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瓷器艺术评论

 

（四）

 

瓷器艺术理论构建为何就这么难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活跃在瓷器艺术评论舞台上的“评论家们”。大多半路出家当和尚，念不出什么真经。加上大多又沾染投机取巧的恶习，走捷径，以为构建瓷器艺术理论是“撑伞戴斗笠”——多此一举；一方面在于“瓷人”本身。“瓷人”又分两种：一种是在瓷器艺术活动过程中能总结，但是死抱“技艺”不外传的“保守观念”，延续着“传里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旧式“传家思想”的；另一种是本身就文化水平较低，在瓷器艺术活动中根本不能有效总结，更不能付诸于语言文字来有效表达思想的。瓷器艺术评论家们的“不作为”和瓷器艺术家们的“旧思想”是瓷器艺术理论构建道路上的两大障碍，其中瓷器艺术评论家们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如果瓷器艺术评论家们能够积极作为，并且通过帮助瓷器艺术家们做更多的理论总结，一定能收到奇效！

以中国画论为例，其集大成者，往往不是画家本身，而是评论家——这样的现象在文学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南朝·齐刘勰（约公元465-520年）之《文心雕龙》堪称中国南北朝之前古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理论著作！刘勰本人在“文才”方面并无法超越文人，但是他的文学理论却是诸多文人思想的高度升华和总结。回到中国画论本身——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公元345-406年）作为画家本身就有画评画论的贡献，比如人物画的“传神论”；又比如较顾恺之稍晚的画家宗炳（公元375-443年）的《山水画序》对早期山水画也有贡献，比如“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和“远观取势”等；再到王微（公元414-453年）《叙画》的贡献——但是在中国画理论的高度上都比不上稍后的中国画评论家谢赫（公元479-520年）的《古画品录》！《古画品录》是中国第一部明确提出了批评标准的绘画艺术理论著作，尤其是“六法说”，源自人物画，并适用于后来成熟起来山水画甚至文人画！谢赫本人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和顾恺之、宗炳、王微比较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反过来《山水画序》和《叙画》相较于《古画品录》却是不可同日而语！唐代的张彦远（公元815-907年）所著《历代名画记》的更是中国第一部绘画史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张彦远是典型的伟大的“评论家”，而不是伟大的画家！

当然，也有一些画家本身又是评论家的，并且达到了极高的地位。比如北宋的大苏东坡（公元1037-1101年）和元代的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以及明代的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他们既是大画家又是大评论家——苏东坡提出了“士人画”理论、黄公望的《写山水诀》以及董其昌首提“文人画”理论和“南北宗论”，都是作为大画家的同时又在绘画评论方面有极高成就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具有一个首要前提：那就是他们除了有“画才”还有“文才”：苏东坡是北宋大学士、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黄公望的人生际遇和博学多才和东坡居士极其相似，善诗词、散曲，有文章才华；董其昌也是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诗才、书才、画才、文才”于一身，为他们在作为大画家的同时成为伟大的评论家提供了理论总结的必要条件！

观照瓷器艺术领域，“浅绛派三大家”的程门、金品卿、王少维（ 注：其中金品卿和王少维又被称作“御厂两支笔” ）只有“画名”；“珠山八友”前后十大名家的徐仲南、邓碧珊、何许人、王琦、汪野亭、毕伯涛、王大凡、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等大多“画工”出身，文才有限；再到邓肖禹、张景寿、王锡良、王隆夫、张松茂等都是自幼绘瓷，文才同样有限——现实情况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苏东坡、黄公望、董其昌那样既有“画才”又有“文才”，更不可能由他们去完成瓷器艺术理论的构建。瓷器艺术理论的构建重任从此落在新一代的知识性瓷器艺术家们和有着良知的瓷器艺术评论家们的肩膀上，无法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