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妍

	泥土—— 女娲、上帝 与普罗米修斯的灵感     当我们上古的先民刚刚结束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开始使用磨制精细的各式石器，并利用兽皮、兽骨、贝壳装饰打扮起自己的时
候，便尝试着展开思维的翅膀，来解释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了。那时，他们既无法理解宇宙间神奇的造化和大自然无穷的破坏力，也无法说清自身奇妙的由来与延续。于是，面对这不可思议的一切，古希伯莱人按照自身的形象与其丰富的想象，描绘出一个万能的上帝；古希腊人塑造出众多职司明确的神，以及万神之神的宙斯；中国人则毫不逊色地讲述着盘古氏开天辟地，连同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动人故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创世”的传说中，神祗们却几乎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了人类本身。

    在中国，女娲炼五色石补好崩塌的苍穹后来到河边，休息时抟土为兽、为畜、为人。可泥太软，造出的人没有气力，无法抵御洪水猛兽，所以，她又用麻绳横于中，人便这样地诞生了。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亚当。随后，他又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做出第一个女人——夏娃。而“亚当”一词在古希伯莱语中，本就是“来自泥土”的意思。

古希腊传说中，地球之母与乌拉诺斯的儿子——伟大的普罗米修斯，知道大地上孕育着天神的种子，所以用河水和黏土，按照天神的样子捏成了“一个供神和灵魂借住的躯壳“，并与智慧女神雅典娜一起，最终将这团泥块儿变成了人。     古玛雅的传说中，神最初也是试图用泥土和木头来“塑造”人的，但他在遇到了“女娲的苦脑”后，没有想到麻绳，而是改用了玉米——那时仅属于美洲大陆所特有的作物。而在古埃及的神话中，人类就干脆诞生在了制陶之神赫奴姆制陶的轮盘上。

    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巧合里，至少给了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即不论多么精彩、丰富的想象，却大都与人们最为熟悉的事物密切相关。而那个时代，人类最富创造力的表现，当然莫过于将那一团团粘糊糊的泥土，改变成各种各样的应用器皿，或捏塑、烧制成他们能够见到和想要见到的一切。

	陶—— 女人奉献给人类的第一个发明     粘土掺上水后的可塑性，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就已经被人类所认知。那以后不久，陶器首先出现在古埃及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在距今大约八千年前，中国也开始有了陶器的生产。但是，不论它出现的早和晚，做为一种专门的技艺，制陶术却
绝不能说是哪个人或哪个民族的发明。因为，它实在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就像氏族公社总会解体一样，原不必别人去教的。

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猎取食物的各种复杂方式，均可以归结为动物的本能行为之一，即便是借助于石块、木头等原始“工具”来获得食物和营造巢穴，也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但是，运用物理学和化学的原理，将一种纯粹取于自然之物，改变成另一种非自然属性的物质，却只有人类才能完成（至少在地球上如此）。所以，在历史学上，制陶术的出现又表明了一个崭新而多彩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或者称之为“野蛮时代”的到来。

    由于陶器的发明通常是原始农业的直接产物，因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功绩似非当时的妇女莫属。

    那时，男人们整天忙于捕猎、打鱼，以获取整个部落主要的食物来源；妇女则从事相对比较安全的农耕、畜牧，及肩负着小心保护火种的重责。因此，唯有她们最容易发现泥土遭火烘烤后化学属性的变化。

    这个观点一经被提出，首先是得到了民族与民俗学者们的支持。因为，通过他们的考察报告使人们知道：早年，如云南的傣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的一些地区，陶器的制做都是出自女性那灵巧的双手，男人们最多也就是帮着挖土、运土、砍柴，从事一些粗夯的、纯辅助性的重体力劳动，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插手。只是到了原始公社的晚期，农业生产逐渐上升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时，也就是说，人类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制陶才随之被男人们把持了。这同样可以从云南的佤族、台湾的耶美人那里见到一斑。而恩格斯也是这一观点有力的支持者。

