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磅礡話天球
　

文／鄭又嘉

天球瓶以形似天體星球而得名，此器形始於明永樂、宣德時期，盛於雍正、乾隆兩朝，為宮廷陳設瓷，本文將略述其起源與各朝不同品種的器形，以及裝飾紋樣特色和之間的沿革。

與中東金屬器的淵源

天球瓶伴隨水注、無檔尊、花澆、臥壺、雙耳扁瓶、抱月瓶與八角燭台等，自明代永樂時期才出現，這批瓷器的造型在血緣上都與中東金屬器相連，而其僅出現於永樂、宣德兩朝，與明代海禁政策下兼具通好海外異邦目的的皇室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的時間一致，航程遠達波斯灣、伊朗阿曼灣一帶，如同鄭和自中東帶回了蘇麻黎青的青花瓷器鈷藍原料，同時也帶回了天球瓶的器形，有學者便指出天球瓶器形源出敘利亞的銅瓶，如同其他立件瓷器為陳設觀賞之用。

鄭和下西洋為明代對外的官方行為，為攏絡四夷，按照伊斯蘭的審美情趣燒造瓷器作為餽贈的禮物或用之交換當地物品，當然也有可能應中東皇室要求依照其品味而向中國訂製景德鎮官窯瓷器。現收藏於土耳其Topkapi Saray以及伊朗Ardebil神廟的4件天球瓶定年於15世紀早期，也就是永樂宣德時期，皆無年款，Ardebil神廟中的3件還在瓶底或瓶身刻有擁有者Shah Abbas的名號，Topkapi Saray的一件還在口部鑲嵌了奧圖曼土耳其式的銅蓋與底足，此4者皆以龍紋為主要紋飾，明顯為御窯製品，在兩處數百上千的明代瓷器收藏中，數量相當稀少。

有學者認為天球瓶在宣德之後停燒，與明政府對外政策的轉變有關；也有專家認為這和天球瓶燒製困難有關，像是直頸和圓身之間接合不易，且屬於大器的天球瓶燒製時容易坍塌，要成功保持形狀，十分難得。何況宣德之後歷時近30年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為景德鎮御窯廠生產低落的時期，之後景德鎮御窯廠恢復燒製的成化朝，官窯又少製大器，多見高足杯、酒杯、盤、碗、罐的小器，以上種種，或許可以解釋天球瓶為何只出現在永樂與宣德兩朝。

永宣時期的天球瓶

目前可見永樂與宣德時期的天球瓶數量不多，永樂時期比起宣德更加稀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未落年款，不易辨認，定年混淆。此時期的天球瓶，胎骨厚重，圓口，頸部粗短，上闊下斂，球形腹碩大，砂底微凹，皆為青花釉色，裝飾紋樣見有雲龍紋、纏枝蓮龍紋（穿花走龍紋）、海水白龍紋以及纏枝花卉紋，龍紋皆具三爪，且不論在雲間、花間或海水間皆呈回首行走姿態，造型相同，與臉部比例適中的眼珠圓睜，張口露齒吐舌，鼻吻向上外翻，嘴下鬍鬚向後飛揚，兩鹿角向後壓低貼近向後飛揚的數縷鬃髮，鱗片描繪仔細，片片單獨暈染，白龍鱗片則以陰刻表現，足爪外張有力，氣勢雄健；口沿的忍冬紋或纏枝花卉紋細飾帶上下，皆以平行雙細弦紋與主紋和口部加以區隔，瓶高約莫為43厘米。

雲龍紋的例子有北京故宮藏的明宣德〈青花雲龍紋天球瓶〉（高43.2厘米，馮先銘將之定於永樂時期）、著錄於《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萬野博物館收藏的口沿細飾帶下方具「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橫款的〈青花紋龍文瓶〉（高44.2厘米），後者頸部較同時期天球瓶更加粗短，瓶身相對提高且更加碩大，雲龍紋所佔面積也因此更大。纏枝蓮龍紋者有台北故宮藏明永樂〈青花蟠龍紋天球瓶〉（高42.9厘米）、日本松岡美術館藏明永樂〈青花龍唐草文天球瓶〉（高42厘米）、Ardebil神廟的15世紀早期〈青花纏枝蓮龍紋天球瓶〉（高42.5厘米），龍紋與西番蓮花紋的組合也象徵著中西文化的交融，在龍紋多半與雲紋或海水紋一同出現的此一時期，顯得十分特殊。

