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官窑》并不是取材于史有所载的人事，而是源自当时现实的“故”事新编，就像胡适对于历史小说的评述：“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而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这里所说的“事实”，就是人的作为、言论、生活状况等，即所谓的“形”。这种“似历史而非历史”之“形”就是历史小说似史真实的重要部分，以此来显示似史的人物情操和时代精神，即所谓的“神”，以形写神，来构成拟实的小说艺术。
  《最后的官窑》以景德镇600多年的皇窑生产为事实依托，以景德镇的“珠山八友”为人物原型，在情节、人物大量虚构的前提下，使作品的具体内容和思想精神一并具有似史的真实。
    比如《最后的官窑》中写大清皇窑厂上下千年，盛名传于天下，特别对于1885年的那次西洋巴黎参展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中国的史传文学从《左传》开始便“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代言”、“拟言”亦为虚构，正是这种虚构使得《左传》史有诗衣，《三国演义》“能于历史事实之外，加入许多小说的材料”；是成为古代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与历史本事有不小的距离，又很像历史本事，是历史小说似史特征的超越空间。《最后的官窑》正是这种似史的意象特征给了创作的超越空间，作者利用这种超越空间构筑既像历史又超越历史的小说意象，美历史之美，丑历史之丑，展示种种历史人物和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认知。    ·
    《最后的官窑》作者吴昊认为：这是首次揭示古代皇族官窑的古老秘闻，首次全景式讲述陶瓷古镇的传奇故事，以及首次书写中华民族瓷业的爱恨情仇，从官窑的角度讲述民族气节和民族辉煌，所以，在《最后的官窑》中，作者有意向我们展示的是皇窑的神秘、庄严、气派、神圣以及景德镇特有的繁茂的商品经济，走在景德镇的街道上，迎面扑来的精美瓷器集于景德镇的印象，把对景德镇千年瓷业的赞美内化为活生生的审美表达。(作者为江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