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在官庄的日子(2007-2009)

第二部分:在官庄的日子(2007-2009)

我相信,在景德镇小手工业者最后守护守望的家园,这种发源于土地河流的单纯朴素优雅的快乐依然存在.

荒园
　　 自从秦家窑场被政府圈进改建搬迁的地域后，我就一直想再找一个适合心意的烧瓷的地方。
　　再也无人想到，我会喜欢了这个荒寂无人的园子。我真的想要在这里建一个窝，就这三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谁也不会来，连电话也是没有信号的，多么安静。我和常爷打开了布满蜘蛛网的门，里面有一些旧的木板，那是好多年前人们从山里买回来的，没有来得及用上，就搁这了。用那些木板可以铺一张大床，也可以用其中几块将窗子钉成百叶，晚上会有安全感。当然，常爷说根本用不上。在我眼里，他有时还天真得像个孩子，以为现在是冷兵器时代，有了勇气和力量就有了一切。我真是从心里疼爱着这个大孩子。但我不会流露，那会让他觉得不安和惶惑，在常爷心里，我是那样弱不禁风，他常常惊讶地说，当初知道你是这个样，打死我也不会动员你去西藏。
　　想起那会儿还动员我翻唐古拉山呢，一动员我就跑到珠峰大本营去了，吓他一跳。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
　　更可惜这么大个园子，除了荒草和一棵叫不上名的树，就空荡荡的了。如果有个树林子多好，有了树林子，这个地儿就完美了。离平房不远处有口水塘，前些年农民常来放水灌田，近几年也不来了，水稻田不种了么？还是都去城里打工了？我们有时在黄昏中走出园子，沿着一条铁轨走到田野里，空气里会飘来农药的气味，在山后，有一座大型的化肥厂，每天都排出大量的异味的气体。环境问题好像哪里都无法逃避，即使住在小屋里，周围有荒芜的园子，有无人干扰的清静，但掺杂着农药气味的空气依然会在黄昏里飘过来，提醒你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中国正在走向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我知道英国在这个过程中曾把伦敦变成了“雾都”，泰晤士河里没了鱼，日本上世纪的“水俣病”为这个东瀛岛国的现代化崛起蒙上了浓浓的阴影……中国呢，在那些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沿海省份，环境污染早已成了政府之痛。在这个世纪里，全世界都如梦初醒，“环保”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

作为老百姓，我不知我能做些什么。少用点电？节省用水？自己种菜？也许，我只想过上青山绿水的日子，是太奢侈的要求。

虽然空气中还有农药的怪味，这已经就很好了，在远离城区的地方，能拥有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和雏菊的荒园，有一口水塘，有一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有三间虽然破旧还很结实的屋，可以安静地在里面创作，真能这样，那是美死了。
　　有月亮的夜里，我们一圈圈绕着园子走，常爷说曾想过买一头母牛放养在园子里。我想真有那样的日子，我们可以养两只羊，园子里的草，够它们吃了。而我们可以挤羊奶吃。我喜欢羊眼望人时的温柔和善良，它们不会明白人有多么的恶毒，就像小孩子想像不出大人们有多么的龌龊。和它们在一起，你不用操很多心。
　　三间平房和一座园子，是我们触手可及的梦。也许我们将来还能找到更好的地方，有山，有树林，有溪水，只是能坚持多久呢？真要是没有人烟没有电，也是不行的。我们还要食人间烟火。所以，现实中的这三间平房已能够让我满足，它比城里宽敞舒适的住宅更能亲近我的心，它周围的园子多美啊，一年四季，一轮轮开着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草花，临近冬天的时候，最多的就是狗尾巴花了，白茸茸的一片。平素里，树上会飞来很多披着亮亮黑羽的鸟儿，南唐之前，它们被人称为乌衣。“铜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指的便是这种鸟儿。南唐后主李煜将乌衣改称了八哥，就有很多人不知道它们在江南的古名了。其实，乌衣是个多么好的称呼啊，在黄昏的余晖里，一群群的乌衣停在树枝上，就像一群遥远时光的使者，让人心生颤栗。我若在此安下家来，会在日日黄昏之际，坐在窗前与它们对望，那时，会有怎样宁静的心绪，储满了小小的心间？或许，我会从墙上取下那张朋友送的古琴，我不会唱歌，就用手指和琴弦，替代了歌喉。
　　我对常爷说，那三间屋，一间作画室，一间作卧房，还有一间，用来做饭，偶尔有朋友来，也用来会客。园子嘛，还是任它荒寂，让草儿自生自灭，可好么？他说好，我会将房子整修得干干净净，门前做一道木栅栏，屋后修一处羊舍，水塘边开一块菜园。米粮嘛，可以进城里买，也可以直接向邻近的农户买。
　　我会画瓷器、门神、写对联，过年时，可以用它们换一些农家的土产年货来。
　　在说着这样的痴话时，月光很亮地照着园子，我突然奇怪了起来：月亮又不是玻璃镜子，为什么能反射太阳的光呢？他大笑，你不看见有太阳光照着的地面上，就是一片亮堂堂的嘛。月亮就是黑暗的宇宙间那一小片被太阳照亮了的地面呀。
　　仰头再看月，心想人心是不是像一颗月亮呢，一点点向往，就像阳光一样使它暖了起来。
　　

初到官庄

荒园里的小平房虽说早已无人光顾，却仍属国营单位的资产。那个梦，做不成，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

雨季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去了官庄。

自从秦家窑场停烧以后，我曾转到老三中靠河的老夏家画过瓷坯。后来他搬到官庄来，可我一直不知官庄在哪。老夏在电话里虽然说得清楚明白，可我总弄不懂景德镇东南西北的方位，就一直拖着没去找那地儿。那天是常爷开车送我来，临近黄昏的时候，我指导着常爷在景德镇市郊绕了好几圈，总也找不到老夏说过的官庄。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不知怎么最后竟开出了城，一直开到通往乐平的公路上。

后来总算打通了老夏的手机，进庄的时候天都快要黑了。

老夏还在他的作坊里等我，他住在城里，急着回家。老夏把作坊的钥匙交给了我，以便我自主决定何时离开。作坊里的坯车、放坯的转盘、青花料和釉下彩料，都堆在架子上，我自己取用就是。

黄昏中看官庄很美。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改良后的徽州民居风格，两层或三层的房屋连成一片，一律的马头墙，翘山檐。底层大多是拉坯或画坯的作坊，二楼住家。也有烧窑的人家，高高的梭式窑穿过二楼的天井，一家人居家过日子都围在窑炉旁边。

我在周围转了一圈，看见很多人家都在屋前屋后种着菜，养着鸡。山坡下，一块块用碎瓷钵片分割的菜园，园里种着辣椒、茄子，青菜，黄昏中快要回家的鸡，正抓紧时间在土中啄食。人们过着简单的日子，烧窑与拉坯，是生活的一部分，种菜间或养鸡，是另一部分。

老夏养了一条叫黑虎的大狗，晚上也住在作坊里。平时无人，黑虎就用链子拴着锁在黑屋里，所以它太寂寞了，见了我，疯了似地高兴。

我也没心思画坯，反正还有明天。带着黑虎在作坊里上上下下好奇地走。老夏和他的徒弟平日在二楼做着镶器坯。几个大木架上放着坯和坯泥，地上是大大小小的坯模，连脚都很难插进去。老夏把从前安在老三中院子里的那个小窑炉，安置在三楼晒台上了，晒台上简单地搭建了一个竹木棚，遮盖着窑炉、高大的竖桶式液化气罐，和一些烧窑时需要的杂件。夏家的窑炉只有两块棚板，面积小，高度也跟着低。冬天在他从前的院子，下雪的夜晚我曾守着烧窑的师傅烧过一窑镶器。那是我第一回去他家窑炉画镶器，老夏说一窑可烧三十根，我想凑足一窑，就拼命地画，可等满窑时，却发现一窑其实只能装进去十几根。于是老夏说剩余的第二窑烧出来后会给我好好留着。窑主希望客人能多画些坯，连烧两窑自然钱也能多赚些，这不奇怪。所以那个夜晚还是过得很快乐，我第一次在雪地里看烧窑，因为窑炉小，烧的时间也相应短了。从点火到停火开窑，我观看了全过程。老夏请来的师傅并不忌讳我，寒冷的雪夜里他一定很乐意有人陪着聊天。从前景德镇传统的镇窑点火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女人是要回避的，就是我当初在秦家窑场时，烧窑的二妹虽然自己也身为女人，却也不喜欢有闲人在旁冲了窑气。

但在2008年的景德镇，梭式窑和液化气的广泛使用，使所有的禁忌都不再神秘。现代的窑炉技术以它们的超常稳定，破解了从前烧窑时的一切诡秘符号。烧窑的师傅很开通，他喜欢在寂寞的夜里有人说话。那一个夜晚他告诉我许多烧窑的技巧，我亲眼目睹了在摄氏900度的时候，烧窑的师傅如有神助，硬是让这一绝对温度不上不下地保持了二十分钟。据说这是掌握成瓷最关键的时候，900度以下，烧成的就是陶器而不是瓷器了。另外窑炉升温至摄氏1200度时，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更是看烧窑人手艺高低的门槛，因为这是窑炉从氧化焰向还原焰转化的临界点，瓷的透明、润泽，釉的清亮、明净，都在那一刻里成熟。烧窑的师傅像一位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农，知道自己田地的庄稼会在什么样的时刻灌浆拔节，从容掌握给田地放水的时间。

那座我曾在院子里守望过的窑炉，如今静静地呆在晒台上。

我本打算在这里画到晚上十一点后，再去城里找家旅馆住下。可后来却改变了主意。

官庄的夏夜，让我觉得回城住旅店的念头是多么的愚蠢。在人流摩擦的热气中，歌厅里的喧哗会穿透旅店的每一扇窗户；开着空调的房间虽然为降温而紧闭，花店里的香精味仍会一丝丝渗进空气中，想躲也躲不开。

我不就是想躲避人为的，粉饰的、过于功利的日子才来到官庄吗？一进官庄我就后悔来迟了。这才是一块劳作着的大地呀，因为劳作而显得单纯朴素。房屋就是房屋，黑瓦白墙，山坡就是山坡，绿草黄土，没有灯红酒绿，也没有茑歌燕舞。而夜里，这是一座多么安静的庄园啊。除了一些仍在干活的作坊还晃悠着人影，除了一些正点着火的窑炉，闪出一些光亮，整个官庄几乎没有声响，没有人走动，进庄时看见草坡子上晒着做好的瓷坯、切碎的芥菜、干辣椒，夜里也无人收进，只有土黄色的狗们在中间跑来跑去。

月光明亮，纺织娘和螅蟀在隐秘的草丛里一唱一和。站在空旷的场地上，抬头是多少年没见过的满天星光。

我知道如今寻找田园是多么地无聊和矫情，在这座看上去如此安静的官庄，也会像中国任何一块土地一样，因为是普通劳动者生存聚合之地，因而处处充满着生老病死的忧愁，充满着过日子的无奈和没法预测的天灾人祸。

但我相信在官庄，劳作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别一样的生趣和快乐。这是在城市里被欲望挤兑得变了形的人们无法获得的快乐，也是已被城市榨干了生命汁液的贫瘠乡村所永远失去的快乐。当生存有了保障，当生命的欲望并不膨胀，我相信，在景德镇小手工业者最后守护守望的家园，这种发源于土地河流的单纯朴素优雅的快乐依然存在。

作坊里有一张破旧的沙发。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安静的村庄过上一夜？就像那个雪夜我决定裹着棉大衣站在院子里守护烧窑。我已经把我的一生都耗尽在城里喧嚣而无聊的夜幕中，它的锈色和裂痕傲慢地吞食了生命中每一滴本该流淌的青翠汁液。现在，我面对清凉的月色，就像枯萎的稻穗面对生命中一次意外的灌浆。当生活中有些美妙的境地浮现眼前时，放弃它们，就是放弃命运赐给的机缘。

我把主意告诉常爷，他笑了，他说他毫无关系，他是劳动人民出身，睡在地上都成。可像我这样的大小姐，只怕半夜里会被蚊叮虫咬吓跑。

他其实知道我，知道我就带着一件棉衣去了珠峰。蚊叮虫咬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何况我还在夏的作坊里找到了几根蚊香，我点燃了它们，满怀回家的欣喜。

似乎老天也想成全我，黑天黑地的，门外居然会走过一辆叫卖竹床竹椅的板车。竹床做的并不精致，但想起来睡竹床的日子都是在好多好多年前了。南方城里的人们用上了空调以后，竹床就渐渐被淘汰了。它们意外出现在这里，让我感到惊喜。问价，拉板车的妇女说六十元一张，都是她家里人砍竹破篾自己做的，只赚个手工钱。常爷叹息说，二十年前，他进山拉木头时，山里人家家都会做竹床，家家门口摆着卖，只要几元一张，而且那做工做得精细的，看着简直就是工艺品。现在这竹床，摸一摸到处扎手，只怕还比不上那时小学徒手上的活。不过他还是乐滋滋地掏钱买了一张，说哪怕让我睡一晚上，也比住店花销小。

那是一个多么清凉的夜晚，画累了的我，敞开着门睡在厅堂竹床上，就象童年时光。我听见常爷的鼾声从沙发里传来，让人心安。风从山地吹来，是自然的凉风。从门里可以看见天上的月亮和满天的星光，月亮一直在走，从西边走到东边。

我醒来时，天已微亮，我对常爷说，我要辞去城里的工作，并在官庄租房了。

原以为常爷会很吃惊，他却不动声色地看看我，把竹床从厅堂挪到作坊的里面，搬竹床时他顺口说了一句，这张竹床不会浪费了。

江家大棚

在官庄租下的房子少了张饭桌。景德镇瓷器店里摆的各种瓷桌，都非常俗气，不是大红大绿的贴花桌面，就是千篇一律的呆板的青花图案。我想干脆自己画一套瓷桌烧出来当饭桌吧，就提了青花料和笔，在官庄西头专门做大件的一排作坊里瞎转悠。大件作坊一般都是简陋的用砖木毡布搭建的大棚，一间挨着一间。走到一家放满大圆坯的作坊，还没进去呢，老板就迎上前来眉开眼笑：“真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我家正好急着要请画工呢，你来的巧。”我好奇地问老板画一套桌坯是多少工钱？他问我是画山水还是画花鸟，画工的还是写意的，我说写意花鸟吧。他想了想，说我们请画工一般是四十元一套。如果你的画工好，可以加到五十元一套。旁边有个年轻点的人插话说，那我们还得先看看你的画技。

我盘算了一下，如果以后没饭吃了，就来这儿当画工，天天上工，一个月可挣一千多，看样子我就是当劳动人民养活自己也是没一点儿问题，不过千万别生病，一套得画一个桌面加四个瓷礅，也是辛苦活，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钱。

我对老板说我画得很慢呢，如果那样画就赚不到饭钱。我先给自己画两套吧，我付你的坯钱和烧窑钱。

他家只有九十公分的桌面。我就定了两套。这家作坊是三兄弟合伙开的，姓江，作主的是老二，插话的是老三，老大一直没见着。

伏天虽然过去了，跟着来的却是江南的秋老虎，虽说入了秋，可人们动一动身上仍然要流汗。江家作坊就是一个大棚，窑炉也在里面，拉坯在里面，做饭吃饭也在里面。大棚里只有一个大铁风扇，对着拉坯的兄弟俩呼拉呼拉地吹。拉大件的坯是个力气活，拉九十公分的圆坯得两个人合作，一大团泥放在坯车上，一人坐一头，四只手同时用力，他们的汗就直接流进泥里。在江家大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大件上进行的犁坯。拉坯是成型的第一道工序，坯拉成后一般得干燥六天，然后用特别的刀具进行犁坯。现在很多关于瓷器制作的书上写到这道工序时用的词是“利坯”，其实是叫犁坯。犁大件的坯，还真像用犁具犁田，犁掉的泥片像一道道泥石流飞起来，很快就在坯车旁堆成一座小山。而坯车上的圆桌坯则越来越精巧规范。

在我看得入迷的时候，一个小工已帮我把画坯的转盘放在离坯车较远的地方。离电扇也远。怕有灰土被风吹落在瓷坯上。

这里前后都是烧大件的窑炉。坐下不一会儿我就热得满身是汗，而嗡嗡飞着的苍蝇也很讨人嫌，时不时停在我的手臂上，小腿上，赶飞了又来。四周摆着已烧好的一些圆桌面，上面的青花图案画的很拙劣，我想都是四十元一套请人画的吧。还有烧好的一张张白桌胎，江家女人们往桌面贴着釉上花纸。她们对苍蝇的叮咬好像无动于衷，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