陶塑—— 爱心的折射与延伸     如果说，陶塑几乎是与制陶术同时发生和发展的（这似乎也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那么，我到宁愿认定它首先是一种爱心的折射，而非理性的创造。

直到今天，在泥巴和沙土中欢快地表现其创造力，表现那些纯属个性世界想象力展现的捏塑、堆砌游戏，仍然是儿童乐此不疲的游戏。这种特殊的情感宣泄，似乎也应验了上帝的那句名言：你原本是尘土——     当然，中国早期陶塑中那些体态肥硕、造型夸张、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造型之精准，技巧之纯熟，绝不是儿童们那稚苯的小手能够成就的。这类陶塑既没有丝毫功利作用，
也缺乏图腾所应有的深沉与庄严，更非出现在冥器大量涌现的时代，于是，这样的一幅画卷，就极其自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轻松的农事之余（因为，当时农业尚未成为人们生产活动的中心），母亲们率领着部族中的少女，正愉快而秩序井然地摆弄着各种陶坯，可纠缠在身边的幼童却真正叫人急不得、恼不得；或者，哪位年轻的母亲，原本就是为了让怀中的小宝贝能开心灿烂地一笑。于是，这样的一些作品，便从她们灵巧的手中无比自然、流畅地诞生了。

   你很难想象这种作品会出自一双布满老趼、粗糙的大手。它们只能是女性那稚气而浪漫、率真且童心未泯的心理折射，抑或是母性爱心的延伸。

原始陶塑—— 充溢的生命意趣     原始陶塑的无穷魅力在于其赤子之心的真诚表露；在于其蕴涵于简洁、概括和纯朴中对泥土、对生活、对一切自然之美的艺术冲动。

这是个属于大汶口文化的红陶兽形鬶。你很难确切地说出它究竟是哪种动物：咆哮的野兽，还是讨食的家畜？是狗还是猪！它具备所有鬶形器的功能性特点和用途：有足、腹、注、流，甚至提梁；能注入清水并将其烧开饮用。但是，它肯定不适合男人们的聚饮，或稍许郑重些的场合，却显然会为女孩子和少妇所钟爱。它那高高昂起的头，翻翘的鼻子、吻部，圆溜溜撅着的尾巴，以及由此所显露出整体的动态感，不正是现代的人们一直如饥似渴地追求的那种自然、纯真的生命意趣吗！

    类似的手法，在早期陶塑中虽并不多见，但与之趣味相通，能交相证印的器物，却也会偶尔发现。例如多见于仰韶文化中的人头形器物盖。

    本来，在器物盖子上加个球体会更便于拿放，但用细小的竹木签，或从发髻上取下骨簪，轻巧地刮刮捅捅，遂赋予整个器物以生命的灵动。

    这类造型的器物盖，人物面部的刻画多极为夸张：有的表现天真无邪的童子，有的表现须发横生的壮汉，或者垂垂老矣的风趣长者，并且大多是塑其形而绘其神。更有怪异者如扬韶文化晚期的一件半山人首器盖，其刻画人物头顶生角，脸布须毛；整个脸被特意按平，仅鼻梁尖细凸起，看上去竟然与现代卡通片中的“猫王”相仿佛。

具象与抽象—— 美感的恣意流淌     有人曾把艺术的发展道路，简单地归结为：不象——象——不想象，你总不至认为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吧！书写记录的最早方式便是将那东西画下来，并且一定要象；接下来就是把它抽象到一个最简洁符号，并争取周围人们的认可。

同样道理，原始陶塑中最令人惊奇和振奋的，当然也正是那些极具抽象意味的动物体形器。因为它们代表着原始艺术从视觉上力求真实的写照，开始升华到美感的抽象。或者说，那时的人们，已懂得将一个个具体的动物体，用某种纯几何的构图方式来表达；开始自觉运用不确定的、抽象的“美”，来抒发心中恣意流淌的感情。

