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黄九妹卧室的正墙上挂着一块高只有20 厘米左右,但宽却有近1 米的镜框,玻璃下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从上面一排反白文字可以得知,这张照片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合影,时间为1978 年9 月21 日。黄九妹就站在其中。
一
黄九妹生长在景德镇,但口音却带着些许南昌话的味道,因为黄九妹是南昌人。
抗战时期,父亲为了逃难,挑着一担谷箩携母亲来到景德镇安家,“谷箩前面是我的大姐,后面是棉被,那就是父母当时的全部家当。”来到景德镇之初,黄九妹父母是在前街四王庙一个叫打船厂下弄的地方安的家。“我还是在娘胎的时候,父亲便不幸早亡了。”黄九妹自1933年来到这个世界时,便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由于姊妹较多,母亲初来乍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替人浆洗衣服赚些小钱,把几个娃儿拉扯大。回忆起儿时的坎坷,黄九妹有些哽噎,眼泪在眼眶打转,她不时地用手帕擦拭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用这句话来概括黄九妹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过去,打船厂下弄一带有很多织布厂、打纱厂。由于家里经济困难,还是在10来岁时,黄九妹便进了打纱厂做工,为母亲挑起养家的重担。
黄九妹的童年不仅坎坷,而且曲折,小小年纪便辗转了无数家厂,现在连自己也无法具体算起了。她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才进了江家弄一个叫倪华兴的私人红店(彩绘加工厂),从事起了景德镇传统产业的陶瓷彩绘工作,开始了她一生的职业———陶瓷工人。
值得提起的是,这位当时还是小姑娘的黄九妹在18 岁时,便在做工的同时兼起了打船厂下弄居委会主任,初步显露出一种领导才干。
二
1952年,全市陶瓷企业实行了公私联营的大改革。由于各方面都优秀,黄九妹被团市委作为先进青年输送到了市联社,后又调到艺术瓷厂开的陶彩厂。
刚进陶彩厂,黄九妹被厂里安排和罗迈生一起参与技术革新。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提起当年的技术革新,她还是记忆犹新,对罗迈生的聪明才智极为佩服。后来,黄九妹在车间曾兼过主任、书记等职。由于当时的车间主任和书记都不脱产,但平时又常常要参加厂里的会议,这样总是耽误她完成任务的时间。为不影响工作,她常是白天没做完的事,一个人晚上留在车间加班,平常没完成任务便星期天加班做。“那时真是分秒必争,连上下班都是一路小跑。”
在厂里上班时,黄九妹几乎是一天到晚都在厂里,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孩子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就因为这样,有件事让黄九妹到现在都还觉得有些歉意。那是一次组织上安排的近两个月出差,期间,在三中读书的长子李纪华突然患上了急性肝炎,家里人为不影响她的工作,把这件事瞒住了,直到出完差回来,她才知道儿子所患的是当时很可怕的肝炎,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所幸的是孩子一切平安。”
与此同时,黄九妹的爱岗敬业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她不仅参加过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几乎年年都是厂里、市里甚至省里的先进,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我的‘帽子’(荣誉)多得数不清。”
三
1970 年,黄九妹的大女儿李慧华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全国上山下乡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顾名思义,到农村去锻炼是一种很苦的事。由于自己是车间的干部,经常要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尽管女儿很不愿意,而且按条件也可以不下乡,但黄九妹却坚持做女儿的工作,让女儿下乡。虽然黄九妹在表面上显得很坚强,但其实当时她心里也割舍不下。黄九妹第一次亲自将女儿送到当时的南安公社(现在的湘湖镇)兰田村时,看到女儿和另外两位姑娘,三个人被安排挤在一间不到10 平方的小房间里,三张床一放,小房间连挪身的地方都没有,吃饭的碗筷都是放在床底下的。在送完女儿一个人独自回家的路上,她想着离开时女儿那不舍的眼神,真有种回头把女儿领回家的冲动。由于自己工作的原因,黄九妹在女儿下乡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偶尔步行20 多公里的路去看过一两次,带些咸菜去之外.她只能在心里牵挂着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儿。让黄九妹高兴的是,女儿住的是一个五保户家,她很听话,与当地百姓很投缘,一些人会时不时地送些新鲜蔬菜改善改善生活,而且三年期满后,又被送到市卫校学习,并有了很好的工作。
谈到这里,黄九妹想起现在的生活和儿女们的情况,觉得自己终于苦尽甘来了,她开心地说:“现在的日子还有‘细里哇得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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