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周的时间,我都沉浸于写作,为一家企业写一篇15000字的小史。那是一家三线企业,曾经要不行了,严重的资不抵债,后来被北大方正重组了,逃离升天。脱稿后,我忍不住加了一段“题记”。
没有谁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企业是一个生命体。
它的前戏同样受迫切的需求与冲动控制,不管这种需求与冲动是来自政治的、还是来自市场的;萌芽初始的力量让随后的交媾与着床,变成利国、利民与利己的愉悦与顺利;然后是瓜熟蒂落,是呱呱坠地;漫长的成长期里,有早期的羸弱与稚嫩,有少年的懵懂和毫无节制的梦想与贪婪,有青春期的躁动与反叛,同样也有故作成熟与死于华年……家庭的离异与重组、成员的出走与回归,犹如生命的分裂与繁衍一样其实是一常态;接着是过度成熟后的臃肿与气喘吁吁,是力不从心,是容颜老去时的气急败坏和无可奈何,最后是沉寂,是挣扎着的一明一灭……
幸好有前世今生,有转世,有涅磐槃与激活。
宗教传闻在企业这里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阿弥陀佛!
(二)
有朋友看我点灯熬油地伏案,心疼,硬把我拉到中戏旁边的东棉花胡同,进一家名叫“蓬蒿”的剧场看戏。剧场是小剧场,戏是话剧,曰《收信快乐》。我手里有活,心里有事,面对朋友的好意还有些不领情,本想看个开头就开溜,没想到看个开头就没法开溜。
这戏太好了。
它原名《爱情书简》,1989年纽约首演,后经台湾著名编剧、导演单承矩先生改编,定名为《收信快乐》。戏中女主角是一大亮点,因为能否胜任这个角色,是一个女演员演技的试金石。
演员就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没什么太大的动作,只是在读一封封的信,但却演绎出一段持续50年的深深浅浅的感情。
我承认,当剧场里灯光亮起时,我的脸上湿漉漉的。
很喜欢戏单上的那段话:恰到浅处的恋情持续一生/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总有一点代表永恒。
(三)
在网上看最新的《外滩画报》,里面一篇文章的标题很刺激人:在陶艺的创新上日本要比中国进步一点。
文章给一位日本陶艺家“擦鞋”,里面有段文字是这位陶艺家谈景德镇,“我每年的10月份都去景德镇,我在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景德镇的陶艺技法保存相对完整,在日本认为很厉害的陶瓷作品,在景德镇是很平常的,做的人也很多。”这个年年都到景德镇去的家伙接着说:在陶艺的创新上日本要比中国进步一点。
恼火的是,这家伙说的是事实。
我看了文章的一些插图,都是这位陶艺家的作品,的确让人眼前一亮,我得承认,我不仅喜欢这样的瓷器,也很同意这家伙的一种观点,他告诉我们:在瓷器上,不是画得越多越好,有时候简洁又很深邃,要学会舍掉多余的部分,才能换来存在感。“我就是把这种东西在我的瓷器上表达出来了”。
这么说吧!我不喜欢听他说他要比我们“进步一点”,但我可以承认他要比我们“精致一点”。日本人的精致是全民性的,这显然和他们的教育有关,陈丹青曾抱怨过,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美育。国民的粗鄙,从我们对春晚、和对类似《乡村爱情》这样的乡土教材的热爱就能看出端倪。
那天从“蓬蒿剧场”出来,听见旁边一位美女说:其实简单就是自信。
(四)
61岁的英国建筑师约翰·帕森最近与人合写了一本书,《空间是平的》,书中收录了他30个全白设计的建筑物,一间铺面、一座修道院或者一架小桥。要命的是,那些设计不仅色彩单一,而且结构简单———约翰·帕森有极简主义之父的清誉。这家伙年轻时,他曾把吊床安在伊顿学生公寓里当作自己的睡具。
我读约翰·帕森只感觉到两个字:淡定。
国庆期间,回江西探亲访友,在九江一朋友家里吃饭喝茶,主人盛情,端出还没长熟的螃蟹,席间,有人再三扼腕,说再等个十天半个月就好了。说头遍,我没吱声,说二遍,我没吱声,说三遍,我看他一眼,说四遍,我起身走了。其实我和那絮叨的家伙都是没有修为的人,太执。
执的结果就是不淡定。
很多礼佛的人,常常能悟到定的重要性,却不知如何定。我想那个淡应该是通往定的路径,我理解的淡,就是一个随字,随意,随性,随便,随喜,随遇而安,还有随缘……说着说着,我又不淡了,这真是一种不好把握的境界。
可境界需要把握,那不如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