海水白龍紋者有日本東京山紀念館藏的明永樂〈青花龍濤文天球瓶〉（高43.5厘米）、北京故宮藏明宣德〈青花海水白龍紋天球瓶〉（高42.7厘米）、Topkapi Saray藏15世紀早期〈青花海水白龍紋天球瓶〉（含銅蓋與足高55.3厘米）、Ardebil神廟藏15世紀早期〈青花海水白龍紋天球瓶〉2件（高43、42.5厘米）。纏枝花卉者則有台北故宮藏明永樂〈青花番蓮紋天球瓶〉（高43.1厘米）與北京故宮藏明宣德〈青花纏枝花紋天球瓶〉（高46厘米），此類天球瓶不似上述諸瓶通體描繪紋飾，而是以平行弦紋將頸部與球形腹部加以區分，前者器腹滿繪纏枝番蓮紋，其上近頸處裝飾一圈如意雲紋，主體紋飾於頸部再度出現，然後在口沿外處繪飾忍冬紋細飾帶；後者頸部在口沿的雙弦紋下方裝飾纏枝番蓮紋，然後是內含花蕾的上仰變形如意雲頭紋，腹部裝飾或正或側綻放的纏枝花卉紋，近三弦紋處具「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橫書款。

明宣德之後中斷生產許久的天球瓶，直到清康熙時才偶有仿製，而到了仿燒前朝名窯風盛的清雍正時期才較多見，器形近似永、宣，十分秀美，假圈足處理光滑，高度約莫50厘米，據耿寶昌觀察，雍正時期的天球瓶品種釉色很多，粉彩器多為桃紋圖樣，多繪八桃紋，乾隆時則多繪九桃紋，因此有「雍八乾九」之說，約在34厘米左右的小件器則繪六桃。其他粉彩裝飾圖樣還有鵪菊等花鳥紋樣；單色釉有霽紅、霽藍、天藍、粉青、仿鈞、爐鈞釉、鐵銹釉、茶葉末、白釉；還有釉裡紅、青花、青花釉裡紅、青花加抹紅彩等。

雍乾時期的天球瓶

精彩例子有北京故宮藏清雍正〈粉彩八桃天球瓶〉（高50.6厘米），瓶直口微撇，頸較短，渾圓腹，圈足，通體白釉，瓶體上繪桃樹一株，枝繁葉茂，自瓶底沿腹部蜿蜒而上，8顆碩大飽滿的桃實壓墜枝頭，瓶底青花「大清雍正年製」篆書款，此瓶彩繪構圖疏朗有致，釉色濃淡相間，繪畫精細工巧，堪稱雍正粉彩代表作，雍正〈粉彩八桃紋天球瓶〉海內外僅見此件，屬稀世珍品。後世所仿天球瓶多以雍乾時期的粉彩桃紋天球瓶為模仿對象，以光緒朝所仿最能亂真。

小件粉彩器則當推清雍正〈粉彩菊圖天球瓶〉（高34厘米）最為特殊，器形小巧精美，菊花自瓶底依順瓶形向上叢生，盛開的菊花，有大有小，花瓣或立或垂，花枝或交纏叢聚，或獨枝橫生，韻律變化，層次分明，最精彩處要在粉彩表現上，不論是橘紅、粉紅、明黃或白色的菊花，皆先勾勒花瓣輪廓再填染，花枝與葉片也是同樣的處理手法，青綠二色的葉子還以黃色點染表現其枯黃之態，畫工細膩精湛。

著錄於鴻禧美術館《中國歷代陶瓷選集》的清雍正〈青花九龍紋天球瓶〉（高50.6厘米）亦精美絕倫，不僅結合了明代永宣時期雲龍紋與海水龍紋的題材，成為海水雲龍紋，還超越明代圖案化取向提升至繪畫層次，將瓶身視為畫布，盡情揮灑。明代作為地紋的海水紋在此安排於瓶腹底部，一變如意雲朵為濕氣蒸騰暈染細膩的雲氣，只見九條姿態各異、相互呼應揖讓的猛龍在雲霧間翻騰飛翔，構圖較明代複雜許多，但筆觸精細纖柔且畫意優美動人，海水與雲龍的佈局安排更具空間感與寫實性，鈷藍釉料的掌握神乎其技，令人讚嘆，「大清雍正年製」楷書款橫書於口沿外側的忍冬紋細飾帶內。

