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青花

说到“瓷都”景德镇对中国陶瓷的贡献，首先得从元代景德镇烧制的青花说起。元代青花瓷产地，虽另有浙江江山、云南建水及玉溪等地，但无论产量、质量和艺术价值，都无法与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相媲美。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再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色彩清雅，如中国传统水墨画般极具风韵。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中国风格的彩瓷品种。也是从元代青花瓷开始，中国瓷器由素面装饰为主转向彩绘装饰为主。

西亚地区细密画艺术风格影响到了中国青花瓷的釉色和图案。

    元代青花瓷的成熟，有几个原因。在元代以前，景德镇烧瓷用的是瓷石，瓷质较软，烧成温度只有1200℃左右，发现高岭土以后，就由以前只用瓷石一种原料的一元配方改成了在瓷石的基础上加进了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加入高岭土后烧成温度达到了1300℃，提高了瓷质的硬度和致密度；另一方面，由于高岭土中的铝含量较高还提高了瓷器的白度，青花瓷有了理想的胎质。景德镇在“唐宋不闻有彩器”，宋代青白瓷的装饰技法只是在本色瓷上进行的艺术加工，作为以绘画为装饰手段的青花瓷，需要一种景德镇传统上没有的绘画技术。宋元战乱之际，从北方的磁州窑迁来不少陶瓷匠人，他们将磁州窑的绘画技术带到了景德镇。很快，在瓷器光亮洁白的表面采用印花、画花、雕花等新的装饰技法，成为了元代制瓷业的新风尚。除了供应中国民间日用需要外，海外贸易所需的陶瓷器也是促进元代制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

元代青花鸳鸯戏水纹玉壶春瓶

    蒙元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统治，为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元代初期，还曾对出口产品采取过保护措施。而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的造船业早在北宋时期即已十分发达，海外对中国陶瓷和丝绸等产品的需求逐年增长，范围包括东亚、中亚、西亚、东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东非和西非等地。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

香港葛氏天民楼基金会藏。

    其实，西亚的制陶业在10世纪以后，对于釉下彩，特别是青花的制作，一直没有间断过。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伊朗14世纪青花盘及釉下蓝、绿、白彩碗，即是传世实物。但由于那里的胎、釉原料较差，且烧成温度不高，始终无法达到中国青花瓷的质量水平，而蒙元时期中外交通的顺畅唤起了西亚人对中国青花瓷的需求。

明宣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青花海水白龙瓶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有13058件中国瓷器，其中元青花瓷达40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全世界元青花的第一大收藏。其所藏元青花器型硕大，主要是大盘、大碗、葫芦瓶、八棱梅瓶等大件器；图案纹饰密集，多采用国内出土器中少见的通体满绘、多层次不留地的装饰方法，画工精细，具有立体效果；色泽艳丽浓翠，用料均匀，不晕散。从总体上讲，其图案纹饰和青花的鲜艳程度可称世界之最，远远优于中国国内的同类器物。这些瓷器中有很多件都是世界惟一：直径41.5厘米的蓝底白花麒麟飞雉双凤图菱口大盘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达70厘米的牡丹纹葫芦瓶也是世界仅有的，高60.5厘米的一对多棱葫芦瓶是传世最高的。为何世界上最精美的元青花不在中国国内，反藏身于异国王宫？这其实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中外文化与贸易往来的历史。这些瓷器并不是为中国人烧造的，而是属于来料加工，专门按照伊斯兰国家的生活习俗烧制出口，所以国内很少能够见到。为了符合自己的宗教文化与实用要求，西亚的商人带着青花钴料和图样来到中国景德镇等地直接定货，可能还有来自西亚的工匠直接参与了元青花的设计制作。盛产钴矿的伊拉克的索马拉（Samarra）被证实为元青花使用的釉下青料“苏麻离青”的原产地。大量的实物、史料显示，从13世纪到15世纪中期，来自波斯、叙利亚等地的商人、僧侣和传教士穿梭于陆路、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各种商品、工艺品、香料以及伊斯兰国家出产的钴蓝青料，带走了景德镇的青花瓷以及中国的其他手工艺品。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泉州，云集了大量的穆斯林富商，他们定购大量的青花瓷，远销至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意大利、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于是，景德镇的陶工不仅拥有了促成元代青花瓷的装饰原料，还拥有了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广阔市场。中国瓷器传到中西亚，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普遍喜爱并成为他们追求时尚、彰显奢华的标志。“瓷器”成为了中国的象征。