慢慢我也习惯了，再不去理会流汗和苍蝇。

我先画了一套釉下的风竹小鸟，桌面上没画任何圆心线，直接就是通景。周围工人们都来看我画瓷桌，都说真好看，还说那瓷墩，看上去竹子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江家老二不拉坯了也来看我画坯，看了一阵，就坐下了，坐在我旁边的瓷墩上，问我能不能带两个学生，是他的儿子和侄女。我本想开玩笑说，请我画坯五十元一套没问题吧，话到嘴边停住了，干嘛呢，人家就没把你当画匠看了，是个行家呢。

我只好说我没法带学生，我不是常呆在景德镇的，家还在南昌。

江家老二不甘心，找出很多理由说服我，我开始感动他的执著。我说你儿子和侄女愿意看我画，可以随时来，我租的房就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我会随时教他们。

但我也没法告诉他，我不想正式带学生，是因为我喜欢清净，我害怕带了学生后随之而来的复杂人事。

第二天我又来画了第二套圆桌。画的是荷花小鸟，是我最喜欢画的题材。

画完这两套圆桌，才发现背上已热起了一片痱子。

第四天晚上出窑。风竹的那套没进窑前非常漂亮，可出窑后青花料的发色太淡了。荷花的那套却美得不行。

江家本来说好出窑的第二天一早就会将两套瓷桌都运到我租住的作坊来，我等了一天也没来，晚上江老二来了，说他的侄子是跑货的（专门从作坊里直接进货然后外出经销），今天一早来他的作坊就看中了我的瓷桌，想要，一千元一套不知我给不给，是什么价。我只能说以后再说吧。我知道他们生意不好做，那种大路货的瓷桌一套才卖三百来元。给我的价位对他们而言真是天价了，但真要那样接活，会毁了我的艺术感觉。

过了一阵子，我去江家大棚玩，看见他们又请了一个画工，画的瓷桌，画面构图有点类似我的圆桌，只是画技比较呆板。江家老二见我看着，问我画得如何？我笑了，说比原来你们卖的那种桌面要生动一些好看一些了。江老二见我笑，知道我的意思，坦诚地告诉我他都带画工去我的作坊看上好几回了，我不在，他们只好隔着玻璃门看。

我很高兴我的创作为江家请的画工带来了些许灵感。我多么希望景德镇的瓷器哪怕是大路货，也能够更加美丽灵动。而且，关于瓷器、关于釉料，关于瓷泥，不都是景德镇民间的窑匠坯工们无偿教给我的吗？我喜欢生活在他们中间，没有心机的生活，质朴如瓷泥。

三宝蓬的水碓

景德镇附近有三条河，东河、西河、南河，都流入昌江。除此之外，还有小北河、梅湖河、建溪河，加上河的上游有很多溪流，春夏两季，水流急，落差大，都是设立水轮车和水碓的理想之地。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水碓，在西汉的一些文献中也曾有记载，一般是用来舂米。而从汉唐开始，景德镇就开始利用水碓来粉碎瓷石和釉石了。在溪流的岸边设立水碓，一只水轮，视水量的大小，可以带动两只或四只木椎，据说水量大时，一昼夜，一椎一臼可舂碎瓷石1500斤。

沿南河朝上走，有一道山谷，叫三宝。有一座村，叫三宝蓬。三宝蓬的村民至今仍以开采瓷石和制作瓷泥为副业，他们的主要工具，仍是水碓。古老的水碓的确已老了。无论是鼓车，还是下脚龙（水流从上面冲击轮翼带动碓支的叫鼓车；水流从下部冲击轮翼带动碓支的叫下脚龙），叶片最后一次置换都不知是在哪个朝代了，上面布满了苔藓，就像几百年的拱石桥缝一样。建有沉浆池的碓棚也破败了，只有石凿的臼，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早已凹陷，却依然还有足够的厚度，承担着椎杵昼夜不停地舂捣。

第一次去三宝，我蹲在一座碓棚的浆池旁，看一个中年汉子用长柄的葫芦勺不停地搅动泥浆。被搅动的泥浆通过一条排水沟流进一旁的储浆池中。他不爱和人说话，天很热，只穿着短衫短裤，腰间围一块破旧的蓝布，低着头两手不停地干活。倒是他身旁的狗，轻声吠着，还不停地向我摇着尾巴。

瓷石舂细后，瓷工将瓷石粉铲入淘洗池中搅拌淘洗。淘洗后的泥浆再顺着水道进入沉淀池中沉淀。经过一段时间后，瓷工才能将沉淀池中的浆体舀入稠化池进一步沉淀浓缩，让它们逐渐成为泥状。舂细的瓷粉是不能直接用作制瓷原料的，它们必须经过这样一种淘洗、沉淀的过程，才能捞起摊在碓棚空地的泥床上。经过自然干燥后，人们会用统一规格的木模将瓷粉做成形似砖状的泥块，当地叫白不（念蹲音）子。窑户们和白土行就用白不子配制出制瓷的原料。平时，水碓的主人除了定期来清换水碓中的石料和淘洗泥料外，用不着看管碓棚。我走在乡下时，常常会看见一座无人的碓棚，椎杵在水流的冲击下起起落落，四周田野便愈加显得寂静。

身边多了一位挎相机的陌生女人，让搅浆的汉子很不自在。其实，这里离城不远，三宝一带已有不少眼光锐利的商家和艺术家在此建了国际陶瓷艺苑村一类，村民们早该见惯了外人。

我对水碓旁的男人点头笑笑，他并不搭理我。

对他来说，我是个与他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外人。我挺尴尬，便随意捡起水碓旁一块灰白色的碎石，放在溪水里将它浸湿，灰白色的石头慢慢变得像玉一样绿润，美极了。看着我大为惊讶的样子，搅浆的汉子感到好笑。

这是瓷石，山上采的，水一浸就绿了。

这人终于说话了。

我早在一些陶瓷工艺展和博物馆中见识过供人参观的瓷石样品，它们一点不起眼，就像普通的石灰岩。

没想到在山里，在水边，它们就能恢复本性了。有什么样的石头能见水成玉？怪不得它们能在1300度的火中百炼成瓷呢。

这里的水碓还有多少座？我问。

顺山进去还有一些。不过也快垮了。

为什么？

山里的水越来越小，土法制的瓷不（念礅）也卖不出大价钱。村里年轻人都走光了。快没人做这些了。

我无言。

如果有很多钱，我真想买下这样一座碓棚，再在旁边建一座古窑。

不过即便如此，也是做秀了。没有谁再能回到从前。再说，柴窑对山林环境的破坏也是可怕的，景德镇早已没有本钱挥霍山林里的松木当窑柴了。

窑柴曾经是景德镇烧窑的惟一燃料。这些松木块首先由柴农运到山下，或在雨季时将砍好的窑柴丢入溪水自行漂流至入河口处，再将柴块起坡堆码，用木船或竹排将柴片运至镇内。景德镇民俗中，所有窑柴只能用于烧窑，不能用来做饭或做他用，如有违者，必予重罚。所以，即使窑柴在运输时掉在地上，镇上居民也不会拾回家来。景德镇的小孩子们从小就被训戒，窑柴是不能捡回家来的。因为只有松柴，才有可能烧出窑里的旺火来。

过去，在景德镇三宝蓬、银坑坞、杨梅亭、寿溪坞及出产上等釉果的瑶里，碓户很多，他们在乡村山沟溪水边设轮作碓，加工瓷土（瓷石）和釉果，再制成白不卖给白土行。从前的白土行也大都是家庭商行，从进货到销货都是自家人，开行者以婺源人居多，都昌人次之，也有少数浮梁、祁门、星子人。白土行进货，先要“试照子”，烧一小块坯看质量，请坯户鉴定后再交易。清龚轼《陶歌》中就有这种生产习俗的反映 ：“昨日曾经试照回，窑中生熟费疑猜；凭他一片零坯块，验得圆融百圾来。”诗中的“圾”字，念件音，如今已约定俗成写作了“件”，是反映瓷器大小的量词单位。

如果是进釉果，则一般是老板下到瑶里乡间定购，向碓户付若干定金，约好交货时间，取货时老板钱雇船到瑶里码头，碓户挑货上船，钱货两清。瑶里所产的釉石，品质优良，外表看起来也有淡淡的水绿色，但开采十分不易，藏于深山密林。釉果的制作过程与瓷泥类似，只是粉碎后的釉料还要按照一定比例配上釉灰调制。如今瑶里的东埠码头，沿水边还有古老的吊脚楼，那是从前繁华时附丽的青楼吧？古巷石板路上，从前碓户送货的一队队独轮车碾出的车痕依然历历在目；巷子两旁一幢幢老房子虽然破旧，还是依稀能想见当年的喧哗。

从前景德镇四周顺山势水流设轮作碓处，最盛时达到6000支。它们分布在景德镇昌江的各大支流和数十条溪水上。建有三宝蓬水碓群的这条溪水发源于景德镇南山，蜿蜒10多公里，流经三宝古矿岭，杨梅亭窑，湖田窑，注入南河。

湖田窑遗址保护区有一处制瓷作坊遗址，那些练泥池、陈腐池、釉缸、水井、拉坯的辘轳车基座、匣钵墙等，如今静静地被一座空荡荡的大房子罩住。因为离市区有一段路，到那里去的游客不多。我每次经过湖田，都无法想像从五代，经宋元到明代中叶，近七个世纪中，这一带会有数千个这样的制瓷作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壮大规模啊！

景德镇的制瓷业分为“做”与“烧”，作坊就是“做”瓷器的场所。原料加工配制，器物成型干燥和彩绘施釉等工序都是在作坊里完成。湖田作坊遗址附近还能见到葫芦窑和马蹄窑遗存，它们属景德镇明代中期的民间青花瓷窑炉。湖田是我国制瓷规模最大、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窑场，历代窑工在这里了烧制出大量的青瓷、白瓷、青白瓷、卵白釉瓷、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在《陶记》、《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古文献中均有记载。

距离湖田窑往南山约2公里处，是杨梅亭窑址。杨梅亭窑盛产白瓷，在南青北白的古代中国，杨梅亭窑成为我国南方地区最早生产白瓷的窑场之一。让我没想到的是，古窑址周围是农家大大小小的菜园，第一回去，我在菜园地里随手刨几下，便捡出几片宋元时期的白瓷碎片，而当地老百姓早就习以为常，他们用来垒菜园矮墙的土坷垃，竟是一块块千百年前荒废的窑具匣钵，从黄泥里露出一些烧塌了的瓷碗，它们被牢牢地粘在粗糙的匣钵里，一层又一层。

当年， 三宝蓬水碓遍布在通往南山山麓的这条溪水上，溪水发源自三宝双坑村背后的“金溪山”、“石膏坞”。依靠丰富的山林资源水资源，三宝犹如一条天然的生产线，从矿山运来的矿石，经过水碓作坊的加工后制成的原料，送往下游的杨梅亭窑、湖田窑使用。三宝古矿岭、三宝水碓，杨梅亭窑，湖田古窑址，因此连成一脉。

景德镇沿河溪所建的水碓盛况，清人曾以诗描述过，诗云：“碓厂和云舂绿野，贾船带雨泊乌蓬。 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 “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声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祈船未到镇船回。”。祈是徽州祈门，镇就是景德古镇了。

如今古镇的水碓仅集中在瑶里、湖田和三宝一带山里，剩下不多了，再往后，还会越来越少。那一年我在杨梅亭古窑附近还看见一座，第二年再去，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让那位跟着我去的摄影朋友心疼得捶胸顿足。

有些即将消逝的事物是无法挽回的。随着现代化粉碎瓷石的技术越来越高超先进，水碓离人们最终彻底放弃的日子也许不远了。这是谁都无能为力的。

我望着无人修理，日见破败的碓棚，心里有些难过。

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一件珍贵的北宋年间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水注和承盘，被该馆视为至宝。正是晶莹如玉的青白瓷，赢得了北宋第三位皇帝赵恒（998——1022）的赞叹，从而将皇帝的景德年号赐给了当年的古镇。以高高在上的皇帝当代年号来命名一个区区小镇，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

那些千百年来漂洋过海成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美丽瓷器，那些至今还被东西方各国小心翼翼地陈列在国家重要博物馆里的中国景德镇古陶瓷，就是从这样的水碓中完成了它们的最初工序。如今，景德镇古瓷早已价值连城，可曾经孕育过它们的水碓，就要被人们遗忘了。在官庄，我仅仅见过一家仿古瓷坊还在让窑工们用脚踩练泥，几个人打着赤膊围成一圈，站在小山似的泥堆上，一圈一圈地像踩面团一样，踩掉泥中的气泡。一般作坊使用的瓷泥，都是从专门生产瓷泥的公司买来的可以直接使用的泥条，每根约两尺来长，根据瓷土的好坏有着不同的价格，已不需要再练泥了。

我把那块曾带给我惊奇的小瓷石轻轻放进溪水中，它慢慢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入到水草深处，再也看不见了。

北山

清明近了,官庄北山一座座坟包上的青草,都被一阵阵的雨水浇透了。张家窑坊歇了火,明发带一家老小回鄱阳老家去祭奠先祖。北山上有主的坟前,每天都有人点上了香火烧化纸钱。

从我租住的屋子向北走不到一里,就有一条进山的小路。我在路上走时,阿峰骑着摩托从后面过来,见了我便放慢速度,大声喊云姨捎带你街上去吧。我摇着头,指指北山。阿峰大概很奇怪,却不多问什么,一踩油门,一眨眼人就远了。我知道阿峰急着去街上老厂买彩釉,我要上山去干什么,却自己也不知道。

北山很深，连绵好几里，山上藏着无数坟堆，里面睡着的大都是“镇巴佬”，那是一代又一代为了谋生远离家乡,来到这座古镇烧窑,拉坯,浇釉、用茭草包扎瓷器的平头百姓。在这安静的山间，除了他们的后人，再没有人会想起他们。风年年从山坡上往下吹,吹过窄窄的山谷中撂荒多年的田地。地早没人种了，此时田间积了一洼水,一头老牛和一头小牛就在水洼边吃着草。人不种地，这牲畜的日子看上去真悠闲啊。不像住在官庄里的人,除了清明的日子和正月里的年,永远忙碌着,窑炉总是点着火,坯车总是盘着泥,天晴的日子,空场地上永远晒满了大小不同的泥坯,夜里也不收进屋去。一下雨,家家户户才忙着收坯，一转眼功夫，那些泥坯就不见了。只有江家的桌面大坯还会留在草坡上,被江家男女老少急急忙忙扯来的薄膜给盖上。坯下面是同样大小的圆木架,雨水落下来,就从木架下流走了。

能忙碌的日子，总是好的。

连着下了几天雨,大麦为我拉的圆器坯总也干不了,我无事可做,才出来瞎转。过完年都两个月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消停过。入冬时黄昏在晒台上看四周围合的山峰，总想春天里就到这些无名的山上去走走，立了春又总是舍不得时间,一直呆在窑场和作坊里跟着窑工坯工们瞎忙活。进了这官庄，一步一个坯坊，几步一个窑场，仍是传统手工制瓷的格局。窑有大小，小到一块板，大到十八块；坯可做大件小件，大到直径三米的龙缸，小到核桃般的茶壶；施釉则视器形而变，浇，吹，蘸，喷，任何一道工艺对我这个外人来说都是新鲜有趣，拿起来就放不下。如今景德镇这样的地方不多了，我真担心它们还在迅速地消失。离官庄不远，几天前，又一座引进的现代化日用瓷厂准备开工投产了。那些用手工一点一点做出来的瓷器，还能在大工业的冲击下维持多久的生存呢？

我想我早该出来走走的。山里的空气真新鲜啊，不像官庄，空气中永远飘浮着瓷土的气味，灰釉的气味。站在山的豁口远远看见我租住的屋子，看见一片黑瓦白墙翘檐的官庄，还看见驼背的冯三拉着一板车刚出窑的瓷器，往新翻修的徽州会馆里去了。

上了一个坡地，就看见南面的昌江曲曲弯弯顺势流着，江对岸是已变得日益现代的古镇。下过雨的山路都是泥,布鞋全湿了。我扯了几把草叶将泥擦去，继续朝山上走。这是我喜欢的一双兰花布鞋,也许它的图案和青花瓷相似吧，所以才带着它来景德镇。虽然心疼鞋,但我却不想下山。山间长年堆集的腐叶和密密生长的杂木藤条间,一簇簇盛开的红杜鹃驱散着风中的寒意，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带着幼小的女儿去山里采杜鹃的情景：那时的我多么年轻啊,心里还有那么多的梦想。是岁月时间让梦想开过花之后就一朵朵地谢了,许多人的花儿开谢了就再也没有活过来，也有幸运的人在梦想开过花后居然悄悄地结出了果实，哪怕只是孤零零的一颗。那是我吗？是来到景德镇官庄画瓷器的我吗？还是那个在抗日峰火中毅然参军却从此让艺术成为梦想的父亲？我是父亲的果实吗？

