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八友"是一个有着景瓷文化积累和地方特色的选题，江西美术出版社将耗资人民币上百万元，力争赶上2004年出版这部书，既是彩印画册，又是绘瓷画史，向中国瓷都景德镇置镇千年庆典献礼。
    我应该社邀请为这部书撰写了“珠山八友”人名及其生平史迹年表)，并得到这部书编辑工作会议的认同， “年表可以成立”，现经修改、充实，也许更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我国文人画与传统景瓷彩绘融为一体的瓷画，发展景瓷绘画事业，丰富景瓷绘画宝库。
(一) 就“珠山”而言，这里指的是位于赣东北之景德镇老城区中心，原为“立马山”，是景德镇地名的起始，又为明清御窑器厂所在地。并建有“龙珠阁”，堪称景德镇之城徽。而始于公元1928年形成的“珠山八友”，其人名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1939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署于浮梁军次的佑玷，在田鹤仙彩绘一幅《岁寒山水图》瓷板画上，写到“田君鹤仙工丹青，乃‘珠山八友’之一”。但是，这只是提到田鹤仙一人，如按照“文革”后，毕渊明在《“珠山·八友”的来龙去脉》一文中的提法，田鹤仙就不是“珠山八友”之一，这还就否定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段文字记载吗?我在“珠山八友”人名的多次考证中，几乎每次都提到最早见于公开出版物“珠山八友”人名，莫过于195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写的(景德镇陶瓷史稿)，其中，第316页记载，所谓“珠山八友”，指的就是王琦、王大凡、邓碧珊、徐仲南、汪野亭、田鹤仙、程意亭和刘雨岑。当时的执笔者江思清、徐文等人和“珠山八友”中的健在者王大凡、刘雨岑，均在承编这本书的单位，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只是到了我首任陶瓷美术杂志社社长之后，在1961的第三期《陶瓷美术》
双月刊上才出现传闻不一的问题，说“有毕伯涛而无徐仲南，是邓碧珊去世后递补徐仲南的”。而当时的“珠山八友”中唯一健在者刘雨岑，则在同年10月21日举行的《“珠山八友”画展》读画会上，主讲《“珠山八友”的笔墨技巧和艺术造诣》时，便就《景德镇陶瓷史稿》所记载的“珠山八友”人名作了重申是无误的。我还带领陶瓷美术杂志社记者，专访了刘雨岑，记者在《忆“月圆会”，谈“八友”画》的这篇采访录(见1961年第五期《陶瓷美术》双月刊)中，介绍了刘雨岑的话。他说， “珠山八友”就是王琦、王大凡、徐仲南、田鹤仙、邓碧姗、汪野亭、程意亭和他本人。邓碧姗死后，他们多找王大沧配画，还有何许人、张志汤、方云峰等人也配过画；至于有人提到毕伯涛，刘雨岑则说，他能作画，更能吟诗，也常与“珠山八友”在一起，但是，“珠山八友”没有找过他配过八块成堂的瓷板画。
    这大概就是“珠山八友”传说不一的原因。刘雨岑又说， “珠山八友”和配画者应该区别开来，配过画的人，不能说就是“珠山八友”，和“珠山八友”时相过从的人，也不能说就是“珠山八友”成员。刘雨岑指出，有人说“珠山八友”中某人死后由某人递补，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珠山八友”是艺术的自由组合，它不同于社会团体的席位。 “珠山八友”中死去一人，就不幸失掉一位知已朋友，根本不存在递补的问题。在这之后1963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江西省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又作了与《景德镇陶瓷史稿)的同样记载：“文革”后，进入1983年修订再版时，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已被上升为国家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研所，此后的《中国的陶瓷》一书，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还与《景德镇陶瓷史稿》一样，对“珠山八友”人名作了同样的记载。