明正德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纹盘，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元青花瓷当年多用于外贸出口，故有相当部分遗存国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传世的元青花瓷有300余件，其中流失在海外的约110余件，主要收藏在土耳其、伊朗等国；国内收藏约200余件，多为20世纪以来在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目前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机构。在伊朗阿尔德比勒灵庙收藏的中国瓷器，除南宋、元代的龙泉青瓷，南方的白瓷，元代的枢府瓷和蓝釉瓷外，还有37件珍贵的元青花瓷。在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阿塞拜疆博物馆的陈列品中，也陈列有青花瓷和釉里红，其中元末的青花大盘、梅瓶和碗，都是光彩夺目的上品。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更是收藏着大量中国陶瓷的世界性博物馆。除此之外，在埃及福斯塔特、苏丹境内的红海沿岸，在波斯湾巴林岛、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如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都陆续出土过元青花瓷器和瓷片。在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地也发现了元青花瓷，尤其是在菲律宾，还发现了相当大的罐和碗等青花器物，如画有双龙纹大型青花四耳罐。这些青花瓷器的装饰花纹有花鸟、鸟兽、花草、缠枝花以及几何纹样等，与在日本见到的早期青花的花纹图案风格不同，其中一种画折枝菊花纹的双系小罐，造型与纹饰均与景德镇压湖田窑发掘品完全相同，时代为元后期。后来，郑和代表明朝政府七次下西洋，不仅开拓了中国的海外贸易航线，也把为数可观的精美明代青花瓷带到了更加遥远的国度。

清康熙民窑青花人物棒槌瓶正面及反面，故宫博物馆藏。

    景德镇虽然在元代已成功烧制青花瓷，但由于可察考的史籍文献未多提及和缺乏有明确纪年的实物佐证，后世对它的认识和了解有数百年的历史空白。甚至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到底有无元代青花瓷仍未有定论。

明嘉靖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青花龙纹大缸，

腹深和口径均在70厘米左右。

    事情得先从流失到英国的一件带元朝纪年题记的青花瓷器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霍布逊率先披露了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中国青花瓷器中，有一对形制完全相同的中国青花龙凤纹象耳瓶，瓶高63.6厘米，瓶身绘缠枝菊、蕉叶、缠枝莲、飞凤、海水云龙、缠枝牡丹、杂宝及变形莲瓣等多层图案，瓶颈上用青花书：“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拱”的长篇题记。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之一，至正十一年即公历1351年。在元代以前，中国瓷器还没有形成书写纪年款识的惯例，发现这件青花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向世人宣称，这是中国元代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器。

元青花龙凤纹象耳瓶，英国伦敦大学大维德中国美术馆藏。

    霍布逊的报道过于简单，还缺乏更有说服力的佐证，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博士以这件带款青花瓷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及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其它青花瓷器进行了类比研究，把与此青花瓷风格特征相似的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青花瓷。随着标准器的确定和考古的新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才逐渐为人所识。

    “至正型”青花瓷的基本特征是：器型硕大，造型端庄雄浑，青花呈色浓艳、晕散、并有铁锈斑，地釉多为青白釉或卵白釉，纹饰题材丰富，布局繁密多层次。在这些特征中，最能反映元代青花瓷风韵的，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以钴蓝料绘制的青花呈色、纹饰图案和装饰题材。

清康熙青花仕女纹盘，故宫博物院藏。

    有代表性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有梅瓶、玉壶春瓶、执壶、高足杯、大罐、大盘等。由于销售对象主要是西亚的伊斯兰国家，其装饰手法和图案、器物的造型、品种都有鲜明的特点——大盘一般折沿，有圆口和棱花口两种形式。在土耳其、伊朗的收藏品及印度托古拉古宫殿出土的大件青花瓷器中，以大盘居多，有菱口和圆口两种，菱口盘口径一般在45厘米左右，大的达57厘米以上，40厘米以下的则较少；圆口盘口径多在40厘米左右，也有少数在45厘米以上。这类大盘也是传世元青花瓷中较常见的器物，但在国内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几件，绝大部分在国外，以西亚地区为最多，据说是为适应当地居民席地而坐、用手抓饭而食的风俗而定烧的。有一类大型钵也主要见于西亚，有敞口及敛口两种，其口径一般在35厘米～40厘米之间，较小的为25厘米～30厘米，大的达58厘米以上。大罐也是传世元青花瓷中较多的器物，以日本收藏最多。此外，风格特殊的扁壶，国内除元大都一件外，基本上都发现于中东地区。至于梅瓶，江西高安窖藏一次就发现六件，说明国内及国外市场都需要。高足杯亦称“马上杯”，创制于元，是为方便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而制作，国外发现极少，主要是供应国内市场。迄今为止，在国内还很少发现典型元青花碗、盘之类的日用器皿。景德镇元青花大量输出后，土耳其、伊朗和越南等国家都仿制出了出色的青花瓷作品，而且各具民族风格，是中外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