清明临近时，我会愈加想念父亲。因为父亲的逝去，让我觉得天堂的亲切。我敢一个人在无人的坟山上流连，是因为我知道父亲就活在那个世界里。蹲在山坡上,我好奇地读着荒草中墓碑上的陌生名字,想像着他们生前的喜乐忧伤：我看见芳草连天时,熟悉或不熟悉的村庄里有半大的少年一条扁担,一个兰花包袱出了家门。村头樟树的樟子儿落了几回,少年就已是回乡娶亲的青年,美丽的年轻女子坐着花轿抬进了村,又坐着独轮车跟着男人去了古镇。从此女人就在镇上生儿育女,心甘情愿也成了镇巴佬。有一天女人会传话给娘家人说,当镇巴佬好着哩,瓷器业养人,再旱再涝的年成也不缺活路。

于是隔着一段岁月,渐渐又跟来一帮寻找活路的乡亲。

自从明代开始，景德镇民窑的空前发展，民窑作坊规模的扩大，吸引了饶州七县以及南昌、抚州、吉安、丰城、余江等地人口纷纷来到景德镇杂居从事窑业。在景德镇流传着一句民谣：“十里长街半窑户，赢他随路唤都昌。”可见在景德镇从事窑业的都昌人之多。都昌距景德镇只有百里之遥，水路陆路都可抵达。最早来景德镇谋生的都昌人是南溪、芗溪一带的农民，这里靠近鄱阳湖滨，人多田少，十年九淹，明代景德镇陶瓷业的蓬勃发展，为地处鄱阳湖畔，饱受水涝之苦的都昌贫苦农民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老一辈人说，都昌人来到景德镇，是从搬运白土的劳力活干起，渐渐站住了脚跟后，才慢慢进入了满窑行、匣砖行、圆器行、烧窑行等，最终成为景德镇圆器业和烧窑业的最大行帮。

如果说景德镇的圆器业和烧窑业自明以后渐渐由都昌人经营形成都昌帮，那么，除此以外的琢器业、红店（彩绘业）以及与瓷业有关的大小服务行业，则有了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奉新帮、饶州帮等号称26帮的外来窑户。

如今官庄里很多窑户，也是兄弟父子叔侄，婆嫂姨娘，或烧窑，或做坯，或施釉，一个家族合起来就是一座窑坊。这种家族式的作坊在中国已经不多了。而在景德镇民间，从古到今，它们都绵绵不绝。古镇上那些受封为中国工艺大师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也往往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从而才有了政府颁发的“陶瓷世家”的荣耀。

北山上葬着的都是底层的窑工百姓。他们不是陶瓷世家，但每一块墓碑后面同样也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人间故事，墓碑上刻着故事主人不同的家乡：饶州、抚州、南昌、徽州……年年岁岁,一拨又一拨外乡人操着八方口音来到这里,古镇最终成了他们的家乡，北山最终成了他们的归宿。飘洋过海的景德镇瓷器，从瓷土最初的碾磨粉碎到瓷器出窑最后的茭草包扎，都有着他们的身影。

他们来来去去，留不下姓名，只将那些美丽的瓷器留在世间。

在过去，由于窑业各行帮中都有很多外省人外县人，他们去世后大多不可能长途跋涉扶柩返乡，只能在本地安葬，所以各行帮在景德镇四郊均买有坟山，坟山上会立一大石碑，上书“某某社义祭公墓”。本行帮死亡的人都葬在各自的坟山上。我在北山的山坡上找了很久，想知道这里过去是不是某个行帮的坟山，但没有找到这样的石碑。

除了各类的窑工，景德镇陶瓷业的兴盛，也曾吸引了周边工商业发达城市的艺术工匠们纷纷前来。这其中，就曾有过一位叫做周丹泉的高手，他是明代隆庆万历时人，原籍苏州，年轻时就来到景德镇制瓷。他设在景德镇的瓷窑，人称周公窑。他所制之器，仿古最精，每一名品出，千金争市，供不应求。《韵石斋笔谈》曾记载了他技艺高超的故事：周丹泉路过金陵时曾拜谒唐太常，太常出示家中所藏一件极其珍贵的白定古鼎请周鉴赏。周丹泉在欣赏之时悄悄以手度其分寸，并用纸片摹下鼎纹。半年后他从景德镇重返金陵，对唐太常说，我也得了一件白定古鼎，请观之。唐太常一看，竟与家中所藏毫无区别。周丹泉告诉唐太常，这是他在景德镇窑中仿制而成的，太常叹服，并以四十金蓄买下来，藏于家庙。

今天的官庄一带，也聚集了很多外来的有才华的艺术家。我的邻居，就是一位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雕塑系的小伙子，他放弃了稳定的职业机会，来景德镇寻找艺术之梦。我对面的一位画瓷画得极好的安徽民间艺术家，已经是拖家带口在此安生过日子了。

想起父亲的故乡也是中国古青瓷的故乡。闻名于世的越窑早在景德镇之前成名，青翠欲滴的青瓷握在了大诗人陆龟蒙的手中，便有了唐诗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一个千峰翠色啊！那是南方中国之美，在一种独特的植物灰烬和独有的泥土中获得再生。然而年轻的父亲没能走进千峰翠色中，连天的战火粉碎了他的艺术之梦，满腔爱国热情催促一个正在上海学习艺术的富家子弟走上了抗日之路。从此他再没机缘拿起画笔。

我见过父亲年轻时候的画。我知道父亲除了正直的品格，其余一切更像是单纯的艺术家。那么，我是来寻梦的吗？为幼年时代的自己？为年迈时候的父亲？

出山时,手上握着的是大把的杜鹃和蕨草，头上身上全是树叶和杂草。回到租来的作坊里，我将蕨草连土种在青花盆中。当我离开一段时间时，它们不会因为没人照顾就死去吧？这种在古镇山岭一丛丛密集生长的蕨草，当地叫狼萁草，仿佛就是为瓷而生。狼萁草是制作釉灰时最好的燃料。将石灰石与狼萁草互叠烧炼的釉灰配制成灰釉，最适于细瓷的吹釉和浇釉。狼萁草不仅适宜充分煨烧，草灰中含有的磷酸钙成分，还可使釉面趋于细致柔和。就这漫山遍野满坡生长的蕨草，真不能想像古代的釉工们是怎么发现它们独特的性能并试验出最佳配方的？

以狼萁草为主要原料的灰釉至今仍是景德镇用量最大的釉种之一。这里的人们告诉我，青花瓷以灰釉作底最能衬出青花之美。那我就用青花瓷盆种上一蓬新鲜的蕨草吧。

采来的红杜鹃很快就会谢了，青花盆里碧绿的蕨草却会为我永远保留梦想的气息。

清明是一树绿叶纷披的柳

清明，门前的大路上不断有鞭炮炸响，每当鞭炮响起，就一定会有一支祭扫的队伍手持高高低低的白幡浩浩荡荡走过来，中间还有热热闹闹的吹打音乐。这样的祭祀我原在南昌城里时从没见过，所以每当有祭祀队伍经过，我都会站在门前看上一会。听说景德镇从前的清明祭祀是非常隆重的，在清明的这一天，各省会馆、帮会、祠堂都要举行祭祀会，祭祀队伍前面是长方形社旗，接上是十番班乐队，再接着是礼盒队，内放三牲福礼和酒饭香烛。再后面是用瓷器篮装着的纸钱，还有的是用木梯扛着堆叠得很高的纸包袱，一路吹吹打打到各自的墓地，十分热闹。祭祀结束后的聚餐也十分丰盛。

人们的日常生活比起从前要复杂多了，民俗才越来越简化了吧？

清明那天我仍守在景德镇等候烧窑，我热爱瓷器如同我热爱清明，它们都是先人留下的无可替代的财富。英打电话来，说家里做的清明果掺了好多好多艾叶，都绿得发黑，香极了，可我却不能回来吃，她想坐火车给我送来。我安慰英，烧窑的明发临走前也给我送了他家做的清明果，里面的馅是豆腐和艾，虽然没有放太多的艾叶，只有淡淡的绿色，但也很清香。

英在春初时就说：姐啊，清明的时候你还回家来吧，我们一块去河堤边插柳枝，采艾叶，做绿绿的清明果吃。

英说这话的时候，还是三月初的日子，那时我和莲玉姐，英，正在野地里采荠菜和野水芹。下过雨的水塘水色昏黄，塘边生长的水芹却愈发显得绿汪汪的，春天的水芹是汁液充盈的植物，用手一掐，嫩嫩的茎叶就发出清脆的声响。而荠菜一簇簇挤在路边荒地上，紧贴地面生长的叶片看上去生机勃勃，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开出小米粒的白花来，等到清明时节，米粒般的小白花就成了一团团极小极小的三角形荚果，第二年开春，绿褐色的荠菜又会铺满野地。野地里还生长着许多我叫不上名来的绿草，我只认识开着小紫花的紫云英和有着长长叶梗的车前，它们好看的叶片上沾满了水珠。

惊蛰一过，大地深处的生命全醒了，水塘里地面上，到处可见匆匆飞过的菜蝴蝶和水蜻蜓，好看的翅膀在阳光中一闪一闪。莲玉姐说，太阳真好，田野好美。英说，这么鲜嫩的荠菜，我们多采一些回家包荠菜饺子。英都采了满满一篮，还舍不得上路。莲玉姐和英，是我的大姑小姑。本来我们是相约着去浏阳看亲戚，可一路的水雾、露珠、青草、太阳，让我们觉得大地上有许多东西更值得花时间品味，春天的土地上溢满了泥土的芬香，我们不想为了一个既定目标而匆匆赶路。

这就像生活中会有许多的方向，其实只是你行走在路上的理由。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明瞭了这个道理，两千五百多年前，先人中的智者将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它们成为人间的杏花、雨点、霜露和鸟鸣，周而复始，让岁月充满了生命的诗境：惊蛰地气萌动，小虫苏醒；春分时节柳条生绿，桃花开片；清明田鼠进洞，彩虹初现，种瓜种豆……大自然的物候也同样滋生爱情，我们听见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诗经》中浪漫地唱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先人们比我们更亲近大自然，当然也就更依恋自然。古人对性灵的重视远胜于现代人，在他们吟咏的诗句中，野地里的花草无处不在，它们本就是生命中不可须离的部分。

春分一过，清明就到了。这本是古人踏青的好时光，后来却融入寒食节祭奠先人的习俗，使清明在踏青赏春之际也多了一份慎远追思的感伤。古人将清新明丽的春之欢乐与生离死别的人间悲酸合为一体，其中藏有怎样的玄机呢？也许，生与死，本来就是顺应自然的轮回，优雅相对才符合人生真谛。生与死的行走充满诗境，生命才能获得本有的尊严和高贵。万物复苏之际，人们倾城而出，郊游扫墓，让清明成为生者与逝者合欢的节日，这正是先民的大智慧啊。

在与清明相关的唐诗宋词中，杜牧的《清明》家喻户晓，但我更喜欢晏殊的一首小令《破阵子。燕子来时》：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词中缓缓展开的民俗风情，是一幅多么令人动心的江南春景图啊：农历二月的春分时节，江南一带的百姓开始纷纷祭祀社神，祈祷农事丰收。“仲春之月玄鸟至”，燕子飞来的时候正是新社，转眼梨花一落，就到了清明时节。池塘水面生出碧苔，在黄鹂的叫声柳絮的飞花中，日子开始一天天变得悠长。采桑少女们相互斗草时的欢娱，与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是多么的合拍啊。

何谓斗草？那是人与自然的嬉戏，岂是现代的麻将与扑克所能相提并论。斗草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少女们的游戏，也是百姓们的游戏。斗草双方以所采之草的种类多寡和韧性相较量，或以说出花草之名相应对，如以“狗尾草”对“鹅掌花”，“羊须藤”对“虎耳草”，“入地金牛”对“扑地蜈蚣”，“七里香”对“九重葛”，“百日红”对“万年青”……其中的情趣和文化，哪能像某些注释中解说的那样，摘来几根草茎双方拉拉扯扯比个输赢而已。

民俗中有一些与平常日子不同的节日，它们就像田野里生出的清风、明月、绿草、鸟鸣，点亮了沉默的大地，让寻常日子有了动人心弦的声音和色彩。

清明，就是这样的节日。它是一树绿叶纷披的柳，在春天将尽的日子让你听见风声、雨声、鸟的歌唱，让你看见清晨的露珠、傍晚的阳光、柳树下走过的人群。我们籍此知道古人生活中不仅存在辅国封疆、居产贡纳的生命之“重”，也存有优雅幸福的快乐光阴，并以此作为生命的最高形式之一。

看古代民窑里遗存的民间青花，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感受。

傍晚，我到底还是独自一人去了官庄后面的田野，在野地里折回一支沾满水珠的柳条，我把它小心地插进屋旁的空地，培了土，浇上水，如果再下几场春雨，它会慢慢地生根，长叶，明年，它就能长成一棵小树了。

我知道绿叶纷披的柳条和清香的艾叶都来自大地深处，那是逝去的长辈们借助春深的土地送给我们生生不息的祝福。

张家窑坊

一天夜里我去张家窑坊看看我画的薄胎大碗坯是不是满进窑里了，还没到门口，就听见一片骂声。一二十人围着飞飞，都在怪他耽搁了自己的生意。我进了窑坊，发现窑车已经推进窑膛了，可门外还摆了一地的瓷坯。西边天空有很多乌云正在迅速移动，就要下雨了，飞飞低着头不接话，只顾忙着将外面的坯搬到门里来。我在地上没有找到大碗坯，于是得意地站在一群人中间，看他们吵闹。飞飞对我最好，窑炉的坯位再紧张，他也会想尽办法把我的坯给满进去。

飞飞是张明发的大儿子。因为一天到晚在窑坊里，衣裳裤子整天都沾满了瓷土，大家不叫他大名了，都喊他灰灰。他也不生气，认了这名。飞飞手艺好，脾气也好，从没见过他发过火。昨晚人们那样吵嚷，他搬完了坯后直起腰，笑眯眯地对骂得最凶的芋头毛说，干脆你打我一顿吧，你就是打我十下我也满不下这么多瓷坯啊。芋头毛却抓住飞飞的手，强行往自己身上揍：“我让你打吧，打吧，打我十下帮我满进一个坯，行了吧？”大家都笑了，飞飞说：“下一窑吧，下一窑保证就把你的全部满进窑里。”飞飞没说完，立刻就有许多声音嚷了起来：“那我们呢？我们呢？明天客户都要来取货了！”

其实，真要有客户来取货，价格又不错的话，他们就会宁可多化些钱，包下窑来单烧了。

张家窑坊在官庄的历史不算长，我刚来官庄租房的时候，还在一些民房的墙壁上看到一则小广告，广告是打印在4A大小的纸张上，纸已发黄，可字却仍然很清楚，说是张家窑坊新开张，欢迎各位光顾，某年某月某日烧第一窑，窑温1320度，第一窑搭烧的所有瓷坯均免费。当时我想，早点日子来还能赶上沾点光呢。

在官庄，一般的窑户都有自己的窑炉。但有的时候烧的瓷器量小，可客户又急着要，就得到别人的窑里去“搭烧”。还有不少瓷器彩绘艺人，他们一般都是“搭烧”。因为所绘的瓷器用釉不同，需要的窑温和气氛也不同，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窑炉，这样又方便又经济。

张家窑坊就是为这一类的客户服务。在官庄，大约有十几座专供“搭烧”的窑坊。这还不像自产自销的窑户，万一“倒”了窑（指一窑的瓷器全烧废了），只是自认晦气，自咽苦果。供人“搭烧”的窑坊，若不幸“倒”了一次窑，毁了名声，那可就好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供人“搭烧”的窑坊，或者窑主本身就是把桩，或者是化高价请来把桩高手。