同年，我撰写的《关于“珠山八友”人名再考》，发表在1983年第3期《景德镇市志通讯》上。我曾说，如果现在再有人把当时的其他绘瓷名家列为“珠山八友”的话，那么，他就要和我国绘画史上的“扬州八怪”一样，也要来个正名，应把“珠山八友”改为“珠山画派”了。不过，1984年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编印的《中国古代瓷器的基础知识》，和199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所收入的“珠山八友”人名，又皆是与最早的公开出版物－－《景德镇陶瓷史稿》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1988年非正式出版的《景德镇地名志}，其中的“附录”，有虚实撰写的《“珠山八友”》一文，尽管与1984年政协编印的内部交流的第一期《景德镇文史资料》所选人的毕渊明撰写的{“珠山八友”的来龙去脉)一文是同样的记载，没有把徐仲南、田鹤仙列入“珠山八友”之中，而是把何华滋(即何许人)毕伯涛列入“珠山八友”。还有传闻说王大凡，有亲笔遗存下来的《希平草芦题画诗稿》，其中有《珠山八友”纪实诗》可作印证。不过，我见这本(希平草芦题画诗稿}，其中确有《“珠山八友”记实诗》，但是，我没来得及全阅，其中有“珠山八友最少年，鱼虫花鸟造乎巅”之句。我曾感到这与刘雨岑的绘画实际是不相符的。刘雨岑在世时，亦一再重申“珠山八友”中专攻画鱼的，只有邓碧珊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大凡在另一首诗——《“珠山八友”雅集图》中提到“花卉鱼虫兽与人”的那个“鱼”字，应该是指邓碧姗。不过，我还是建议江西美术出版社能动员其后裔把《“珠山八友”纪实诗》奉献出来，弄个水落石出，把“珠山八友”人名弄得明明白白。
    进人2000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景德镇陶瓷全集》，对上述种种记载和传闻不一的问题，几乎都作了收入。刘新园撰写的《景德镇近代陶人录》和《瓷板与瓷板画》这两篇文章，都曾提到“这无关紧要，反正这十位艺人在当时都有一定的专长和影响，相互配过画(见1990年香港市政局出版的《瓷艺与画艺》和199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瓷板画鉴赏》)。为此，我撰写的那篇“珠山八友”人名及其生平史迹年表》，不光是被最早公开出版物－－《景德镇陶瓷史稿》记载的那八位“珠山八友”人名，而且把后来传闻中的另两位“珠山八友”人名，共计十人的生平史迹，均收入在{年表}之中，以供后人再作考证。
    (二)  上述传闻不一的“珠山八友”人名及其生平史迹年表，是从最年长者徐仲南出生于公元1872年，即清同治十一年写起，一直写到最年轻者刘雨岑逝世于1969年止。时跨两个世纪，九个年代，八十年之久。没有发生争议的“珠山八友”人名，是王琦、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五人；曾发生过争议的。珠山八友”人名，是徐仲南、邓碧姗、田鹤仙、何许人、毕伯涛五人。《年表》表明，传说不一的“珠山八友”形成于1928年，并以王琦为首，这是至今无任何异议的，并得到公认。
    从“年表”上看去，他们均出牛在赣、皖、浙线上，以江西人为最多，次之是安徽人，再次是浙江人。当然，追溯其原籍的王大凡，已追溯到山西太原。 他们之中，专攻人物画的，有王琦、王大凡二人。不过，王琦早期的人物画曾透露出槎面人时得来的心得。他曾师从清末秀才邓碧珊习书画瓷相。他画人物的写实手法，又与明代人物画家曾鲸(1568至1650年)同出一辙。王琦的画法，还上承以豪放著称的吴道子(活跃子七世纪未八世纪初)，以及稍后芦棱伽和贯木和尚(832至912年)一脉相通。王琦的人物画，还与钱惠安(1833至1911年)的作品，极为相似，朝着钱惠安的画意方向发展。