴办现代陶瓷学校和举办短期训练班，他们抱着实业救国的热情，对景德镇陶瓷业采取的一系列改良措施总归成效不大。一直到1955年前，景德镇烧制瓷器仍然停滞在用松柴的古老方法上，景德镇民窑业中的陶工们和艺人们对那些洋先生们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一直抱怀疑和观望的态度，甚至还有某种潜在的对抗情绪，加上连年战乱及政府管理不得力，景德镇传统的陶瓷业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手工业生产方式必然意味着，景德镇需要的是大量工匠，外来人口自然而然地进入景德镇。有记载，从明朝洪武年间起（公元1368-1398年），朝廷规定了“轮座”和“住座”的制度，饶州府借此名义从饶州千户和所属上饶、乐平、鄱阳等七县为御窑厂征派雇夫、砂土夫和上工夫。《明神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九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雇至万余人。”所以当时的客籍以家族、宗族或者地域抱成一团为特色，形成独特的行帮文化，从事瓷业也多以拜师学艺为主。

 

 

    到了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以个体劳动为主的民间艺人被吸收到十大瓷厂等机构，国家开始景德镇瓷业的现代化建设，景德镇才从手工业向工业转型。在对各个瓷厂的产品特色进行统筹和革新之后，景德镇建设了现代化的陶瓷生产线，也改变了柴窑烧造的方式，变为煤窑、油窑、气窑。随着工业化建设，景德镇瓷业人员需求量相对下降，但是对高质量、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多，这一时期景德镇陶院、厂办学校的学生大量分配到各大瓷厂的美研所和车间，外来人员流入相对稳定。

 

 

    1970年代，不少三线工厂来到景德镇，景德镇正式进入现代工业期，人口流动进入又一个高峰期。直到现在的“景漂”，都应该归属于现代工业期的人口流动。

 

 

    有意思的是，不管外来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如何改变，景德镇对手工业传统的保留和完善从未间断，这种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执着保留，也成为它吸引众多外来艺术家的原因。

 

 

   从人文地理上看，景德镇外来人口过去多采取陆路和水路两种方式，衍生出三窑九会五府十八帮的地方特色。

 

 

    由于各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景德镇制瓷业，加之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刺激了景德镇制瓷业的蓬勃发展，明中晚期时，景德镇“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从此可以看出，外来人口来景德镇淘金或者谋生者众。

 

 

    到明朝时，景德镇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几乎所有散落在乡村的小窑作坊都集中到城区，形成了众多的手工业工场，吸纳了大量的从业人员，“五方杂处”、“十八省码头”的陶瓷大都会最终形成。再加上“官搭民烧”等管理制度的建立，使“景德镇……熙熙乎称盛观矣！”

 

 

 

    人们对各道工序进行分类组合，建立比较完备的行业生产体系和管理机构。如原料业的“白土行”，燃料业的“窑柴行”，成型业的圆、琢两器作坊、烧窑业的“挛窑店”和“满窑店”，彩瓷业的“红店”和“洲店”，包装业的“茭草行”以及运输业的“船帮”等等。在各行各业中，景德镇都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技能多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传承，但一般“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为了本身的利益，各方外来人都按照各自籍贯，先后建立起以县、府、省为单位的同乡会，一种是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同业组织“行业帮会”应运而生。这种“行帮”初创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结束于建国前，其功能主要是限制恶性竞争，规定生产或经营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利益。其办事场所和活动中心在“会馆”(或称“书院”、“公所”)，截至1949年，全市共有“会馆”(“书院”，“公所”)27个。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习俗文化的突出表现是客籍瓷商队伍的不断壮大及瓷行、瓷庄和瓷号的大量涌现。据《江西构筑沿革》所载，民国十九年前有天津帮、广东帮、宁绍帮和关东帮等26个客帮。1954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建国前景德镇客帮瓷商已增加到33帮，几乎覆盖全国。各商帮都有自己的瓷行、瓷庄或瓷号。

 

 

    景德镇的行帮、商会，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员构成，他们沟通了景德镇与外地的联系，操纵了景德镇瓷器的运销，而且比较复杂，常交织着地域与行业的双重关系。从地域上分，有徽帮、都帮和杂帮；从行业上分，则有商帮、手工业主帮和苦力帮。在上述各种形式的大行帮旗下又林立着近百个各行各业的小帮派，如手工业主帮内的“陶庆窑”、“三窑九会”等，苦力帮内的“草鞋帮”、“五府十八帮”等。

 

 

    在以陆路和水路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他们进入景德镇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自陆路从周边城市或者乡村而来，其中以江西本省、安徽人为主；一种自水路从沿海口岸城市而来，如福建、天津等沿海城市，他们在当地兴建了“天后宫”，将信奉的海神妈祖带到景德镇。

 

 

    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景德镇的还有很多外国人。比如说，明正德六年，日本伊势国西黑郡大口村的伊藤五郎太浦，曾用汉名吴祥瑞到饶州浮梁（景德镇）学习制作青花瓷器技术。正德八年回国，在伊万里设窑仿制青花瓷。

 

    清代，现已知回国后著书介绍景德镇陶瓷和风土人情的外国人士有6人。广为认知的是，康熙五十一年和六十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克莱，先后两次来景德镇考察，著有《中国陶瓷见闻录》和《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他的中国名字叫殷弘绪。还有同治八年十月，德国地质学家、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教授、校长李希霍芬来到景德镇，考察举世闻名的高岭土、余干瓷土，并在他的名著《中国》（第三卷）中作了详细的叙述，成为世界上介绍中国高岭土的第一人。

 

 

    建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瓷业机械化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发展，景德镇外来人口的地理界限已经逐渐淡化，现在的“景漂”更多注重个体发展、个人命运，但是如都昌商会、浙江商会等同乡会；三宝陶艺村、乐天陶社、红树林、四方画院、江美创作基地等同好会仍在致力于“将外人文化带到景德镇、向世界介绍瓷都”的事业。童福萍/文

 

 

 

作者简介：

 

童福萍，资深媒体人，现为《陶瓷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李宁波/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