烧窑是件复杂神秘的活儿，就算是现在经过改进的梭式窑，也照样需要多年的实践经验与极细腻的心。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之前的千年时间里，景德镇窑都是烧松柴，由于树木越来越少，19５５年后改烧煤。无论是烧柴还是烧煤，都没有任何仪表，全凭烧窑师傅的经验。自然，好的烧窑师傅也最受人尊敬，称为“把桩”的。烧瓷，从把坯装进窑里就是一件技术活，景德镇叫“满窑”。满窑时，既要多装，又得考虑火道的通风，坯形按前小后大，码放得前紧后松，合理安排火道，保证通风流畅，燃烧充分，否则烧出来的瓷器生熟不均，颜色亦各不相同。把桩不仅要看窑火，也要指挥人们满窑。景德镇老的烧窑工都认为松柴烧出来的瓷器发色最好，说柴烧的瓷色“活”，煤烧的瓷色“木”。烧柴窑时，温度及火的颜色掌握极其重要，稍有误差就不可能烧出好的瓷器。老师傅们往往是一口痰吐进火眼，看痰烧成的痕迹、颜色便知烧到了什么程度，极准。由于烧煤污染环境，９０年代后改用燃气烧窑，又有了温度表，应该说烧窑比从前容易多了。可那温度表显示只是个大概，靠不住的，要想烧出精美色“活”的瓷器，关键还得靠“火照”，“火照”得靠人掌握。

“火照”是放在窑前方的一小块竖着的瓷片，什么时候弯了，什么时候变成什么色了，都极有讲究。烧窑的师傅就是根据“火照”的变化来决定窑火的。

由于烧煤污染环境，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景德镇窑业试制成功使用燃气的梭式窑，又有了实时测温的温度表，应该说烧窑容易多了。可师傅说，那温度表显示只是个大概，靠不住的，关键还得靠人掌握。

所以最有意思的是景德镇与瓷器打交道的人，都喜欢用一个词——气氛。

比如，这回的窑看上去气氛不对。今天天气有点怪，会影响窑的气氛。这个词，常常被人们随时使用。要具体问什么是气氛？，那就说不清道不明了。在烧制过程中，无论是天气、火候、窑温、火焰颜色、甚至地点等等说不清的各种因素，都包涵在“气氛”二字之中。当年，乾隆皇帝将景德镇建窑的所有材料包括泥土、工匠、瓷土都搬到京城，就是烧不出好瓷器，人们就说，在京城烧窑“气氛”不对。在景德镇窑业中，气氛一词，很有点神秘感。一年前，我在朋友的一座窑里烧出了不少精美的釉里红瓷器，可他把窑搬到郊区后，还是那座窑，还是那个人，就是再也烧不出好的瓷器了，更别说是“釉里红”这样难烧的釉料，那个朋友懊丧地说，窑的气氛不对了。最后他只好将窑卖掉了事。

最好的把桩师傅，就是对窑的“气氛”最敏感的人。他们能凭直觉感受“气氛”最微小的变化，然后凭经验操纵“气氛”。

张明发和儿子飞飞就是官庄有名的把桩师傅，在张家窑坊搭烧瓷坯的价格比别的窑坊又要略低一些，所以他家的窑坊一直旺得很。芋头毛就说张老板的名字取得好啊，明发明发日月发！自己的爷娘怎么就这么笨嘴哩，咋就顺口叫儿子个芋头毛呢。这芋头在地里才长得个贱，还怎么发得起来嘛。

我喜欢看张明发烧窑，当他不时拔出堵着火口的塞子往里看，还不时用手抓抓那窜出火口近一尺长的蓝火苗，用鼻子去嗅它时，我想起了巫师的舞蹈。

我只知道对着观火口摆放在窑里的两支测试不同温度的火照都烧弯时，这一窑就快烧好了，再等到温度计显示１３００多度时，把窑门开一点缝，让瓷器在窑里慢慢冷却，这一窑瓷器就算烧成了。果真这么简单，那谁都能当把桩师傅了。

张家窑坊有一座１８块板的天然气窑，在官庄作坊这就是最大的窑了。窑大，就更需要技术与经验，满一次窑就像堆积木似地，需要不停地干一两天。各家的器物千奇百怪大小不一，满一次窑，从地上找到合适的，爬上窑车再按大小器形码好，上上下下不少于几百次。窑大，温度既难上去也难掌握，无论是满窑还是烧窑就需要更加仔细，还得合理安排各种色釉器物摆放的位置。因为各种釉需要的温度都有差别，一定得摆放在适合它们的位置，否则烧出来后颜色会千奇百怪，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所以飞飞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有一次我望着飞飞脏得不能再脏的裤子笑，问飞飞你为什么码一个坯就得在裤子上擦一回手？反正手是脏了，还那么讲究干嘛？谁知飞飞认真地说，这些坯都是不同的人家送来的，用的也不是一种釉，只能是搬一个就在裤子上擦一回手，否则就把不同的釉弄到坯上去了，烧出来后成了花脸。刚开始学满窑时，这擦手就是一关，一天下来，手就擦得麻木了。

泥巴做的东西，摆弄坯是得比摆弄鸡蛋还小心，稍不留心就会弄破，所以烧窑的按约定俗成的规矩，万一破了不用赔偿损失，但那是别人的心血，再说破损多了，谁还来你这窑坊搭烧呢？这满窑的活张家也只有飞飞能干得了，要让他弟弟强强来，非砸了窑不可。他爹给他取这个名算是白取了，张家搬来官庄时，留在樊家井的老窑坊，交给了强强。但当时他不用干活，都是请来的师傅烧窑。后来明发不放心小儿子一个人在樊家井打理，怕他被那些做古董瓷发了财的人带坏了，就把强强也叫回了官庄，不敢叫他满窑，他只负责去各家收坯。可有时一板车坯，去半天也拉不回来。强强比飞飞要懒了许多，是叫她妈给惯的。

省里电视台要来拍一个关于瓷器的节目，让我给介绍一家窑炉拍一拍满窑的过程，还说得拍的自然一点，不要那种虚假的摆设，我就把他们带到张家窑坊里了。飞飞正在满窑，天太热，他干脆打着赤膊站在窑车上。那扛摄像机的记者喜出望外，对着就抢镜头，主持人趁机和飞飞说话。飞飞也不怯场，该干啥还干啥，回答记者提问时才停一下手上的活，颇有大将风度。

等电视台拍节目的人走了，明发老婆慌慌张张找到我，问是不是飞飞要上电视了？我说节目中有他的镜头呢。她一急，大声嚷着那可怎么行，飞飞还打着赤膊呢，还赤着脚呢，鞋也没穿，早知道，一大早就该换上一身干净衣裳了！

我笑了，说飞飞妈你别急，就那样好，人家电视台要的就是原生态的画面，你让飞飞穿一身干净衣裳，那不是造假吗？你看我今天还不是灰头土脸地穿一身兰布旧衣裳，谁让咱们是干活呢，又不是演戏。

后来，电视台准备播出那档节目时，张明发请了很多亲戚来家吃饭，大家围着电视机等着，飞飞出现在镜头中时，满屋里的人都欢喜地叫了起来，明发老婆高兴地说，我儿子还真上电视了呢。

宝福与宝霞

一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跑到福窑去看贾宝福喷他的高温色釉瓷。秋天的太阳还热辣辣的，福窑朝西，下午起一直到太阳下山，屋里都有太阳，宝福说，租朝西的房，就是为了晒坯方便。门口放了一地的坯，都在阳光里，我看着眼馋，也搬一只坯，坐在楼下的小方桌上，试着用那些彩釉来作画。

宝福把晒干了的坯搬到三楼晒台，他就戴着已经很脏了的大口罩在那儿喷釉。我会跟上来，在气泵的轰响中好奇地看，水气中充满了各类色釉的味道，我知道那都是有毒的气体，但却迷恋着走不开，有时还帮着递递工具。那些色釉，没进窑前看上去变化不大，有时你想象不出为什么同样是灰蓝，或者紫白色的釉，经高温一烧竟会灿烂如猩红的晚霞，或者摇曳如青翠的孔雀翎毛，再或者就干脆开一地深黄的晶莹的菊花。我看过景德镇的一些作坊里制作的高温色釉瓷首饰，色彩比宝石都要美丽。宝福在二楼的架子上放着一些他得意的色釉作品，简陋的房间，顿时就变得天光云霁了。

我暂时只做着青花瓷，但对色釉在高温中产生的窑变却很着迷。待宝福干完了他自己的活，我会搬一只破损的没用了的坯，放在转盘上，喷壶里换上廉价的灰釉喷着玩。看宝福那么熟练均匀地上釉，似乎很容易，轮到自己，却是一会儿厚一会儿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转盘总是不听使唤。再说我知道色釉也不是简单地吹浇就行，要想让它们在瓷器上形成天光云霁，不仅需要书本上的知识，需要个人的艺术感觉，更是需要烧制过程中的不断实验。我真要想做出色釉的好东西，只怕一年半载的时间根本不够。高温色釉瓷是景德镇四大著名瓷种之一，从明清御窑开始就集中了全国各地所有名窑的釉色，而且官窑民窑都还在不断创新。我喜欢收集那些釉名，把它们记在本子上，看一看就让人赏心悦目：鱼子蓝、桃花片、松花绿、葡萄紫、梨青、蟹甲青、鹦哥绿、西湖水、蜜蜡黄、老僧衣……不胜枚举。在同一种色釉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不同的颜色，如红釉就可分为霁红、醉红、胭脂红、窑变红、豇豆红、芸豆红、珊瑚红、海棠红等。随着现代越来越多的科研手段，如今景德镇高温颜色釉的品种根本数不过来。我认识一位陶瓷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以配釉为业，最初在官庄开了一家釉坊，后来搬到街面上去了，他为自己那些色釉取的名称，听起来可以联成一首抒情长诗。

我第一次见到宝福的色釉瓶，是在张家窑坊。刚出炉的窑车上，一只三百件的大瓷瓶“流”光“溢”彩，那些如梦似幻的釉色从瓶子上端瀑布似的一直流到底座，再从底座流向下面的一只青花瓶，在青花瓶上开出一朵灿烂的花来，然后继续流向下方，最终将两只瓶子都牢牢地粘住在棚板上。

两只瓶子都废了，明发的窑也粘坏了两块棚板。那两只瓶真漂亮啊，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飞和宝福将瓶毫不留情地敲碎。我求他们慢慢想办法把瓶从棚板上切割下来都送给我吧，宝福说，你别舍不得，这瓶切割下来又有什么用？哪天我好好给你喷一个。飞飞更是取笑我，什么破烂呢，都要，不知道在景德镇，最不值钱的就是没烧的泥坯和废了的瓷瓶。

就是那回我认识了贾宝福，与贾宝玉只差了一个字，正好让我捡着说了，到底还是差了一个字，怎么就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怎么就那么狠心把瓷瓶说摔就给摔了。

宝福嘿嘿笑着：咋不心疼？那三百件的坯加上釉料得二三百元本钱呢，还不算我花的功夫，说烧没就烧没了。我想把釉喷厚点儿可以让它们流动变化得更活泛些，可我没想到这釉的流动性这么大，能从第一层的瓶面流到第二层的棚板上。

这话宝福后来又反复念叨了好几回，直到我说你烦不烦啊，可别变得像祥林嫂一样了，他才不再说。

那只被粘住的青花瓶本是我的。虽说宝福答应事后好好给我喷一个，但那流变产生的美丽之花无论如何不能有了。高温色釉因流动产生窑变的色调是最迷人的，也是人们可遇不可求的目标。为什么真正烧得漂亮的釉里红那么名贵？就是因为它的成份主要是一种非常活性的铜元素，温度低了它出不了色，温度高了它很可能流得一塌糊涂，而且还会就烧没了：上过釉的地方竟然一点没有色了，釉里红莫名地永远失踪了，连影都没留下。而只有烧到恰到好处时，它才会如美人一样，出现在灯火阑珊处。

不会流动的釉一般都是低温或中温釉，虽然一眼看上去也五光十色，却没法细细品味，因为所有的色调都平板僵硬，就像一个看上去有点姿色举止却十分粗俗的女人，让人无法心生爱意。

官庄有好几家做色釉瓷的窑户，我都去看过。就觉得宝福做的最有品味。后来我就找到宝福的作坊去了，他为自己的作坊取名福窑。

这个来自北方的小伙子与许多在景德镇闯天下的年轻人一样，也吃过许多苦。他说他刚来到官庄的那年，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夜里去市区给学生上课，白天则到一些作坊打工，自愿不要工钱，管饭就行。从揉泥搬坯、给瓷坯补水，再到拉坯、喷釉……又有了饭吃，又体验了艺术陶瓷生产的每一环节。虽然大学时学的是陶瓷设计，最后他却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定了奋斗的方向：主攻高温色釉瓷。

景德镇旅游业不太景气，来官庄购买瓷器的游客也很少。我想为宝福做点什么，就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给《东方航空》，这是一本在飞机上赠阅的杂志，图文都做得很漂亮，文章中说宝福暂时还没有名气，却不乏艺术感觉和探索的勇气。他的家乡在华北平原，本是农家子弟，在景德镇读完大专后就留了下来。华北平原也是我的先祖居住过的地方，那是一块让人胸襟开阔，眼界高远的土地。也许是在故乡弥漫了几千年的淋漓元气培育了宝福对色彩的感觉吧，他的彩釉作品无论谁见了，都会眼睛一亮。有一些旅游者来到福窑就舍不得走，抱着那些色釉瓶子左看右看。常常有人第二天又回到他这里，把头天看上舍不得放下的瓷品买走。这些话我都没有夸张，如实说的。本来我还想说有一些大师级的名人常常前来定制宝福的色釉瓷板和瓶，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拿去卖了高价，我希望那些经常坐飞机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们不要太迷信名人和大师。但最终没能写，因为现在有多少老百姓能舍得化上几百元，买一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艺术品，纯粹放在家里当摆设呢？宝福为了生计，毕竟也需要一些固定的名人客户。我不能让他得罪了人。

宝福整天在福窑忙，没见他怎么歇过。一窑瓷器烧出来，都烧成了而且还有特别好的，他就会不由分说地非得请我们上官庄惟一的小酒店吃上一顿；出问题了，宝福先自己骂上几句，然后伸开长长的腿往自行车上一跨，不知骑到哪去转上一圈，回来不吭一声把车一支，转身抱几只坯往三楼晒台去，那里放着他施釉的工具，一会就听见晒台上有发动气泵的声音，宝福又在喷釉了。

没事我喜欢去看他的色釉瓷。看那些天地烟云如何在瓷上鬼斧神工般地变化。看久了，也搬一只坯，坐在楼下的小方桌上，用那些彩釉来作画。那些晒够了阳光的坯，抱在手里暖融融的，就像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娃，睁着眼睛痴痴地望着你，等候着人们来关爱。

二

深秋的一天夜里，常爷让我去找宝福讨要一种古铜色的釉，他想涂在他手捏的小瓷猪上。我走到福窑门口，看见里面坐着男男女女好几个人，见宝福来了客，我用空果汁瓶装了釉就走，坐在门口的一位姑娘望着我笑，我也对她笑笑，心想这个姑娘挺可爱，倒不认生。

过了几天我再去福窑，发现客人们都走了，只有那位姑娘还在，见我进屋，又是倒茶又是让座，说话全是北方味儿。宝福说，这是我姐。

他姐叫宝霞，才20多岁的年纪却挺成熟，说话速度快，也直爽，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宝霞笑起来时倆眼弯得像月牙，让人觉得特亲切，许是为弟弟或家庭操心过早的原故，笑时眼角过早地出现了几条皱纹，但那样子仍然挺可爱。

前几天我见过的是宝霞的朋友，宝福请他们到婺源旅游。朋友们回河北了，宝霞却没走，她想留下来帮帮弟弟。她就这么一个弟弟，看他一个人在这里奋斗，饱一餐饿一餐的，屋里也乱七八糟，当姐的心疼，决定暂不回石家庄，留在了景德镇，准备帮宝福一段时间再说。

再去了几回，宝霞就忍不住把她家的故事全告诉了我，比宝福几个月里告诉我的要多多了。常爷开玩笑说，再相处下去或聊下去，你连她家钱包放在哪都会知道的。北方姑娘都这性子。

宝霞说她娘和她爹都是奔七十的人了，三四十岁时才生了她和弟。姐弟俩争气，都考取了大学，让村里人羡慕得很。她还是河北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呢。不过两个孩子读书的学费也把她爹娘拖垮了。每次回家，看见老父亲还开着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来回奔波，娘连毛票也一张张攒在盒子里，心里就难受，也没别的办法，只好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干活。

“我弟可不行，一个儿子，宝贝着呢，从小就没干过什么活，就光读书了，也不懂得心疼爹娘。”