当然，上海其他大小名画家，亦使王琦受益非浅，如王琦画的钟馗，与上海名家吴英于1897年画的钟馗，对鬼怪的鬓发描写，在表现手法，亦十分相似。王琦不仅是“珠山八友”中最著名的人物画家之一，而且亦是我国二十世纪早期瓷上人物画的最著名的名家之一，对后世绘瓷艺人的影响至钜。特别是涂菊亭在“陶渊明赏菊图”的题款上，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受黄慎的影响。由此可见，他也步上了王琦的路子。王大凡是“珠山八友”中另一位著名的瓷上人物画师，这从他师从魏俭春，到师从汪晓棠(1885至1924)，最终以书法性线条构画面。他到了晚年，又得到上海画家马涛《画中诗册》，其人物构图与造型，遂受马氏影响。当然， “珠山八友”中，还有徐仲南绘过人物画，其“东篱采菊图”瓷板画，便是一例。
    在传闻不一的“珠山八友”中，不仅有汪野亭、何许人画山水；还有徐仲南、田鹤仙、程意亭都画过山水。如果说，汪野亭是最早受到程门一派浅绛彩山水画的影响，后转上粉彩，多为青绿山水，构图又师法清初“四王”和王涛的艺术，使其晚期风格大变，笔束鲜明，视感强烈的话，那么，何许人是在汪野亭之外的卓尔成家，山水画为雪景画，创作出冰天雪地的艺术世界，而又成为清幽雅逸的永恒的艺术天地。不过，徐仲南、田鹤仙、程意亭的山水画，是因当时流行一种风尚，迫使他们集体画八块成堂的瓷板画，特别是松、竹、梅和其他花鸟，这对于他们画山水来讲，相对就少了许多。当然，在“珠山八友”中，画松、画竹的也不只徐仲南一人；而擅长花鸟的程意亭，在处理喻长寿的“松鹤延年图”中的富有动感的古松是他的追求。
     在传闻不一的“珠山八友”中，既有师从张云山画花鸟的毕伯涛，又有在张晓耕门下习花鸟的程意亭，还有师从潘甸宇攻花鸟画的刘雨岑，后往上海随花鸟画家程璋(1869至1938年)习艺的程意亭，不愧为当时新一代院校训练出身的绘瓷花鸟画家。而刘雨岑的创新和突破，则集中表现在“水点碧桃花”上，他又侧重工“以介为寿”的这一兆头作品，实属南宋花鸟画中的传统折枝技法。
    受到“扬州八怪”影响的“珠山八友”，除王琦达到黄慎的画艺及其以书法的笔意入画，似乎于书即画，画即书的艺术境界外，还有王大凡受到画鬼怪闻名的罗聘影响，也含有同样的借此讽他的喻象。而“珠山八友”中的田鹤仙，竟越过“扬州八怪”无一不擅长画梅的界限，转师元代王冕的笔意，就更耐人寻味，尤其是其作的“梅花弄影“。
    受外来影响的“珠山八友”，如果说，邓碧珊画鱼颇有点东洋味道的话，那么，王琦画人物，其头像就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人称这为“西法头子”。在传闻不一的“珠山八友”中，有邓碧珊、毕伯涛均身为清末秀才。在大时代的转折十字路上，何去何从，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地流于画意之中。“珠山八友”中的王琦、王大凡、汪野亭均曾在巴拿马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过金质奖章。“珠山八友”中积极向上的作品相当多，特别是王琦的“除邪降福”、 “唤起抗日”等名作，均曾名噪一时。
    “珠山八友”中，有徐仲南、毕伯涛、王大凡、田鹤仙、刘雨岑五人是很幸运的，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其中年过八十高龄的徐仲南，曾日以继夜创作山水、劲松、翠竹等画面，参加义展义卖，支持抗美援朝和苏北人民抗洪抢险斗争。尤其是王大凡、刘雨岑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贡献就更大。
    总之，传闻不一的“珠山八友”都是当时景瓷彩绘艺坛上冠绝一时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并成为我国近代、乃至现代绘瓷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艺术流派，它的产生及其作品已为我国文人画与传统景瓷彩绘融为一体的典范。
(笔者 吴云海 系原高教系列副教授、陶瓷美术杂志杜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