    元青花瓷使用的进口钴料，成份是低锰、高铁，含少量的硫和砷，无铀和镍，青花呈色后，蓝色聚集的地方有黑色的斑点，沉入胎骨中，釉面浮现铁光斑和凸凹不平，是元青花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后世无法仿造的。呈色包括深蓝、翠蓝和紫蓝，纯正、艳丽、深沉，有一种特殊的晕散效果，就像是一幅幅水墨画。纹饰的题材，多为龙凤、麒麟、牡丹、缠枝以及诸如“蒙恬将军”、“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等充满神奇色彩和富有人文意义的人物故事，外销的青花瓷无不文饰繁满，加之许多绘画都由隶属蒙元朝廷的画局出样，窑场画师依样精心描绘，遂使许多元代青花瓷装饰艺术独具风采，饮誉天下。

明宣德青花藏文僧帽壶， 西藏罗布林卡寺藏。

    伦敦佳士得拍卖公司在2005年夏天举行了一场“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会，一款由荷兰凡赫默特家族收藏了近90年的元代青花人物罐以1400万英镑的巨额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创下了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这件青花罐饰以优美的青花图纹，图案栩栩如生。画面上的主人公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穿着武官衣服打了一面旗写有“鬼谷”两字——这讲的是一个中国战国时期的故事：燕国和齐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膑为敌方所擒，他的师傅鬼谷子率领众人下山营救爱徒。人们通过这件元青花罐再次领略到了中国瓷器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

    元青花瓷主要供应海外市场，而在国内并未引起文人士大夫乃至宫廷的兴趣，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为宫廷制瓷，喜欢的却是当时景德镇生产的卵白瓷，这种素面的一道釉瓷器，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文人的审美观，以素净为高雅。

康熙青花梵文字盘，西藏博物馆藏。

    但明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市民文化的觉醒，戏曲、小说的出现，使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开始发生变化。青花瓷不仅是白底蓝花的漂亮装饰，而且可以表现各种不同人物山水花鸟的形象，甚至以当时流行的戏曲、小说为题材，其丰富的表现力是素雅的一道釉瓷器所不能实现的。因此，青花瓷不光是在海外市场，在中国国内也受到了世人的青睐。明朝的统治者在青花瓷的主要产地景德镇设立了专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官窑——御器厂，青花瓷的制作成为官窑瓷器生产的主流。

清康熙青花人物楼阁菊花瓣盘及款，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初期的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两朝，官窑青花瓷的胎、釉制作比以前更有进步，胎质细腻青白、釉层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是这时期的共同特点。明中期以后，景德镇的艺人把以水墨形式表现的文人风格绘画直接移植到陶瓷装饰上，极大地丰富了青花瓷的表现手法。由于青花是釉下彩，使用毛笔饱蘸青花料水直接画在未烧的、具有吸水性的坯胎上，完全可以表现出文人画所追求的水墨淋漓的晕染效果。在这以前陶瓷上的装饰大都以各种图案装饰为主，这时受文人画的影响，出现了许多被称为“高士图”的人物画。画面中的人物，或行云流水，或悠闲自得，或超凡脱俗，表现当时文人隐士优游闲适的生活情趣。这些画面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讲究笔墨与意境，而不以形似为目标，人物往往与疏朗空灵的背景融为一体，往往只需寥寥数笔、略加点染，即概括出画中人物的神情风貌。另外，除表现文人逸士生活的图景之外，还有许多表现仙人道士的画面，这些画面往往人物神采飞扬，气势豪爽，背景楼阁耸立，檐台接应，青山碧水，仙云缭绕。明中期的青花瓷上的人物绘画和元代青花瓷上的人物绘画的区别在于，从画法上看，元青花人物受当时版画影响，画风工整严谨；从题材上讲，元青花人物所表现的题材大多来自当时的戏曲或小说，所表现的画面基本都是人物故事，具有较浓厚的市井气。而明中期的青花人物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画风潇洒自如；在题材上，所表现的也大多是文人的生活和仙人道士题材，充满文人所追求的情趣和意境，具有较浓厚的人文气息。

    青花瓷从明代发展到清代的康熙时期（1662—1722），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典型的康熙青花的青料基本上使用国产的浙江料。因为由水选法改为煅烧法，青花的发色十分鲜艳而有浓翠感。从明中期开始，青花的上色就采用分水法，但一般只有浓淡两色。到康熙时期，为了表现出青花的丰富层次和阴面阳面，开始把色料分成“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种。一碗一色，标以记号，分别使用，各不相混，根据画面的需要，以浓淡各色分染，甚至在一笔中也能分出不同的浓淡笔韵，以达到绘画中“墨分五色”、明暗浓淡不同的色调效果。康熙青花瓷有“青花五彩”之誉，也就是指这个特点。

清道光青花开光花卉纹茶壶

    但到康熙后期，随着五彩瓷的发展，以及雍正朝出现了粉彩瓷，青花瓷开始淡出官窑。但在民间，由于绘制快捷，装饰形式丰富，色泽明快清新，青花瓷还仍然受到人们的欢迎，直到今天都还是中国人日用瓷器中的一个重要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