宝福在一旁听见，不干了，回嘴说我怎么没干过活呀，每年寒暑假回家不都帮着爹妈干活了吗。我也去收过玉米荏呢。宝霞说，你那也叫干活吗？

在宝霞给我讲述的故事中，有一幅画面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特别感动：那时宝霞还是个刚会说话的小姑娘，她娘上地里掰玉米，把她放在一边的地头上。那北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不像这南方，一块地总共也没多大。娘掰着掰着人就看不见了，于是宝霞就心慌地大喊：“娘！娘！”隔着看不见的玉米地，那一头就传来了娘的回应：“哎——，娘在这呢！”过一会儿，宝霞又喊一声“娘哎——”，于是，更远的地儿传来了娘的回应：“娃儿不怕，娘在呢！”

宝霞说着，眼就湿了。

一个伴着土坷垃长大的农村女孩，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城里，会生出很多故事来，有时变化得让人瞠目结舌。报纸上，电视里，生活中，都见多了。可和宝霞在一起说话，感到她那颗心，还是干净得就像地里刚刚掰下的新鲜玉米。

宝霞大学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单位，就与朋友在石家庄合开了一个小诊所，存下一点钱，她都给了娘。可娘说宝福花销大，又寄给了宝福。

石家庄要进行城市改建，诊所租用的房子被规划掉了，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宝霞就趁空来看看弟弟。

这一看，让宝霞做出了一个对她来说非常重大的决定：帮弟弟把这作坊买下。

有人给宝福介绍一个女朋友，那女孩嫌宝福没房。

这一带的房子，都是又住人又干活的。宝福现在租用的福窑，也是这样。

宝霞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拿出，钱也不够，她又向合开诊所的好朋友借了一笔。决定买房的日子里，宝福没日没夜地干活，有客户来买瓷器，有时把价格压得太低，可只要有一点点赚，他也卖了，只想能多卖一些。等快过年的时候，姐弟俩终于把首付的钱凑齐了。

宝霞对宝福说，姐给你的钱你不用急着还姐，姐帮你借的钱你能早点还就早点还上吧。

宝福就发愁：那么多的债，啥时能还清啊？

宝霞背地里对我说，等她回去把诊所开起来了，也会再帮着宝福还上一些。不过，现在得让他有压力，有压力才能有出息，不然的话，总还会贪玩。

有一天晚上，宝福难得被人邀请去打一回麻将，宝霞不想让他去，可宝福要脸面，硬是跟人走了，伤心了的宝霞就跑到我这儿哭了一场。第二天上午，我担心姐弟俩闹情绪，走到福窑去看看，宝福正在楼上晒台干活，宝霞笑着悄悄对我说，他也知道个错，今天起了个大早饭也没吃就在干活了呢。

宝福交了钱买房，姐弟俩手上就一点儿钱也没了。宝霞说，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

可老家里来了电话，姥爷姥姥病得挺重，可能要过不去了。

一直没见过宝霞发愁，这回她可是发愁了。无论如何，她得回家，为了省钱，就让宝福一人在这里过年了。

宝霞说，她从小长到大，在家就没歇过，总是在干活。惟一享过清福的日子是在姥爷家。姥爷最疼的就是她了，每年她回姥爷家，姥爷都把她看成宝贝似的，那可是什么活也不用干，每天睡到大晌午，起来就吃现成的，还都是农村人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吃食。走的时候，姥爷还死活得塞给她一点钱，最早是十元，后来是二十，三十，随着车价涨，那钱正好是来回的路费。她不肯要，说自己完全不缺这个钱，可姥爷非得让她拿着，说是拿上了他的霞儿就会常来看看姥爷和姥姥了。

宝霞的姥爷姥姥现在都是九十多的人了，其他的儿孙们去看两位老人，老人都认不清了，只有宝霞去，他们从来都认得清清楚楚，好像一点儿也不糊涂。

为了让宝霞放心走，常爷自告奋勇答应在年前给宝福做上一大锅红烧肉。常爷一个人呆在官庄时，宝霞便不要他自己做饭，硬拉他上家来一块儿吃，常爷不好意思拒绝，就动手烧过一回红烧肉端上门来，姐弟俩爱吃得不行，常常怀念。常爷说这回他会买上六七斤五花肉烧上一锅，走前给宝福冻上，过年那些天宝福每天只要勺出几块来热上吃就行了。

过完年我回到官庄，宝霞也带着孝回来了。

宝霞请了俩工人，自己帮着，在晒台上又为弟弟搭盖起了一间房。为了省钱，从水泥到钢筋，都是她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上买的。要多粗的钢筋多少号的水泥，她都懂。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就怎么也没想到宝霞还会盖房。她说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她可没少干活，所以该买啥该做什么她全知道。

为了弟弟，宝霞把自个儿的事全耽搁了。其实，她只比宝福大两三岁，可一些事情，想得比当娘的还周全。我知道宝霞的心思，弟弟走这条路不容易，她想让他心无旁骛，将来或许能有大出息。

我对宝福说，你前世做了什么功德，修来个这么好的姐呢？

春天将尽的一天，我从龚记瓷板行搬来一块斗方瓷板，坐在工作室里画青花。我用一支软软的羊毫，画了许多临风飘舞的柳条。我画的柳条下有杂花生树，树下是两只相依相偎的水禽，青花的画面和我的心情一样充满绿意。我想再题上两句古诗：“卧读陶诗未终卷，又携春雨去锄瓜。”这是我向往的生活，我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它。

那天宝霞坐在板凳上看我画，自言自语地和我说着话。一般都是她说，我听，一直到我画完了那块瓷板，准备题上诗句。我说，我真想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房子周围可以种菜，种树。

宝霞说，那啥时你上我家去吧，我家的院子可大了。你们是城里人，才会那样说。如果你也从小就在地里干活，每天要起个大早去锄豆地，吃过早饭又再赶着去锄玉米地，日晒雨淋一年还落不下个钱你就不会说这话了。我和弟读了书能够不回到农村，我爹娘的苦才不算白吃。我问为什么非得要赶早锄豆地呢？宝霞说，露水会湿裤脚啊。豆苗矮，先锄，玉米苗高，早饭后露水渐渐干了，再锄地就不会打`湿裤脚了。

宝霞的父母都老了，还种着十一亩地，一年收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棒子，刨去各种成本，加上政府补贴，好的年成现在可落下八千多元钱。今年村里开始进行土地流转，过年时宝霞回家也参加了村里的会，转给别人一年一亩给三百元，宝霞父母舍不得丢下地，宁可再辛苦自己。宝霞说，为了供他们姐弟俩读书，父母吃了不少苦，还借了债。

面对宝霞，我没好意思再往柳条下题诗。

樊家井

那天晚上，明发开车过来时，我正用小洋铁吹釉罐吹灰釉，给几个已素烧的小花瓶罩釉，就剩最后一只了，听见明发叫门。

明发说要带我去樊家井他的老窑转转，还说只要是来景德镇淘瓷器的人没有不知道樊家井的，景德镇最早做仿古瓷发了大财的，都是在樊家井成的气候。可我来景德镇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去过这个地方，只知道张家在城里还有一座窑，小儿子强强在那里打理，生意不是太好。

我立刻把手里的活丢开，坐进了明发那辆旧“面的”。

没想到的是，这座流传了很多传奇故事的村子，竟然就在火车站附近，而且四周已被一片闹市区包围得严严实实。巷口有一块旧匾，上面书着“樊家井”几个字。进巷的路口窄得毫不起眼，宝忠努力将车开进了巷口后，就只能勉强停在一家已打烊的店铺门口。进去了才发现巷子里还有小巷，又多又逼窄，最窄的地方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不知进窑坊里的坯怎么能挑进去。巷里面的房子却高大密集得几乎透不过风。沿巷子两边，都是经营各类仿古瓷的作坊和店铺。看那门口的招牌，有专门做元青花的，有专门做明清官窑的，巷子里弥漫着古老的景德镇的气味。

天色已晚，巷道里很少有人，巷边的屋子也都大门紧闭。路灯昏暗得看不清路，还下起了小雨。黑暗中，樊家井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将蛛网伸向四方。我紧紧盯住张明发那身发白的汗衫，还是三拐两拐就跟丢了方向。

我只好站在原地，不一会儿明发返回了，将我领进一条更窄的巷道。走了几十米，来到一座大门敞开的院子，院子里很黑，我一进来就踩了一脚泥。靠院墙置放着好几口盛釉大缸。窑坊里正在烧窑，还有一个小窑炉也正在满窑。地上堆的都是各种仿古的瓶型，有青花也有雕花的。有一种规格很大的雕花凉墩，有龙有凤，挺气派也好看，大概是仿宫廷的用具。还看见一种堆雕的盘子，很细腻的活，不知怎么做出来的。这些瓷坯都是客户送来的。

作坊的顶棚这几天漏雨，明发架上梯子到阁楼上取了两块石棉瓦修完顶棚，又爬到架子上去搬一种仿古的镶器坯。我没想到这是送给我的。“坯主不要了吗？”我问。明发说，那人先烧了一批，后来人走了就没再回来，这坯都放一年了，补补水，还是可以画的。不然，白白送给了别人。

张明发今天带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这坯。我当然喜欢。就像有烟瘾的人见了不要钱的烟，没有不喜欢的。

“这是最后一窑了吧？” 张明发问儿子。强强点点头，脸色有点不好看。两人都沉着脸，这时我已知道明发把这个窑盘给他的表亲了。

强强帮我把几只镶器坯上灰用软毛刷扫掉，不再说话。

下次再过来运些。等下上了车你手上抱一只，用脚拢着护三只就行。多了放在车上扶不住。明发说。

强强抱一根，我抱一根，明发一手托一根，朝外面走。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已经属于我的坯，满心欢喜。明发又说，你看这地，连车都开不进来，烧个窑，得装多少坯，出窑后又得用板车用人挑，得跑多少趟。弄不好还摔破了。在这里烧窑是不成了。

明发说这话给我听，算是盘出窑坊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可我知道，樊家井是个卖仿古瓷的大市场，做这种生意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强强生来就不如他哥飞飞勤快，还好赌。一个窑开在那里收益不大，不盘掉，说不定哪天老二就会把这个作坊也赌没了。

很多年前，樊家井只是一个贫困的景德镇市郊小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远见的商人看中了这里离火车站近的地理优势，开始悄悄地在村里租下房子做仿古瓷，几年后这里就热闹了，房租一度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张明发最初是来樊家井给窑主打杂，有一回把桩师傅有急事回家，可窑主却接了急活要出货，急得没法，抓住明发让他试试。其实明发早就有心了，把桩师傅满窑时怎么布局，什么时段点火歇火他都暗暗记在心里，所以窑老板一求他他也有胆量就应了。那一窑坯他用心满窑用心烧，居然烧出了一窑好瓷。后来他就开始给人家烧窑，他满的窑总比别人要多装一些坯，窑主的成本就降低了，所以他的名声也起来了。后来就自己盘下一座窑，一家人开了一个做仿古瓷的作坊。

“那几年生意太好了，待烧的坯都在窑外面排队，没有空窑的日子。来樊家井买仿古瓷的商家每次来窑里提货，就像侍候皇上似的对待我们这些窑主，专挑最好的馆子请吃请喝。”

明发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那他们买去这些仿古瓷，是当仿古瓷卖呢，还是当古董卖？”

明发诡秘地笑了：“一行有一行的规炬，他们怎么做生意我们不好问。不过，我们都是正正当当地烧制仿古瓷。”

只能说那些做仿古瓷的匠人手真巧。我跟着朋友去过一家专仿元青花的作坊，全世界都只有一两件的元代“韩信追萧何”青花将军罐，在他的作坊里却摆着一批，而且看上去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价钱不过是几百元。

这些年，景德镇的陶瓷工人做仿古瓷做到了任谁也看不出的程度。当然，像张明发这样的窑坊做的都是大路货，真正当古董卖的瓷是不会到窑里烧的，那些窑无一例外都设在荒郊野外或自己家里，做瓷的过程也是“绝密”级的。不光是技术需要保密，还有众所周知、不可告人的因素。光是技术来说，就极其复杂。比如要做康乾时代的瓷，你就得把瓷土、釉色、画法、窑火……等等等等，弄得和当年一样，烧出的瓷再进行做旧，新旧程度也得和当年一样。更有厉害的是把古瓷残片（一般用瓶或碗盘的底）接上新做的上部，烧出后毫无破绽，任你是什么鉴定大师也难辨真伪。用现代科技测“碳14”是能测出器物的年代的，但你只能从器物的底部取样，不能破坏器物的完整，那么，取下来的样测出后，结果可想而知。不难想象，一件这样的仿古瓷即便当初是按“仿古”流出的，那么，辗转数人之手后，总是会有那些心数不正的人当真古董出手的，那时就价值连城了。最厉害的还属那些专业制造有名的仿品的，拿一张照片给他，标上尺寸，他就能做得一模一样，连尺寸都丝毫不差。稍懂得一点陶瓷的人都知道，这是难度极大的，你得精确地计算出烧制中的收缩率，再者，坯的厚薄与高低“胖瘦”都有关系，差一点都不可能和原瓷一般大小。大名鼎鼎的收藏家马未都说过，没有哪个收藏家是没上过当的，业内也叫“打眼”，一般的人想收藏古董，不把你眼打瞎了也就是幸运的了，还是老实点呆着为好。

前几年，南海及福建沿海发现了明代等一些年间的沉船，船上发现不少完整的古瓷。当地渔民也在此之前打捞了不少。打捞起古瓷，这在以前多年间并不罕见，沿海一带渔民家里多少都会有一些古瓷，当年没兴起收藏及买卖风，加上那时大家都是为嘴和肚子活着，不饿着肚子就满足了，没什么人关注收藏这些事。而现在则不同了，满世界的人们都在挖空心思赚钱，这么大的事件经电视台一播，文物贩子岂有无动于衷之理。于是，仿造的瓷器很快就运到了沿海，走进了渔民家，被当作出水的古瓷出售。谁能想到那是文物贩子的“杰作”呢？一般人心里都会想，这肯定是渔民在海里打捞起来的而绝不会想到仿品这么快就到了渔民家，再说，渔民家有点老东西也是正常的。

而那些仿古的大路货，在卖出时就说明了是仿的，一般供喜欢古董而又买不起的玩家把玩或满足一下收藏者心理而已，至于买去的人是否再去转手、当作什么瓷转手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做这类仿品是不瞒人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买来做好的坯，贴上街上花纸店里买的古画花纸，或请画匠临摹，然后送到窑里去烧。由于老瓷是松柴烧的，原材料也与现代不同，老瓷器底部与釉结合部有一线红色。于是，仿古品在满窑时就在瓷器底部铺上一层稻谷壳烧的灰，这灰一般窑里都备，烧出来后瓶底就有红色了，近似于老瓷的痕迹，但这红是成片的，且用酸能洗掉。仿古瓷烧好后，将瓷器搬到外面，先用砂纸将光滑的釉面打毛，用氢氟酸加高锰酸钾的溶液涂抹瓷器表面，形成紫红色，然后清洗，就成了土黄色，像那种烟熏火燎放了几百年似的瓷；有的用墨汁加氢氟酸，在裂纹釉表面涂抹，稍后清洗，清洗后形成黑色裂纹，更像是年代久远的瓷。

还有，近带或民国的某些名人画作，如珠山八友等的作品，有些工匠就在家里或请人临摹或自己动手，制作仿品。一些釉上彩的作品，如新彩和景德镇独有的粉彩，是直接画到已烧制好的瓷器上的，在家里安放一座电炉便可烧制，也叫烤花。不少仿造高手烧制的作品也可以假乱真。

樊家井的房子后来越盖越多，越盖越密，成了景德镇专卖仿古瓷的市场。专烧仿古瓷的作坊相互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厉害，张明发及时退了出来，在官庄买下现在的窑坊，带着大儿子烧起了现代瓷，把樊家井的窑交给了老二照管。

