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景德镇现代陶艺的形式风格和审美取向     也许是经过20年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后期景德镇现代陶艺创作中延续传统的批量制造和不畏困扰的学术探索形成了明显的分野。综观20年来景德镇现代陶艺的发展，其作品基本上形成了四种形式的风格，一是装饰表现风格，二是雕塑型风格，三是抽象表现风格，四是器皿造型风格。      装饰表现风格注重造型与装饰的有机结合，强调装饰画面构成，更多地吸收平面艺术的形式美感，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手法区别于传统的纹样装饰。秦锡麟的现代民间青花，保持了玉瓷文化品格，极具民族性、地域性及鲜明的艺术个性，其作品充分体现了自我的从陶理念，有着通贯古今、率意天真、朴拙天成的艺术境界。如其《春意盎然》在造型上打破了过去镶器造型的规范组合形式，却又利用了这种技艺非常到位地在貌似随意中表达了自己刻意追求的造型理念，画面的装饰布局、釉色的恰当处理，均在随意中流露出艺术的灵巧，品味的高逸。李林洪的现代陶板艺术，无论用笔、用色，几乎已达到了将中国传统艺术综合运用驾驭自如的地步，他的诸多系列现代陶板画，不仅承续中国传统陶瓷彩绘所具有的技能，还融入油画的浑厚、水彩的灵动、版画的生辣、国画的渲染以及雕塑的凝重，开启了现代陶板画表现的崭新风貌，具有东方文化意味。而何炳钦釉下五彩综合装饰《花鸟》画面以抽象的形式，表达了对大自然生命思索探询的无限追求。这些新奇的装饰表现风格，是景德镇现代陶艺中立足本土文化和融人时代审美特色的代表。      雕塑型现代陶艺基本上是采用粗材质，造型上打破了过去单一扭动转折的程式，形式法则上多吸收现代构成和现代雕塑的审美成分。作品往往以系列推出，强调深刻的思想性和时代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的创作主题，显得内涵丰富，哲理性强。雕塑型的现代陶艺以制陶过程中对泥性的把握满足了陶艺家畅快的制作欲，这种雕塑型现代陶艺创作的代表人物是周国桢和姚永康。周国桢是一位资深陶艺家，几十年来，他主要以动物为创作题材，早期作品以夸张、变形、色釉装饰为主，80年代末期，他率先将传统做大缸的泥条盘筑法运用于雕塑创作，引起雕塑界的注目；后期又用大写意的手法，将粗陶泥摆弄得生气灵动，所作的《猴王》、《猫头鹰》(图3)气势不凡。姚永康的现代陶艺注重泥感和造型整体合一，进而达到心理指向的表现性和鲜明性。早在80年代姚永康就创作了《硕体》(图4)系列，90年代又创作了《自喻》系列，新近又创作了《世纪娃》(图5)系列。这些雕塑美的渗入，开启了现代陶艺中的雕塑型风格的崭新之路，最大程度地强化了民间雕塑式的扩张感和饱满度，合手“物理逻辑”，开发了陶艺语言的表现潜能。吕品昌以这种艺术手法创作的《对弈》系列陶塑曾获得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一等奖。     抽象表现风格更加趋重陶艺的表现特征，其艺术动力来源广泛，表现出较强的挑战性和实验性。抽象表现风格力图在遵循陶艺语言规定性的前提下，充分探索陶艺在纯审美形式创造上的各种可能性，最大限度地挖掘这种艺术形式和语言媒介的表现潜力。如吕品昌的《石窟》系列抛开了传统陶艺制作中技术理性话语表达方式的绝对地位，在形体形态处理上，作品注重内外空间的穿插流动，留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在表面肌理效果的把握上，又尽可能地保持或流露泥痕火迹，以一种富有沧桑感、深沉感的抽象空间形式，表达作者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既神往又困惑、既亲近又疏远的复杂情感。其自由性和无限性所体现出来的活力，有效地激发了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的心理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自由驰骋的创造性。而黄焕义的《土说》(图6)系列则充分体现了审美情境下的自然状态和心灵的自由感。从文化意义上看，这种创作反映了人在工业文化环境中精神的超越，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审美价值。吕品昌在疏离传统又非前卫的艺术观念中，强调充分尊重艺术的自律性，且发挥自己的感觉，建立了“缺陷肌理”、“纯化陶艺语言”的探索思路。以《中国写意》、《阿福》《石窟》、《景观》(图7)等诸多现代陶艺系列作品，阐释了独特的艺术主张，成为雕塑型与抽象型互为穿插融合的现代陶艺表现风格的典范。抽象型表现风格，是以吕品昌为代表的青年陶艺家所形成的，它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创作氛围。黄焕义的《渴》、吴永平的《游离》曾先后于1992年、1995年入选日本美浓国际陶瓷大奖赛，是在这种空前的现代陶艺活动中获取的最高荣誉。     器皿造型风格是在景德镇传统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日本现代陶艺及彩陶艺术的成分，并很快转化成具有个性特色的造型风格。当“瓶”的多样化情绪满足之后，陶艺家们的造型手法更接近雕塑表现语言，他们在器型与造型的边缘探索，已完成了工艺技法的发挥和自我意识的再现。