    学者们认为，鬶型器来源于中华原始文明的东部地区——那个多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它最原始的形态即是鸟的抽象：鸟类尖尖的啄成为器物的流，颈几乎原样保留下来，躯体构成界限并不明显的器身，双腿和羽尾则形成此类器物三足支撑的基本形态。但渐渐的，它开始向整个的动物群体蔓延。许多家畜的抽象形态，成了鬶型器家族的新成员。如这只鬶，它是由三个夸张的圆锥体构成，加上柄、注、流的奇特做法和巧妙配置就造成了其独特的抽象美。你怎么看它都像一头既可爱，又呆头笨脑的猪；但不论怎么说，它也不是一个确定的畜类。它所具有的是一种难以言述的美感，传达着一个昂首伸嘴、跃跃欲动的生命的信息和动感。

    又如这只白陶鬶，它不再会使你联想到 豕，但肯定能使你联想到狗——一种很为当今贵妇们所宠爱的沙皮狗。同样三个变形圆锥体的组合和柄、注、流，只是不再那么丰满浑圆，只是将背部适度地拉长了一些，可它带给你视觉和心理上的感受竟完全成了另一回事。前者的憨态与后者的乖巧，既泾渭分明，又相源相本。

    总之，这类作品所倾注、所赞美的是对生活与自然的热爱和追求，你从中甚至能体会到中国早期造型艺术中那种特有的哲学倾向，感受到东、西方古典审美情绪最初的分野。

悬念破解—— 姗姗来迟的维纳斯     已知的考古报告断定，人类最原始的雕塑作品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奥瑞纳文化阶段的一批女性裸体雕塑。自奥地利的威冷道夫、意大利的巴尔兹和罗西、捷克的维斯托尼斯以及西班牙、法兰西、俄罗斯，甚至北美阿拉斯加的普努克岛，都先后发现了类似的各种裸妇雕塑。她们均被以“维纳斯”这一希腊神话中最为动人的女神名字来命名了。

这类的雕塑大多形体不大，而丰盈的乳胸和肥硕的臀腹等女性特征，却十分夸张。她们是原始人对女性形体及生育现象最直观与生动的刻画，是一种遍及世界各民族的原始生殖崇拜的表现。     但是，这种象征着生命繁衍的偶像，在中国的考古中却一直是一片空白。过去较为多见的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始祖”，那种父系氏族公社的产物。可更早的，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产物呢？人类文明的轨迹真的就一定要这么一致吗？

   姗姗来迟的中国维纳斯，终于还是出现了。1982年春天，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属于5000年前的人像陶塑残片。在这20余件残块里，就有两个形体清晰可辨的小型孕妇裸像。

    这两件残雕都没有头，但其他各部位结构准确，比例适中，肌肤的质感也相当好。其隆起的腹部、肥大的臀部及其阴部的刻画，即是生育的象征。这种表现生育的形象，虽然没有法国“西里瓦维纳斯”那样令人惊诧与费解，没有西亚沙塔尔林的维纳斯和美洲阿兹洛克的维纳斯那样地准确与直率，但她们表现的则是同一的主题，所揭示的都是原始人类于生命繁延的崇拜，都是那时的人们于生育的困惑、希冀、渴望和乞求，是那种自觉生命意识的酣畅的抒发。

    孕育是美好和幸福的代名词，以致被中国后来的哲人和诗人们形象地引伸到了原野、沃土，甚至成功与成就的初始。而这两件孕妇的残塑均不夸张胸乳，似乎强调的仅仅是伟大的生育本身，即收获、成功与成就本身的价值，及一个新生命即将呱呱坠地那瞬间的辉煌。

男性手中——

理念与深邃的凝聚

    如果说女人重感觉、感情和色彩，趋向于浪漫的情调，那么男人便多理念，多深沉，更富于哲人式的思考。所以，当陶塑一旦掌握在了男性手中时，给你带来的就多了一种震憾、一种深邃。