那晚过后，明发又带我开车去了一次，把剩下的镶器坯全都运回了。他说哪天找个人给那些坯补上水，画好后就放到他的窑里烧了。

常爷玩瓷

常爷干了大半辈子地质勘探，后来也写写书，只是根本没想过要当艺术家。跟着我来到景德镇后，在工作室没事时玩玩泥巴，没想到竟玩出了名堂。

高温色釉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历史上一直是作为单色装饰。我想尝试以釉为色进行创作，为了摸索经验，便在用一种釉前，先涂到一块泥片上到窑里试烧看效果，然后再用。在景德镇，这叫“试照子”。常爷觉得光烧块泥片没啥意思，于是，从没有学过艺术的他凭想象捏了一些很夸张写意的小猪，涂上花釉送去窑中烧制。既试了釉又做出了东西，岂不是一举两得？常爷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开始做时还羞于见人，晚上偷偷地送到窑里去，算好开窑时间他就早早地等在那儿，窑车一出来拿着就走，怕人见了笑话。后来几个做瓷的老板及工匠提出拿他们的东西换常爷的东西，他才知道他做的小猪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彩釉烧出的小猪还真美，好几位来串门的陶瓷学院老师也不住夸奖，于是常爷就更加起劲地捏了不少形态各异的猪及小人儿。烧得多了，在官庄一带还有了点小名声，常有一些窑户提出拿他们做的东西和常爷换。不管是换还是要，常爷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要有人喜欢他的东西他就高兴，只管拿去。南昌有位朋友在她开的艺术瓷店里摆了一些常爷手工捏雕的瓷猪，被北京一画廊老板全部买去。常爷一高兴，干脆将猪宝宝、猪妈妈、猪爸爸的形象做成砚、笔架、镇纸，取名“吉祥三宝”文具系列。又让一只极夸张的长猪背着六七只小猪作为笔架，加上花釉在笔架上形成的斑斓色彩，让我送给我的画家朋友们，于是得到了很多画家的喝采。

常爷做青蛙，实属偶然。那天，朋友宝福的一件彩釉变形盆出窑了，真是漂亮得不行，可盆底却烧裂了几道细纹，也就是说卖不出好价钱了，甚至没人要，烧颜色釉不比灰釉，颜色釉要喷得厚，烧时要流动、窑变，才会好看，薄一点的坯受不了颜色釉的拉劲，于是就常常会烧裂。这盆卖不出价钱，摔了又可惜，宝福就送给了常爷。常爷拿回来后，挖空心思想怎么才能把那裂纹补上。猛然想到朋友送的一只站在叶片上的青蛙，把它放进盆里再补些釉送去复火，不就烧在盆底了吗？一试果然成功了，一只精美的彩釉变形盆，里面站着一只活灵活现的青蛙，真是太美了。摆在工作室才一天，就被一个外地人买走了。

我见了，就想在好盆里也放上青蛙烧。本想到朋友那里去买几只，可是，常爷就凭着想像自己捏了起来，不成想一捏便比朋友送的那只青蛙还要生动可爱，捏了几只拿到窑里一烧，便得到飞飞的赞叹，还近水楼台地收起了一只。我为常爷的手巧感到惊奇，常爷却说，在江南一带野地里搞地质勘探，最常见的就是青蛙和蟾蜍，所以闭上眼睛都能想出它们是什么样。常爷捏了一盘“青蛙部落”，在一片大荷叶上栖息着十几只神态各异的小青蛙，有休息的，有玩耍的，有相亲相爱的。烧出来后所有见到的人都赞美不已。有一位从广东来的专业雕塑艺术家，看后半天不语，半晌才说道：“我无话可说，高人啊！”这话让常爷得意得不行。他又捏了各种动态的蟾蜍，与灵巧生动的青蛙相比，蟾蜍那笨拙憨厚的样子同样让人爱不释手。我放下架子，要常爷教我捏青蛙，可常爷说这手艺传男不传女。呵呵！朝夕相处，我还不会偷吗？不过我试着做了几只，始终不如常爷做的好。

后来我和常爷带着一些作品去杭州参加工艺展，那些瓷雕小青蛙特别受欢迎，那些人工手捏的青蛙活灵活现，姿态各异，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趴在荷叶上，没有一只是相同的。展览的最后一天，几位顾客特意从市区赶来，专门找到我们的展位，原来他们头天在朋友处看到了，大家都喜欢，特意找上门来，将展位上所剩青蛙全部买走了。回来后，常爷就在他从前的朋友圈中吹牛，他一个最好的朋友就说了，你就吹吧，你做的东西还能有人花大价钱买啊，我不信。常爷一生气，有一次装了一包去见朋友们，结果被他们全抢去了。

景德镇所有从事烧瓷做瓷的人都不敢烧制实心的作品。因为，那里面一旦有气泡或瓷土不太干燥的话，在窑里的高温烘烤下是会爆炸的，就是干坯在内外受热不均的情况下也可能炸坯，实心的东西是难免有气泡存在于坯胎中的。曾见过几次炸窑，那是几件大花盆或小型缸，由于坯不是很干，胎壁又厚，等窑温到400度左右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坐在窑边都能感觉震动。知道是里面炸窑了，于是师傅慌忙停火，打开窑后看到炸了的瓷坯旁边一片狼籍，棚板炸断了，各种坯碎了一堆，整个窑里雪白的石棉也好，所有瓷坯也好，烟熏火燎黢黑难看惨不忍睹。

常爷与烧窑的张明发一家关系最好，经常像一家人似的在那吃饭喝酒，老张家有点好菜啥的，经常就喊他老婆女儿等来叫他去吃饭，因此常爷在他窑里烧几件大的实心作品，他也就不好说啥。也属无事生非，常爷就不信那个邪，有一次常爷拿了一坨足有四斤的瓷泥团成圆球状，稍加修饰做成一头圆圆胖胖的猪拿到窑里烧，来烧瓷器的工匠们一见都惊讶地说，这也能烧啊？！这太离谱了！明发和他儿子倒没说什么，把前来烧瓷的那些人吓得够呛。他们生怕常爷把那实心猪放到他们的坯旁边，那样，如果炸了坯的话，便会殃及池鱼了，肯定会把他们的瓷器连累了，离得远点总是安全些的。

其实常爷也不是瞎胆大，做坯前他把泥团是拍了又拍揉了又揉的，自信里面没气泡了才拿来烧。看他们那么害怕，于是常爷便把那玩意儿放在了棚板最下面的过火层，那里人们不会放坯，就是炸了也不致有多大问题，再说了那是泥巴又不是炸弹。

烧制空心的玩意儿是安全，但那是做模具再倒浆或印模做出来的，常爷本来就是玩，不可能花那么大心思和代价去做，就是做了也不是捏雕了，那些作品满大街都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常爷来说没什么意义。何况，别人都是正规工艺做出来的，上釉大多也是蘸釉或喷釉，而常爷是拿毛笔涂，出来后的效果与他们截然不同，一样的彩釉，他们那都是细小的花纹，而常爷的东西却是大块的色斑和窑变。

在老张父子的支持下，常爷硬是烧出了实心的作品。烧好拿出来后，圆猪很漂亮，窑变的效果相当好，常爷有意放在那里不拿走，以证明实心东西只要化了功夫是可以烧的，而不是根据从前的经验所说一定不能烧。

北京来的大明法师和一位国务院的先生来官庄玩，看见常爷烧出来的蟾蜍，连连说，这哪是玩啊，这是地道的民间艺术啊！

我曾在湖田窑的展柜里看见不少宋代民间捏雕的瓷玩具，造型简单却生动，他们就是像常爷这样的民间艺人做出来的吧。

跟云一、大千去老鸦滩画瓷板

刚到官庄时，就有人对我说，你弟弟的青花画得很不错呢。我挺纳闷，什么时候我在官庄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才知道，被人册封的弟弟叫郑云一，与我的名字只差了一个字，而且就住在我的对面。人家看见我门前挂的招牌，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姐弟了。

云一却真的一口一个叫我老姐了。云一有个要好的朋友，叫吴大千，青海人，是个走遍天下的云游画家，一到官庄也跟着他叫。我一下子多了两位兄弟。

有一天跟着云一、大千到老鸦滩去画瓷板，老鸦滩的路挺不好走，他们找了个交警队的车，装了我们三人，再去巷子里接一位焦老先生。焦老先生七十多了，祖上与珠山八友都是好友，属陶瓷世家了，十多年前他曾将景德镇的粉彩工艺与宜兴紫砂陶相结合，烧出来的瓷壶轰动一时。我正奇怪云一怎能弄到交警队的车送我们去呢？云一却说焦老先生的儿子在交警二大队当队长，也是他的哥们，常到他那里去画瓷。

在景德镇就是这样，别看一个地级市什么部门都齐全，与其他的城市没什么两样，可只要一深入，就会发现几乎每个部门都会有人与瓷器和窑业发生关系，会发现每个家庭中都能产生与瓷业相关的人与事。说的远的是祖辈，近的则是父母兄弟姐妹，不远不近的则是亲戚好友邻居同学。任何话题不管如何绕来绕去，必可以绕到瓷业上来。在别的地方，你能想到一个交警队长会喜欢画瓷器吗？在景德镇，这可是极平常的事，人家是家传的本事呢。

要不怎么叫千年瓷都呢？

比如我来官庄前，曾在一个叫白云村的地方买过一些很细的白胎。后来在官庄，我发现有一做白胎的人家，所做器形和胎瓷都很像白云村的那一家，一问，那小老板就笑起来，说我好眼力，白云村那家是他亲舅舅哩。

云一说老鸦滩有一家姓刘的窑坊，他去过一回，釉里红瓷板烧的特别稳，所以带上我们再去。我说老鸦滩烧瓷板的人家都姓刘啊，也不知他说的到底是哪一家。

这老鸦滩原来只是市郊的一个小村，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昌人刘姓兄弟来这里租了房做瓷板，恰逢景德镇瓷业开始兴盛，兄弟俩人手不够，又拉来了一帮亲戚。结果因为瓷板业在景德镇越来越兴旺，老鸦滩也红火起来，当年的亲戚又带亲戚来，加上原住村民发现做瓷板是个好活计，也开始加入瓷板行，渐渐就在老鸦滩形成了一个瓷板村，在景德镇只要提到画瓷板或买瓷板，没人不知道老鸦滩。前两年景德镇的朋友带我来采访过那最初创业的刘姓兄弟，在他们手里，创造了烧制景德镇最长瓷板的纪录。清未民初甚至直至上世纪中期，景德镇手工瓷板最大也只能做到一尺长，现在做五尺长的瓷板是很寻常的事。观看窑工们怎么样齐心协力地将大瓷板抬举后稳稳当当装进窑，是很过瘾的事。

在传统的景德镇窑业中，有圆器行，那是利用坯车的转动以手工拉坯，生产可一次成型的碗、盘、碟等用品的作坊。有琢器行，凡是不能在坯车上一次拉坯成型的东西，如瓶、壶、钵、盆、缸等，都属琢器。镶器是清代才出现的，据说是因为有一家做圆器的作坊跳行想做琢器，违背了约定俗成的行规，两个行帮打起了官司。官府见双方各持一理，争执不下，想了个折衷之法：允许那家琢器行做异形器，这才产生了镶器。镶器是先将泥料用擀泥杖先擀成相应大小的瓷块，再将瓷块用泥料镶接成形。瓷板行应是在近代文人进入瓷画领域后发展起来的，手工瓷板比圆器难烧，所以现在所见上世纪的瓷板画都是小块的，后来经过瓷工们不断总结经验，瓷板才越做越大了。

由于老鸦滩村各家各户都做瓷板，而做瓷板即要碾泥，又要晒坯，晒坯的地面还得特别大，所以在老鸦滩除了原来的住房布局，屋与屋之间的剩余空间几乎全被利用起来，到外是坯房、窑房和搭建的大棚，村巷不仅逼窄，而且弯道特别多。车子是开不进去的，只能停在老鸦滩的外围。记得我两次与人来老鸦滩，都在那乱七八糟的小巷里走丢过。别说像我和云一这样只知画画不会认路的猪脑子，就是正常人也会在老鸦滩七拐八弯的迷宫里走糊涂。所以那天云一怎么也找不到他说的那家窑，我一点也不奇怪。问路吧，不知怎么问，这里做瓷板的人家几乎全姓刘。

就在云一满头大汗领着我们转来转去时，一抬头却发现那位刘老板就站在自己的作坊前，喜得云一大嚷：刘老板刘老板！你也不出来接一接，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云一不说自己把人家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倒怪起人来，刘老板见云一带了一帮人来，自然高兴，急忙发名片，见人一张，说是下次再来，打个电话他就出村接。

刘家作坊的院子里放着已晒好的大小瓷板，我们各选了几块，让人帮着搬进屋去。画瓷的屋有三间，正门一间，两侧各一间。两侧已有人，我们就在正门那间画，我、云一、大千三个人的瓷板靠边墙放上一排，各人坐一小木凳，调好料水，各画各的。焦老先生眼不好，需要光亮，就在院子里平铺瓷板在架子上画。

云一和大千还带来几瓶啤酒，放在脚边。每次外出画瓷，他们都这习惯。一手拿笔，一手端着酒瓶，画一笔，喝一口。不喝酒时，就抽烟。所以我与他们一起画画时，就希望他们光喝酒。等酒喝得差不多了，他俩开始抽烟。房间小，一会就云腾雾绕，把我熏得够呛。我只好画一阵子，就跑出去看焦老先生画，顺便透透气。

不过别以为云一和大千是摆什么名士派头，他们本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交往多了，我知道他们不是那种故意做秀的所谓艺术家，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

从院子里看屋里，云一矮而圆，光头小眼，一脸憨厚相；大千瘦而长，留发蓄须，鹰鼻豹眼，似凶狠之人，当然这只是他们的外表，表里不一的人多了去了。他俩画人，云一画的都是矮而圆，大千画的都是长而瘦，他俩自己知不知道呢？想想觉得有趣，我一个人悄悄笑起来，焦老先生大概觉得奇怪，抬头望望我，也微微点头笑笑，算是和我打招呼。

十四年前，在安徽宏村，吴大千在野外写生，一手拿笔，一手端着二锅头，画几笔，喝一口；不远处有一年轻人也在写生，也是一手拿笔，一手端着酒瓶，好像两人约好了对着干似的。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再一深谈，发现双方不仅性格合拍，连境遇也相似。都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都打小就痴迷绘画。

云一是安徽祈门人，中学毕业后，母亲想让他和哥一样去开米店赚钱，云一却只爱这花钱不赚钱的艺术，最终让气愤的母亲给撵出家门，自谋生计。云一曾是北京圆明圆画家村最早的村民之一，再后来南下，最终在景德镇扎下了根。

吴大千是青海人，从小因为家穷孩子多难养活，父母把他送给了别人家。十多年前，年青血旺的他立下宏愿，要走遍祖国山川，画尽祖国山水名胜。当他外出写生十三年后回到家乡，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四个长辈都已去世，他扛着花圈在坟上狠狠哭了一回，却不悔改，继续完成他的行程。吴大千徒步走中国，走了十多年，创作出四百多米的山水长卷，装在九个大樟木箱里，中国的山水名胜尽揽其中。他甚至翻越了新藏线海拔六千七百多米的界山大坂。当时的吴大千形同乞丐，不仅破衣烂衫，有时真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当然，云一和大千现在都已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虽然没有发大财，但依靠各自的实力也能养活家口。吴大千已有女朋友，小他二十多，哈尔滨人，快要办喜事了。他现在上海、南京、黄山都有工作室，准备把家安在屯溪。

我很喜欢看他们画瓷，那都是有个性的创作，往往别出心裁。

云一说儿子要过生日了，要给儿子画几件作品留作纪念。云一的儿子叫见山，四岁了，像父亲一样长得圆头圆脑，他妈整天带着他在官庄四处云游。云一用青花画见山在路灯下骑三轮车，路灯柱子高高在上，小小的人儿骑着小车仰头笑；画见山在春风中钓蝌蚪，左上角小小人儿握着钓杆，一条长长的线飘向下方，整个画面就看见一条线，一条小蝌蚪。画见山爬在大石头上，大笔扫出风雨，风雨中还飘着几片黄叶，小家伙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风雨，所以石头上的小见山笑得很开心……

那天吴大千情绪也上来了，他画的最多，十三块，把刘老板做好的瓷板全都画完了。画一小小钓者坐高高山上，题几字：善者乐。画一胡子拉碴者坐在竹椅上读书，一小童翘着屁股蹲在地上给炉子扇火，题：五车书……画得高兴了，还放开嗓子吼起歌来，唱的是西北民歌，歌声粗犷，旋律极美，大概他当年一人走在荒路上时，就是这样驱逐寂寞的。