到了乾隆時候，天球瓶數量更多，常見50厘米左右高度的物件，也有近60厘米的特大型天球瓶，多為單色釉。直口較粗，圓腹，假圈足，釉底或砂底，與雍正時的天球瓶相比，頸部較長，腹部較高，耿寶昌表示可見到青花、青花加紫、仿官、仿哥、天藍、霽藍、鐵銹釉、粉彩等品種，粉彩紋樣有年景、九桃、喜鵲梅花、鵪菊圖等。

著錄於鴻禧美術館《中國歷代陶瓷選集》的清乾隆〈青花釉裡紅雲龍紋天球瓶〉（高47.7厘米），海水紋同雍正朝安排在瓶底，精工描繪的銅紅釉猛龍穿雲行走，龍尾佈置於瓶頸，營造猛龍自天而降的效果，十分特殊，渦捲狀的鈷藍釉雲成朵，或覆蓋龍身，或陪襯於後，雲朵以深色鈷藍描染渦捲狀輪廓，再以較淺藍色填染其間，並在近輪廓處留白以突顯雲朵形狀，設計特殊，

但顯得較為精整規範，瓶口外沿的細飾帶為圖案化海水紋，呼應瓶底紋樣。

粉彩天球瓶除了如北京故宮藏、構圖與雍正〈粉彩八桃天球瓶〉（高50.6厘米）如出一轍的清乾隆〈粉彩九桃紋天球瓶〉（高50.8厘米）外，還有皆藏於北京故宮象徵喜上眉梢的清乾隆〈粉彩雀梅紋天球瓶〉（高55.3厘米）以及象徵多子多孫、幸福喜樂的〈粉彩嬰戲天球瓶〉（高51厘米），二者皆在瓶身通體作畫，猶如將懸掛的平面畫作化為三度空間的立體作品，觀者在環繞天球瓶行走時每每有驚喜的發現，空間感強烈，充分展現陳設瓷的觀賞特性。

再一件北京故宮藏的清乾隆〈粉青釉雲龍海水紋天球瓶〉（高58厘米），屬天球瓶特大器，不僅運用早期單色釉雕刻的裝飾技法，而且在紋樣上也同樣復古，如口外沿垂墜的雲頭紋、頸部的蕉葉紋、變形回紋細飾帶以及腹部仿明的如意雲三爪龍紋，然風格明顯不同，且所有復古元素組合之後便成了乾隆時期的創新品種，具淺浮雕效果。

清代早期所燒的天球瓶具有造型準確規範，胎質精良堅實，釉質純淨無暇，色彩細膩鮮豔，修胚一絲不茍，款字書寫工整的特點。乾隆以後不論在器形、釉色與裝飾紋樣的工藝水平都不如前朝，例如上述仿乾隆粉彩器的北京故宮藏清光緒〈九桃天球瓶〉（50.5厘米）即為明顯例證。此時天球瓶有一般規格的大器，也有特大器，除以粉彩繪九桃外，也繪雲龍、龍鳳、喜鵲梅花等紋飾，耿寶昌指出，其泛青的白釉面，呈波浪不平狀，色彩不甚鮮豔，紋飾佈局鬆散，缺乏立體效果。成對的九桃天球瓶和九桃大盤組成一套，常常作為清末民初盛行的陳設物與陪嫁品。

大體上，天球瓶因與中東地區的對外關係需要而出現於明代永樂與宣德時期，也因當時中東地區對於青花的好尚與時代工藝的特色，永宣時期僅見青花品種，隨後或因對外政策與景德鎮官窯廠的衰落而停燒，直到清代初期復古仿明風潮而再興，除了仿明的青花品種之外，當時百花齊放的各類裝飾手法也都被運用到天球瓶上，其工藝表現隨當朝水平而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