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桢的陶艺生涯已有半个多世纪，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细细鉴赏他已经被恢复、回归、收集、储备以及他正在创制的雕塑、彩瓷、彩盘、国画等几百件作品，典造型、图案、纹饰、标记、色彩、线条，犹如一种充满智慧的文字和音符，在向世界抒发和倾吐人类的特殊情感"它们不是周国桢无意识的涂抹，而是包含了一种社会的特定意义，是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至社会关系，或直接或间接或变形或隐秘的反映和记载。就周国桢本人而言，他从不被承认、接受，到遭批判，到复出，又渐渐再被承认、推崇，上上下下，曲曲折折，这对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虽然从来并不介意，曲折和阻力正是他们追求和创造的陪衬，何况真正的艺术品要受到历史的检验，却也给我们留下一些深刻和严峻的思考，尤其在陶瓷受商品大潮和市场积习冲击下的今天。

    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必然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两种需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有时是互相转化的;而且从来都是十分具体的，并不是抽象的，无不都映现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色。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提高后，要注意重视和满足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通常情况下，这种精神需求，由民间大众呼之欲出，由少数文化人与艺术家的精英层次推介，这种社会性的精神需求或者说是精神消费，是同个人的人格魅力塑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艺术家要有足够的尊重、理解、宽容，而不要责备、苛求、动辄乱批。由此，我想到了文化国力。国力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综合性、整体性的合力和实力体系。健康的、向上的文化艺术，是凝聚和激励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经济基础变革和发展的不竭动力。现实状态是，目前我们的文化与经济改革还不相适应，这尽管不能一蹴而就，但毕竟也需要只争朝夕。倘若民族之心涣散，国家意识衰弱，可能会挫败经济改革甚至导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殊不知培养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比造就一个工程师、艺师更难。像周国桢一类刚建国时就培养起来的艺术家，如今已进人“不逾矩”之年，渐渐会为数不多，除了他们自己的"衰年变法"，寻求更高艺术境界的突破外，趁他们身体尚好，还有充分的精力，似乎我们该做点什么，把他们的精神财富、艺术成果传承下来。

    现代陶艺从本质上说，是工艺的、艺术的、观赏的，而排斥实用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变革、突破，而且要不脱离国情，符合人民的需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很快，然而毕竟农民是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我们一定要以米开朗基罗、罗丹、摩尔等来教化中国农民，这也许是一个错误，中国的农民也不会买账。应该承认，这是文化的选择。怎样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年轻一代艺术家正在思索和行动，像罗中立油画作品《父亲》、梁硕雕塑作品《城市农民》等，就作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周国桢教授期望自己能从"室内"走向"室外"，能从"本土"走向"海外"，可见，老中青结合是何等的重要!周国桢直率地说:"景德镇有很多的进步、改变和提高，特别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方面。但目前我们的陶瓷质量不如以前好，水平不如以前高，关键是艺术上的保守，是观念上的闭塞。"他为之振臂疾呼，"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走我们自己的路。"老艺术家的忧心与企盼，梦想与焦急，溢于言表。这一切，恐怕不是一个人所能及的，需要社会舆论、政府支持、团体合作、竞争机制，以及市场的规范化。顺带说一下，对金钱的认识，也许民众会有个过程。人们可以赞美清贫，但不会讴歌贫困。金钱的好处便是使人免于贫困。但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极其有限，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包括创造、沉思、鉴赏、爱情、亲情等等，都非金钱所能买到，这类享受皆有赖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的能力是与钱包的胀鼓和干瘪毫不相干的。

   背日秋风落叶，今朝春催桃李。

    年逾七旬的周国桢教授是忙碌的，但他的激情依然，他的理想不改初衷"景德镇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方毓秀的山河，尽管有人间浮躁、喧嚣，周国桢却对陶艺一往情深。景德镇的"圣火"，熔铸了他的灵魂;景德镇的"净土"，塑造了他的个性。他上下求索，眺望远方，向着未来迈着坚定的步伐。

    我们迈过了新世纪的门坎儿，登上了一个新高度。创新，是新世纪的通行证 —— 人们期待着周国桢。
<全文完>
   作者简介:管志华，又名管子华，男。生于1951年，大学学历。1951年起任《劳动报》记者、编辑、部主任;1995年调《人民日报》工作至今，任华东分社记者、编辑，著有《世纪传真》《飞论中年》以及散文、杂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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