阳光下，只有焦老先生平静地在院子里一丝不苟地以工笔画瓷。世事于他，已是波澜不惊了吧。

做小件的老哥俩

在张家窑坊满窑的时候，隔三岔五总能遇见李家老哥俩。老李50多岁，小李其实也快50岁了。哥俩长得都黑，不用说就知道是风吹日晒的结果。

虽是哥俩，但他们长得太不一样，从长相上很难看出他们是亲兄弟。老李个不高，是个胖子，肚子很大，像个首长，偏他常爱穿件衬衣，还把衬衣塞在系了皮带的长裤里，皮带夸张地系到了胃的部位，就像怀孕七个月的女人。当地人管女人怀孕叫“兜了肚”，所以人们背地里也叫他“兜肚哩”。老李看人时爱盯着人看，那眼神总叫人感到有点不太友好；弟弟稍高一点，却整天弓着个腰像根没长好的丝瓜，所以站在一起并不比哥高。哥哥看人有点翻白眼，弟弟也不比他好到哪去，看人干脆就是斜眼儿，低着头斜着看，头低得狠了能叫你感觉到白眼相对。因此，大家都叫他“萝卜花”，因为萝卜是开白花的，很形象。什么时候见到萝卜花，他都是穿一套黑色衣服，中不中西不西的，也叫不上个啥名。哥哥虽穿得较齐整，但做瓷的人都是一身土，无法整洁，虽是西装也显得不伦不类了。

景德镇的国营瓷厂大多改制和关门，老哥俩在十多年前就双双下岗了。在我认识他俩以前，老哥俩就在张明发的窑里烧东西，那时老张的窑还在市中心的樊家井，那里是闻名于世的仿古瓷出产地，老哥俩住得离那儿不远，烧东西还算方便，待所有窑都搬出市区后，他俩离张家窑就有五六公里的距离了，但他们还是追随张明发到官庄烧瓷。

哥俩做一些瓷器的小玩意，如小南瓜、小龙虾，小蛤蟆之类，做得还真像，但他们却喜欢上一些极难看的釉，就像过去的酱油坛子似的，要么就是酱红色，总之，一般人是不会喜欢的。我问过老李，为啥不弄好看点的釉呢？他说，在市场上本地人一般确实不会买这样的东西，可外国人喜欢，他的东西大多卖给韩国人。他说韩国人也挺会杀价，说着，他从窑车上随手拿起一件空心的小南瓜，说才卖五块钱一个，整批卖四块。说真的，那么好的东西才卖四块钱，从倒浆到干燥再到修坯胎，然后上釉，再拉几公里路到新都烧窑，还加上废品率，那利润就没有多少了。

做瓷工的确赚不到几个钱。在官庄的房墙上常能看见一些作坊的招工启事，无论是蘸釉工还是拉坯补水的杂工，工资都极低。大多数窑户也只是挣个手工钱而已，景德镇除了一些名家的艺术瓷外，其余的产品都便宜的让人难以置信。一个做仿古鼻烟壶的工匠告诉我，为了降低成本，他从不敢请工人做，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动手，因为付了工人的工钱，价位一高，就不好出手了。我仔细看了那鼻烟壶，做得精致、小巧，单是壶盖到壶身的贴花，加上底款，就很费事，一个才售1。5元，真不知他们怎么能赚到钱。

老哥俩得忙上好多天才能做上一板车的坯拉过来烧，一车也装不了多少，因为泥坯是不能摞着装的，再小的坯也只能平码。几公里外拉来，还得自己找空档的窑位满进窑，满窑时还不能影响飞飞的正常工作，只能在飞飞下了窑车选坯时，趁机在大坯与大坯的空档里摆上一两件，一车还不敢说都能满进去。当然也可以包几块棚板的窑位专烧，但那就贵了，卖那一点钱还不够包上两块棚板花的代价，只能自己辛苦，看他俩忙忙碌碌，一车坯有时得满上多半天。

老哥俩还好喝点酒，到了中饭时候了，他们会找一小饭店炒上两个菜，喝上一瓶酒，然后摇摇晃晃再去满窑。窑车旁边的地上放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坯，走路得非常小心，稍不留意就会碰坏。有次老李喝得走路都走不了直线，还到窑里等着满窑，一不小心退了一步碰破了两个瓶子，回头一看就更是失去了重心，一屁股坐了下去，坐倒了一片坯。于是那坯的主人不干了，要他赔，吵闹了半天还差点打起来。这坯的价是不好说的，有的不过十几块钱一个，有的是名家画的，那就不是几百几千能说清楚的了，反正外面都喷了釉看不见画面，谁能说得清楚价钱呢？打闹了半天也没解决问题，还是张明发出来打了圆场。

来官庄烧瓷，哥俩是一个人拉车一个人骑车，换着干，那天由于两人都喝多了，回去时他们把自行车放在板车上，老哥俩你扶着我我搀着你，晃晃悠悠走走停停，那辆板车也跟着他们左歪右倒的，也不知那天他们走了多久才到家。

一窑瓷烧好了，开窑时间却是没准的，如果窑里烧了大件的东西，就不能很快开窑门，否则窑炉温度冷却太快瓷器就会出现裂纹了。老哥俩烧制的东西小，怕人摸走，每逢开窑的日子就来得特别早，好等到窑门一开就收东西。我经常看见老哥俩不定坐在哪家门前等着张家开窑，反正来了是不能空手回去的，哪怕再晚也得等，有时得等一天，难免又要喝酒，然后，兄弟俩拉上瓷器带着酒气红着脸相互搀扶着拉车回家。

想想也真难为他俩，就那么点东西，也卖不了几个钱，那是他们全部生活的来源，还好喝个酒抽个烟啥的，也不知道他们家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如果没有的话还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还有家人要负担，再有个小毛小病的话，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后来熟悉了才知道，老哥俩由于下了岗，生活陷入困境，本来就都不太好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也是因为生活困难，妯娌俩先后跟人跑了，剩下老哥俩各自带一孩子艰难度日。好在呆在景德镇只要有点做瓷的手艺就能活命，应了那句俗话，老天饿不死瞎家雀。

官庄之夜

官庄的夜晚很冷清，道路上没有路灯，黑黑的路边和荒地上，总是有野狗或野猫悄无声息地窜过去。有时夜里我一人出去散步，走过荒草地，会看见一两只肥厚的癞蛤蟆笨拙地摆动四肢慢吞吞地穿过草地。你挨近它们时，它们会停下来用鼓鼓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让人感到嗖嗖的凉意。从前我没有留意过这种水边的小生物，以为它们和蹦跳行走的青蛙是差不多的。没想到它们的生活形态完全相反。那时常爷已在用人们丢弃的边角泥料捏蛤蟆了，我就感到是常爷捏的蛤蟆从屋子里跑出来了。常爷捏的蛤蟆烧出来后人见人爱，我奇怪他怎么能捏得这么生动呢？又不是搞艺术的。常爷却大大咧咧地说这蛤蟆太好捏了，从前搞勘探时在野地里见得太多，闭上眼都能想出它们的模样来。

官庄后面有一个很长很深的湖，湖边长满了灌木和芦苇。蛤蟆家族就住在那里吧？但夜里我从来不敢往湖边去。

我喜欢沿着有灯光漏出的作坊边的小道散步。每每快到一家门前时，家养的犬便极其凶狠地叫起来。我轻轻唤一声，它们见是熟人，立刻敛了声，跑了过来亲热地噌着你的腿，死命地摇尾巴，嘴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有一天夜里风大，我没出门，开了电视看，电视的一个频道正好在播印尼布金人的故事。那是在印尼巴厘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有一个村子居住着专门造船的布金人，造那种古老的木帆船。印尼现在还有五千多艘这样的船，各岛之间的海上贸易全依赖这种交通工具。除了船上的帆布是从荷兰进口的布料，造船的过程全是手工，连船板间的缝隙都是工人用树皮、木纤维一点点塞进去的，这样船便不会漏水了。与古时相比，现在的布金人造船只是用铁制的膨胀螺丝代替了木楔子，并由印尼政府资助改进，给这种木帆船安装了马达，风力加马达帆船就可以不完全依赖风，也可以航行得更快。

电视画面上古老的村落保留着从前的所有习俗。造船前要请巫师点神香，听到神授后才最后确定船龙骨的确切长度，然后工人们才能开工。开工当天的晚餐，人们会准备非常丰盛的食物。

当黄昏降临，海面沙滩一片金黄，炊烟袅袅，布金村的村民们处于完全自然的生活状态中。

布金村人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类似景德镇官庄人们的生活。只是他们造船，这里的人们造瓷。几百年前，那些来往印尼诸岛间的木帆船上，也载有从遥远的中国运去的青花瓷，而且是当时最大宗最流行的货物之一。

看那档节目的晚上，我给省电视台的朋友打了电话。我想，他们应当来官庄看看。

过了两天，江西卫视的记者来拍景德镇的专题片了。到的时候是下午，他们让我带路去已成为风景点的景德镇古窑。其实古窑除了一个未倒塌的龙窑，其余都是人为的景色。如果我是编导，我宁可把重点放在官庄这样仍然保持原汁原味的手工窑场聚集的地方。

到古窑来采风的外地人，是一定要看拉坯表演的。电视台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种镜头。七十多岁的老人坐在供参观的坯房，陪同来的市委宣传部的官员告诉老人说，江西卫视来拍节目，老人听不清，那人就大喊凤凰卫视的，大概老人听多了凤凰卫视这个名称，一下就系上围裙开始表演。乘他揉泥的时候我蹲在旁边和老人聊天，他说十一岁就跟着父亲拉坯了，到现在景德镇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的技术，他指着木架上摆放着的胎壁极薄的碗和葫芦说，除了他，没人能一次拉成型。确实，一般人都只能先拉好粗坯，再慢慢用刀具犁坯，才能做出一件漂亮的器皿。可老人只用一根长长的木棍用力拨一回坯车，坯车转动起来，他的手就在短短几分钟里灵巧地将一团泥直接拉成一个三节的葫芦。

可老人不应坐在这里表演，他如带徒，对景德镇手工制瓷的传承会有更大的意义吧。只是，现在年轻人除了迫于生计，没有谁会愿意再学这种手艺了。在窑行各业中，拉坯工是最苦的，民谣云“坯房佬 ，坯房佬，捣泥做坯双手搅”，从前的景德镇人管拉坯工叫“螃蟹”，因为他们长年盘膝在坯车上干活，使两腿膝关节变形，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听说外省产瓷区早已没有手工拉坯，都是翻模注浆了。

那天夜里我们返回官庄。摄制组想拍一些成品瓷的照片。在我租来的房子里，挑选出的瓷器放在木架上。电视台摄像扛着机子对着架子扫描，可为摄制组开车的彭师傅比谁都认真，他不让摄像光是对着架子照特写，要摄像把房顶大灯关了，让我们找来深色的绒布铺在地上，把瓷器放在布上，再打开摄像机的灯对着照，果然效果十分漂亮。

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官庄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段老大家晒在场上的一些坯被人故意砸烂了。

我是第二天早晨才从宝福那里知道这桩事的。那些坯晒在福窑旁边的场地上，宝福说夜里他听见了一些响声，还以为是野猫从那里过时打翻了几个坯呢。早晨起来才看见段老大的两个儿子蹲在场地，愣愣地望着一地的碎坯。

自古以来，景德镇的坯户、窑户大多是小作坊，瓷土、窑柴、匣钵和开了窑的瓷器，作坊内一时间放不下，一般都是放在外面或窑房附近，虽然是露天放置也无人会偷，所以景德镇流传有“日晒黄金夜不收”的民谚。

那天，段老大站在场子里骂了几句后，也没再认真追究到底是谁砸了坯。在官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冤家宜结不宜解啊。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有数。

段家坯行是官庄做得最大的坯行。坯行有两间屋，四架坯车，段老大的几个儿子及请来的工人，几乎每天是十多个小时在不停地劳作。官庄的空场地上，到处都晒着他家大大小小的坯。刚拉好的泥坯得晒一星期，才能进行犁坯修坯。否则未干透的坯放进窑里烧，一定会烧裂。段家的坯卖得很便宜，一个一百件大小的坯，只卖四元钱。二百件大小的坯，只卖七至八元钱。除掉泥钱的成本，段家不过是赚一点点手工钱。段家依靠的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的廉价劳力。段家用的瓷泥虽然很次，但景德镇的瓷釉好，特别是高温色釉，越差的瓷泥在高温窑变过程中受力越强，不仅发色越漂亮，而且受损率也低。

有价廉的优势，做批量瓷的很多瓷行就都选择在段家进坯。其他做坯的小户竞争不过，只好也将坯价降低，景德镇手工泥坯的价格本来就很低了，这样一来日子就更艰难。小户们只好把气洒在段家的泥坯上。不过，那天场地外段家晒的坯是密密麻麻一大片，夜里砸碎的坯只不过是十几件，无论砸坯的还是被砸的，都没有最后撕破脸皮。

发生了这件事后，我才体会到段老大一家也是不容易的。拉坯是一件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尤其是天寒以后，泥水中的一双手一天下来，又红又肿，没拉过坯的人是想像不出那种苦的。

刚到官庄第一次买坯，我就是在段家买。当时正在场地上看那些各种形状的泥坯，一个又瘦又黑的中年人走了过来，告诉我这都是他家做的坯。我说他坯怎么卖？这个人伸出四个手指头说“四元一根”。来官庄前我在城里买的坯，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元。我觉得这里的坯真是太便宜啦，再问一`遍，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就一下子订了一百根。那人就是段老大。

在景德镇，买坯时都不付钱，要等烧出瓷后再付钱。烧出的瓷器如果裂开了，双方都认定是坯的问题，买家可以不付坯钱。一般来说，瓷器烧后的裂纹是横向，就是坯的问题，竖向的裂纹才可能是搬运或满窑时不慎碰撞产生的。如果是窑的问题，主家可以不付烧窑的钱。但窑主也不用赔偿。买卖双方都是口头议价，用不着写字据。我很喜欢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

在段家买的那一批瓷坯烧出窑后，瓷器本身都没问题，却在付款时出了问题。段老大说当时我跟你说好是十元一根`嘛，老师您肯定是听错了。可段老大当时明明伸出了四根手指，我还重复问了一遍。所以他肯定是有意骗我。

经过折衷，我按七元一根付了坯钱。不过很长时间，我都不在他家买坯了。江西卫视来拍节目时，我带记者拍了张家窑，拉大件坯的大棚区、做镶器做瓷板的窑场和一些小户坯行，就是没去段家。

历史上，景德镇的窑户、坯户、红店老板，自古以来信守“宁可破产，也不失信”的原则，坚守“重信守约”的传统经商美德。客商向窑户、红店订货，或老板之间互相购买货物，均凭一句话拍板定夺。瓷行把瓷商称为“瓷器客”，一个“客”字，并非虚设，那是真正的对客人敬若上宾，无论是瓷器的采买、包装、运输等，都无须客人劳心费神，瓷行均一一保质保量负责到底。有时瓷商带的银两不够，瓷行可以先垫，或者以瓷行的信誉向坯户或红店赊欠。

但经过砸坯事件后，我彻底谅解了破坏行规的段老大，并感到自己的狭隘。本来，手工坯的低价与拉坯师傅们所付出的汗水就是不对等的，我既然担忧这种状态影响到手工拉坯的承继，又凭什么心口不一呢？就算段老大把我当作外地来的画家哄我一回，也是被逼无奈啊。我凭什么就不能多付出一些呢？现在稍有点名气的画家所烧制的瓷器卖价，与手工拉坯的师傅们所付出的廉价劳力，是太不相等了。在利欲熏心的炒作中，一些所谓的“大师”瓷作价位高得离了谱，而景德镇窑业工人的劳力，却非常低廉。这种状况不改变，手工制瓷的传统工艺，恐怕真的很难传承下去了。

每天黄昏，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官庄的空场地上和家家房前依旧摆满了待晒的泥坯。虽然发生过砸坯事件，但没有人会从此不嫌麻烦地把拉好的泥坯日日搬进搬出。后来，听宝福说参与砸坯的一家小坯房一天夜里悄悄关了门，另谋生路去了。走之前还欠了别人一些泥料钱没还呢。

可惜的是，江西卫视的片子出来后，在那些漂亮的画面间，不可能讲述这些真实的故事，黄昏中的官庄只留下了模糊的剪影。

瑶里

瑶里是景德镇附近的一座古镇，属于浮梁县，它本来叫“窑里”，从唐朝中叶开始，这里就有陶瓷作坊了。要说与瓷的渊源，可以说先有窑里，然后才有景德镇。瑶里的高岭村在世界陶瓷史上赫赫有名，全世界生产陶瓷的高岭土就是以这小小的高岭村命名的。沿高岭上山，可见一条古老的瓷土矿坑带。它们从山脚下开始，顺着瓷土的地质分布走向，一直延伸到山顶

景德镇之所以在中国诸多产瓷窑区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有各种因素的“天作之缘”，其中贴近优质原料基地，是必不可缺的一环。

瑶里与徽州只有一山之隔，一千多年来，这里也是徽州古商道的重要枢纽。古道全用宽约2米的麻石铺成，道旁还有一块立于乾隆三十八年的青石碑，铭刻着“徽州大道转弯”。千百年来，从石碑前来来往往的车马、挑担不知有多少。只是我立于碑前时，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再，青石碑上只有夜里降下的露水百年依旧的凉。