    当你将前述那个鸱鹄圆圆的头与这只枭首 相比较，就不难感觉到前者如同一幅倾全力于毫发之微的工笔重彩，而后者却似乎是一张竟其功于泼洒淋漓的大写意。

    这个枭首尖而长的啄，显然经过一番精心的捏塑，以致使它显得光滑、坚硬，同时与其它部位的粗略，恰好形成应有的反差。极其自然随意，且无丝毫造作地达到了写实的效果。

    此外，枭的那两只巨大的眼睛，只不过是极简单地一捅而就。陶土因受到挤压而向上隆起，遂构成其眼眶的自然形态。这一切都是那么流畅、自如、写意而潇洒。或许它根本就是一件漫不经心的信手之作。但正是这随意与单纯，构成了它的永恒魅力。

    鸱鹄与鹰隼自身的雄健和力量，至今仍为一些草原民族视为神圣，如果再加上塑造者沉肃的寓意与激情，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它图腾式的庄严。黑陶鹰形尊就是这类具有图腾意味的典型器。

黑陶鹰形尊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件器物并不很大，通高仅36厘米，但它那慑人的气势，却给人以雄浑、沉厚、大气磅礴的重压感。作品准确而略带夸张地捏塑、刻画出雄鹰坚硬的啄和瞪视的双目，尤其是鼻翼与眼眶连接的线条，以及下颌与嘴那条长至颈部的弧线，将鹰隼居高临下、凶猛、威严的形象，刻画得既写实、自然，又传神、生动。

   鹰尊的三足分别是两只短而粗壮的腿、爪和坚挺下垂、束集成矩形的尾羽。而胸、腿及翼根坟起的劲腱，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一种充满野性的力量感。加之该器表面光滑如镜和上品黑陶的肌理效果，更给人以深邃、沉肃、庄严的感受。

    当然，像这样的作品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它理应是属于那种被称为稀世之宝的古董。它能映印出一个氏族首领孔武、威严的身影，或者说是凝聚着一个部族剽悍、豪放的气质与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信念与力量。它同时又十分充分地使人感受到雕塑艺术所特有的张力。简单地说，你从这类作品的印刷品上，会极其自然地将其想象成一件足够大的器物，而有些原本相当大的器物，给人的感觉却总是要小一些，这就是雕塑品内在的张力，其艺术价值及感染力的差异所在。

结语—— 三代及先秦的沉浮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陶塑中，其最大量出现的依然是一些小动物的形象。夏代的动物形象很少独立出现，它们大多是被刻画在日用器皿上作为一种图饰。西周的陶塑又由于玉、石雕刻的崛起，似乎正在迅速走向衰落。其中值得提及的仅陕西长安沣镐都城遗址中出土的陶牛头等有限数品。

商代的早、中期，曾经是陶塑早期的一个繁荣时期，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大型商代早期宫殿遗址附近、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小动物。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陶龟、陶羊头，亦有蛤蟆、鸟、鱼、猪和虎等。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将人与其它动物完全地分化开来。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甚至于坚信他们部族的祖先就是从其中之一脱胎而来的。中国人直到现在仍将十二种动物（或称十二生肖、十二辰）与自己紧紧地结合起来；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神话里说：“那时候，袋鼠、狗还都是人……”美洲古老的印地安人更确切地告诉人们：“我们这里从来不说动物变成了人，因为动物已经是以动物的面孔出现的人”。所以，在这些三代及先秦的动物形象中，实在是潜藏着那时人们蓬蓬勃勃的生命意识。从这些或灵动，或质朴的陶塑中，你不难发现其中的人格化倾向。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原始信仰的特殊寓意，比如像吉祥的祈祷等。否则的话，那么些的龟和羊，就实在不好解释了。

    由于当时制陶工艺的局限性，夏、商、周及春秋和战国之初，陶塑的个体大都很小。如前述种种和战国的舞队俑。这些舞俑虽然异常生动有趣，整个舞队虽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魅力，但毕竟每个小俑人儿仅有5厘米高，充其量只能作为案头的小陈设。到了战国中后期，泥质灰陶大型器开始大量出现。它不仅标明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而且为后来大型陶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工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