在诸多的以器皿造型为艺术表现形式的陶艺家中，朱乐耕以其熟练的拉坯技术，糅合了景德镇器皿造型的优美形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高温色釉器皿陶艺表现形式。吴永平则深研景德镇传统拉坯、利坯技艺，将传统的壶艺文化赋予了现代品味，创立了全新的器皿陶艺发展新思路。然而，由于对材料工艺知识的匮乏，工艺手段的单一以及单一化材质的选择，器皿型现代陶艺的创造者多存在着自身能力的限制，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眼高手低，总有“意到笔不到”之感，这也是景德镇行帮制延续的影子给现代陶艺发展暗设的一道门栏。     当今，景德镇从事现代陶艺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周国桢、秦锡麟、姚永康、李林洪、吕品昌(现在中央美院)、黄焕义、孟庆祝(现在中国美院)、朱乐耕、何炳钦。他们各擅胜场，有鲜明的个性。周国桢在充分把握泥性及工艺技艺方面，水到渠成，炉火纯青地表现了动物王国的喜、怒、哀、乐。秦锡麟专注民间青花，演化了现代民间青花变奏的华彩乐章。姚永康在本土文化深层挖掘出适宜发扬个人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作品多以浑厚的力度寓示传统文化的底蕴，有朴拙之美。李林洪则以陶板为媒介，宣泄情感于抽象的形色之中。吕品昌则兼顾古今，在反叛中建立起并不前卫的个性表现意识。黄焕义以西方的构成心态，传递着对景德镇瓷文化的审美理念。孟庆祝找寻出一条非常执著的表现路子，把实用的概念淡化甚至剔除，将泥性的特质通过器皿的构架显示出来。(图8)朱乐耕的激越情感，创作了许多异彩纷呈的陶艺。何炳钦以恬静的心态，把釉下五彩运用得纯熟老到，展示瓷的装饰性，很耐人寻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十高龄的王锡良大师，仍不断进取，近期创作的用釉里红挥写的苍松奇石颇具现代陶艺意识，呈现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从以上表现风格来看，景德镇现代陶艺的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三种审美取向。     一是在点、线、面等造型基本元素中不断创造，以取得结体范式的创新形式主义审美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趋开放活跃的政治形势，给现代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陶艺家抑制已久的形式冲动和如释重负的轻松孕育出一种比例匀称、色彩优雅、线条柔美、装饰适度的造型语言。这种结体范式，以一般形式美法则为构架，往往先将现实原形分解为点、线、面等形式元素，再重新组织结构，其中心旨趣在于追求形式的不断创新。这种专注于现实表象之平面性形式结构的“分解——重组”，其建构意向既不想揭示原形与丰富现实的深度关系，也无意对物质媒介的特性充分地利用和显扬，陶艺家凭借相对稳定的形式法则，反复玩味着形式元素的组合变化。     二是以表现陶艺家主体性的理性主义审美倾向，在当今时代，人们对个体在社会中的境遇和价值日益关注。在现代陶艺领域，一些艺术家不满足专注于形式表层的审美倾向，主张沿着心灵的轨迹思索，以形和色的构筑来体现深度思考的精神内涵。这些陶艺家热衷于以作品来表述和阐释自己信奉的哲学和价值观念，他们赋予现代陶艺作品种种隐喻和象征的符号性结构，理性追求使他们的作品普遍显示出冷峻、崇高、肃穆的精神气氛，抽象理念结构组织的串联、叠加、集合等结体手法便成了他们一般的造型模式，理性主义审美倾向的陶艺家希望在“土”和“火”之中，寻求更新颖更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以期内涵与媒介的有机统一。     三是重视和强调陶艺创作媒体的物性，尽力维护和显露不同材料的质地、肌理、光泽、色彩等感官特性的“唯物”审美倾向。“唯物”审美倾向更多地显示了陶艺家日益增长的探索陶艺本体语言的锐意和玩味材料物性的兴趣。这些陶艺家所希望的不是自我观念的对象化，而是试图借创作过程及作品直接展现朴素的身心感悟，体味朴素而真实的审美过程，他们大都比较强调技术对材料的感觉性特征的一贯保持。     现代陶艺的审美是艺术家独创的、纯艺术的个性美。它突出地表现为解放物性，认同偶然性和追求显露过程。在现代陶艺文化形态的建设和审美精神的推进中，景德镇现代陶艺注重陶瓷“精神”能量的释放，注重其物性品质与人文气息的结合。陶艺家只有把思想之火注入窑炉，那里即将成型的陶艺作品才会真正绽放出鲜活的生命之花。20年来景德镇现代陶艺不仅融入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流，而且也使景德镇传统的陶瓷文化展现出新世纪的耀眼之光。	------ 图3 猫头鹰   －－－－－ 图4 硕体       ------- 图5 四季娃
	－－－－－ 图6 土说
	－－－－－ 图7 景观
	－－－－ 图8 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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