第一次去瑶里时，我还没来官庄。当时是作为旅游者，印象最深的是河里的水，非常清澈，桥下的鱼，又多又大。村里的民规约法三章，村民不得任意捕鱼，所以瑶河里的鱼都很长寿。瑶河旁的大香樟下，有个农妇在卖黑豆腐。那豆腐是用一种山上的野果磨的淀粉做的，吃起来清清凉凉。

到官庄后的第二年秋天，在天涯网上认识的《闲闲书话》版主徐岩先生从京城打来电话，说要和北京中科院的湄子女士来瑶里参加高岭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园仪式，让我在景德镇等他们。接他电话时我的车正开在回南昌的路上，于是赶紧掉头。徐岩先生是个无书不读，无地不去的大玩家，对古瓷的了解也是一流。别看在京城，对瑶里比我更熟悉。与他一块去瑶里，收获会远远超出一般的旅游。

那一回常爷开车我们跟着徐岩湄子在瑶里的腹地转，徐岩教我们学会了如何认找古窑包，还带我们去看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建南京大报恩寺时烧制琉璃瓷瓦和瓷砖的窑址。不过，那窑址已完全被破坏，变成了一座宾馆的庭院，让徐岩兄痛心疾首。他说前几年来时古窑址还在的，当时他和几位北京的专家还再三叮嘱当地要保护好，千万不要去破坏它，无论现在和将来，它都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书生们的话如果没有依附权力，那就总是最无力的，它们就像遗址中被丢弃的残瓷片，无人在意。我们在宾馆旁边的土坡上寻找了很久，才找到小半块残缺的瓷瓦。在宾馆的工作人员那里看到了一块基本完整的明瓷瓦。

南京大报恩寺五彩琉璃瓷塔是永乐皇帝朱棣为纪念他的生母而建，被西方人誉为东方建筑艺术最完美的杰作，与万里长城、罗马大剧场、亚历山大古城、比萨斜塔等一起，被列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曾经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建筑，与万里长城齐名，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十七至十八世纪，在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巅峰，是一个奇妙的国度。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纷纷聘请艺术家们仿制中国瓷器、餐具，建造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南京大报恩寺塔就是在那个时候广为西方人所知的，他们并不懂这个名字的含义，只能直观地称呼它为瓷塔，法王路易十四就曾让人在宫廷里仿造了一个“南京瓷塔”。
　　1839年，安徒生在童话中写到一位名叫东风的少年，穿了一套中国人的衣服，刚从中国飞回来，告诉他的风妈妈：“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在这个充满想像力的童话故事中，安徒生通过风妈妈四个儿子的叙述，描绘了世界各地的旖旎风光和独特的景物。在故事中，瓷塔即代表着中国，是中国的标志性景观。出生于丹麦贫苦鞋匠家庭的安徒生，早年并未受过正规教育，一生也并未到过中国，他关于中国瓷塔的印象，可以说明，瓷塔作为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景物，在安徒生生活时代的欧洲是广为流传的。

1412年，明成祖朱棣下令重建大报恩寺，同时要求“造九级五色琉璃塔，曰第一塔”。大报恩寺施工极其考究，完全按照皇宫的标准来营建。重建工程历时19年，动用军夫工匠10万人，仅建塔一项费用，耗银就达248．548万两，把郑和下西洋剩下的100多万两也搭了进去。而当时国家一年的总收入不到3000万两，当时每年给官员发的工资总额才66.6万两。

塔身九层八面，全用琉璃构成，塔的各层和内壁布满佛龛。塔顶是重达两千两的黄金宝珠顶，镶满金银珠宝，塔身表面均贴以白色瓷砖，拱门琉璃门券，门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佛教题材的五色琉璃砖，角梁下悬挂152个风铃，日夜作响，声闻数里。

这座名塔毁于1856年。那年正是太平天国天京之变，北王韦昌辉害怕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翼王石达开用以充当攻城的炮垒，于是下令将塔摧毁，结果塔和寺都被夷为平地。

当瓷塔已成为传说，为建塔烧制瓷砖琉璃瓦的古窑址就更值得重视和保护了。徐兄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此窑的论文。我很悲哀，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文字的祭奠了。

瑶里一带有着太多的古民窑，大多是明代的遗址。由于烧瓷过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很多瓷烧出后是无法到市场上去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废品率比现在高得多。于是每个窑边都会有数个大坑用于摔瓷器，现在都叫它“窑包”。那天我们还去了瑶里长岭村，那里的村民几乎都是北边的徽州移民。长岭是瑶里地区最早生产瓷器的地方，在一个小学校的外围墙竹林边上，我们就看见了明代的瓷窑址。在附近的窑包上，我捡到了一块很好看的酒盅碎片，瓷片上有用青花简笔画的一条鱼，是我最喜欢的明时民窑青花写意风格。

在一座山谷里，不知在建什么工程，大型工程机械推出的土中有大批的碎瓷片，我们下车捡了不少，都是明清民窑的碗片，还有不少与匣钵烧结在一起的青花碗。

没到过景德镇的人很难相信满地古瓷片的情景，全国各地的古窑遗址大多保护起来了，只能看不能动。不知是否窑址太多的原因，景德镇除已知的官窑遗址和一部分著名民窑被保护外，其它都无人理睬。直到现在，那些古窑包还在不断被挖掘机、推土机无情地推倒碾碎，虽然可惜却也无奈。

后来每逢来了外地朋友我和常爷就带他们去瑶里找瓷片。也不知瑶里到底有多少碎瓷，只要随意到一处路边裸露的窑包，就能找到不少。有一次在开挖的公路边，十来分钟内我的朋友们就捡了两编织袋碗底及瓷片。

说到遗址，不能不说说景德镇御窑遗址的发现过程，也不得不惊叹文物贩子的贪婪和高超的本领、学识。多年前，那时谁都没想到、也不知道原市政府地下就是一官窑遗址，但文物贩子们知道。他们租了附近一处民房，挖地道进去盗取官窑碎瓷片，由于当年摔瓷时一件器物的碎片总是不会滚得太远的，他们用袋子一袋袋偷偷装运出来，再一块块寻找、拼凑，还是能得到很多完整的东西的。官窑的东西和民窑不可同日而语，民窑的物件到今天也不值钱，但官窑的哪怕是一小块碎瓷片也大多是天价，官窑的器物要求极高，大多是皇宫用品，一窑瓷出来绝大多数是要被摔在“窑包”里的，所以盗掘官窑有大利可图。直到文物贩子们挖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地板下才被偶然发现，于是，文物贩子被判刑，市政府搬了家，那里今天已成为御窑博物馆。其实这也不是景德镇独有的现象，在我的印象中，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少的古墓葬也大多是文物贩子先盗掘被发现后才重见天日的。

与徐岩湄子同行那回，从瑶里返景德镇，宽直的公路劈山而过，山坡绿树环抱，树丛中露出一角房舍，路边广告牌书——玉岭瓷厂。徐说这是一座烧柴窑的瓷厂。虽在景德镇待了一年，我还不知道这里有柴窑。我们进了那个四合院，里面坯房、釉房、柴窑等一应俱全，陈列室摆放的全是柴窑烧出的精品和各地名家画的瓷器，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看上去就是与气窑烧出来的不同，真的是细腻润泽精美绝伦。

虽画了不少瓷器，我还没在柴窑烧过自己的作品，好奇加上想得到一件柴窑作品，我就想画件瓷，与管事的说好后，在瓷厂画室我画了一个150件大小的敞口瓶。由于环保及资源的原因，柴窑是不能随便烧的，这里一个月只烧一窑，只能以后再来看效果。画完后天色不早，还要送徐岩和湄子去机场，我们饭也没吃就赶路了。那天瓷厂老板黄国军出门到南昌去了，未能谋面。

后来常爷陪贵溪的朋友再去瑶里，又路过玉玲，一是想看看我画的那瓶子，二也想让朋友们看看柴窑，因此将车开了进去。正巧，上次的几位老师傅都在，老板黄国军也在，一行人楼上楼下地看了半天，一个个赞不绝口。看了一阵，就想找我画的那瓶子，上得楼来，那瓶虽在一堆瓷器中摆放着，因为熟悉我的风格，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拿到桌上一看朋友们便连声说美。常爷想把瓶子带走，也知道柴窑烧制的瓷器成本是很高的，柴窑烧瓷不像燃气窑放到窑车上推进窑里烧就行，柴窑里的每件瓷器都要装到匣钵里才能烧制，因此，烧一件稍大的器物起码得数百元，可常爷提出付钱，黄国军却不收，说是交个朋友吧，以后可常来。常爷回来对我说，下次再去，为黄老板画幅画吧，那人挺义气。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再去呢。

听常爷说，黄国军圆圆的脸，戴一副李大钊那样的圆形眼镜，谈吐不俗，不像现在的商人倒真像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玉岭瓷厂所在地名叫窑坞耳，那个山包自古便是古窑址，黄国军将厂建在老窑址上，说是时时可听从先人的召唤。

看地

自从景德镇去婺源的高速公路开通以后，浮梁县的地皮就开始涨价了。从官庄去景婺高速入口要经过浮梁地界，我感到那是景德镇周边最美的一段路。春天的山岗上开满了红杜鹃，山谷里一片片的油菜花决不会逊于婺源，而随意穿过一片长出竹笋的竹林，里面还会藏着鸡鸣狗吠的真正村落。

马总想在浮梁买一块地皮建陶瓷艺术家村，想当然地以为我也会热心此事，硬是开车拉着我在公路周边的村庄瞎转。浮梁县的几位局长陪着他，大谈开发计划。

马总看中了一块地，那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几乎于公路平行的一条狭长的山谷，左面峭壁下是清澈宽阔的昌江。这一段昌江江面开阔，两岸都是林木蓊郁，杂花生树，江中还有突兀而起的一块奇石，当地人称宝石，旁边一村子便叫宝石村。沿江的树林高大而杂，林中无路，只有当地村民修了一条便道可通昌江水边。水边有人钓鱼，草深看不见人，只看见有钓杆伸向江中。离岸高十几米处，砌着一个大棚，石头墩架上倒置着一条十几米长的大龙船。正疑惑龙船为什么要离江边那么远，却听见一位局长说，这昌江，一涨水就是涨十几二十米高，这看起来还很高的山地就全淹了。

马总悻悻然。我却高兴，真害怕这么美丽的山谷从此要消失了。如果因为昌江的涨水，才挽留了这一块天然的风景，我会在每年春夏的日子祈求老天多下点雨，让昌江江水永远汹涌澎湃。景德镇历史上一直是不设河防的城市，人们并不惧怕涨水，雨水大了自然要涨，涨够了自然就落了，用不着建河堤，给昌江留出宽阔的回旋空间，也给生活在昌江边的人们留出了宽阔的生存空间，这是古人多么明智的选择。

浮梁县今天的官员们，总不会愚蠢到为了多卖一块地皮，在昌江边筑起一道大坝来吧？

再走，昌江一拐弯，沿公路的自然风景就开始一段段地消失。地都被开发商一块块圈走了，只有那些残余的山岗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一树树杜鹃花还在天真地怒放，明年，它们还能再开花吗？马总也算是儒商，所以我几乎是求他了，以后若在这一带买下地皮建什么艺术村，把那些开满杜鹃花的山冈留下吧，一座城市，有山有水，那是上天的赐福啊，求都求不来的，为什么为了建一些水泥的屋子就要将最美的自然毁灭呢？艺术是什么？艺术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留住美吗？

马说，当然，我会的。

可我知道那是一个根本靠不住的承诺。

没有谁愿意花钱买一堆山放在那里。尤其是开发商。

除非是国家。只有国家和政府才具有这种能力、魄力和眼光。

我曾与景德镇一位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若是市长，就会将景德镇所有的丘陵山岗保护起来，不允许开挖。将所有和瓷业有关的手工作坊保护下来，创造条件让师傅能够继续带徒，让年轻人有兴趣从事制瓷手工艺并感到有活路，让历史留存的传统造瓷格局在国家的保护政策下延续下去。那景德镇就会是一座美丽得无以复加的城市，一座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一座真正值得我们炫耀和骄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古老的陶瓷文化不是博物馆里无生命的遗存，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会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当然，它也完全可能成为吸引全世界游客的顶级观光地呢。那样，不是能形成良性循环吗？

那位官员却说，市政府也是无奈啊，建旅游城市也要钱。不挖山，没有地皮，没有地皮，招不了商引不来资，没有招商引资就没钱，没钱就什么也干不成。更不用说保护手工制瓷业了。

被这位官员绕口令般地一绕，我也糊涂了。真是无奈吗？我虽不懂经济，却知道凡事有轻有重，就看人们如何选择了。

几十年前，景德镇开始用煤烧窑。几十年后，景德镇又发明了使用液化气的梭式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被砍烧了一千多年的山林有了重新茂盛的基础，四周皆山的景德镇重新变得年轻美丽，昌江之水也有了条件重现当年的阔大湍急。

难道这一切，又要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口号中毁于一旦吗？

我没有去过日本。只是听说在东瀛号称“日本景德镇”的有田市，地势也与中国景德镇差不多，依山傍水，风景极佳。有田每年一届的陶瓷节，已经举办了一百年，它让有田成为世界著名的陶瓷旅游城市。但一百余年来，发展中的有田没有推山建城，只是沿着山谷建成了一条越来越狭长的城市带，让城与山融为一体。为了解决旅游旺季的人流吃住，每年陶瓷节期间，所有的居民家中都成为临时旅舍，据说每位主妇都有相当的陶瓷文化修养，都能说出几段与陶瓷有关的故事。

有田的制瓷技艺是堂堂中国大宋年代传授过去的。如果它的发展真如上面所传说的那样，我真为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感到羞愧。

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2009年春天的日子。景德镇四周漫山遍野都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在江西的任何城市周边的山地，甚至以红杜鹃著名的井冈山，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密集开放的山花。一想到也许几年以后这些山冈这些山花都要魂断黄土，我就无心画瓷了。

还在报社担任记者时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景德镇的报道，我担忧中国这张“文化名片”实在是浪费了资源。我也曾在一切有可能会产生点影响的场合呼吁过关注景德镇手工制瓷业的危机。它虽然已被列入受保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但纸片上的光环与现实的距离太大。任何保护措施都不及生产性的保护重要啊！

瓷业历史上一直是景德镇的命脉。手工制瓷业与其他手工业不同的地方，是从开采瓷土到产品成瓷销售，都需要整个社会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因此，在景德镇的瓷业风俗中，后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行规和职业道德准则，这些行规准则，很多都是在从家庭手工作坊到小型工场的生产关系转化中自然形成的。而今天我所居住的官庄，不知是不是惟一还保存着家庭手工作坊和小型工场生产关系的产瓷区？它被城市的扩张排挤出来，落脚于官庄，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存。正因为如此，它的经济意义、文化意义，政府难道不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当纸上的文字无人理会，我只能将家搬来官庄，让自己成为手工制瓷业链上的一环。

我会不会就像那只螳螂，自不量力地伸开双臂挡在轰轰烈烈的推土机前？

回到官庄，宝福沮丧地告诉我，他种在破瓷盆里的那株红杜鹃正准备开花，一个晚上花蕾却全焉了，一定是隔壁老谢家的打料机闹的。老谢家的色釉料快卖完了，昨天白天就开始打料。打料是将釉料和很多的鹅卵石放进特制的球筒中，再用电动机带动球筒不停地转动，一般都是同时开动几个球筒，声音又响又糙。

曾读到过有人给花草播放柔和的音乐，结果在柔和的音乐中成长的花草比别的花草更鲜活更美丽。却没想到打料的噪音也能杀死一盆茂盛的杜鹃。

以前打料都是人工用乳钵研细。以青花料为例，一般一乳钵盛放十两（旧制十六两为一斤）青料，乳钵和磨料的乳槌头都是瓷器制的，磨研时，将乳钵放在矮凳上，乳槌柄穿孔悬挂在凳前木架上，人坐在凳上可双手握住乳槌磨研，也有同时用两手磨研两钵青料的。这种研料活儿，从前大多是景德镇老弱或残疾人谋生的活路，现在有了电动打料机，它们就慢慢消失了。

景德镇四周的山冈上掘土机的轰鸣正日夜不停。想到人类世界为自己的私利制造出了无数的噪音，大地上的生灵会不会恨死了我们？

而传承了千年的瓷业之魂呢？当古镇上的人们慢慢地放弃他们传承千年的手艺，它会不会仍然痛心地守护在昌江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