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桢,1931年生,湖南省安仁县人。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原为中国美协理事、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美协江西分会副主席、景德镇市美协名誉主席、高岭陶艺学会理事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
1988年轻工业部授予“全国轻工业科技先锋”称号,1 991年被选定为景德镇市拔尖人才,1992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曾在上海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四川美术馆、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地举办个展十余次,在澳门及新加坡等地连展多次。是我国著名当代陶艺家、画家、陶艺教育家,被誉为“现代陶艺创作先锋”和“陶艺泰斗”。
了了亭 景德镇陶瓷在线 资讯: 那是遥远的大漠,沉寂的荒滩。自我流放在此,与苍凉共舞,与孤独干杯。
“驼铃”声声时远时近,从披挂朝霞到裹满风沙,从挣扎倒下到继续前行,始终一个昂然姿态。
这一组骆驼题材作品,创作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存状况,而且材质与风格也迥异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形态和审美旨趣:孤独的诗意,诗意的孤独。
这是周国桢艺术探险途中艰辛跋涉的真实再现,或是周国桢陶艺人生和魅力人格的生动写照。
“我从哪里来?”
1931年7月11日,一声响亮啼哭,划破空旷田野。
一个农民家的孩子,没等大人做好准备,就在母亲解手的时候匆匆钻了出来。小名 “坑唧” 由此而来I当地土话,就是生在“茅坑”里l。这种非常另类的降临人世方式,也许命中注定了一个叛逆性格。当他开始上学读书时,有才学的舅舅索性顺势为他取了个蕴涵“栋梁之材”的学名: “周国桢”。
受家乡民间文化习俗的影响, ”坑唧” 自幼喜欢皮影戏,尤其喜欢玩泥巴。玩什么造型呢,湘南省安仁县是楚文化的余脉,传说神农尝百草的圣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即便是偏安一隅的牌楼乡上荷渡,生活化的民间艺术也颇有情趣。糯米捏的鸡鸭狗牛猪,几乎每个农妇都能露一手。
“坑唧”玩泥巴玩的就是外婆、妈妈的动物造型。现在看来,周国桢早期的瓷雕作品《母子鸡》、 《母子羊》,显然带有童年的记忆。
走出大山以后, 周国桢分别于1 946年、1 948年考入安仁县简易师范学校、长沙华中高艺。求学之路有个插曲。1949年家乡解放, 像《柳堡的故事》一样,18岁的哥哥要参军。可怜天下父母心,把儿子锁在屋里,让生病的奶奶坐在门口挡着,但门硬是被他砸开。这是周国桢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反叛。从此,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46军136师宣传队有了一个天才的美工。
这段从戎经历,为研究他的学者解开了一个谜:从不写“命题作文”的周国桢,怎么会主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例如大型架上雕塑《传统》,一个女兵挽着袖子拿着排笔,书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那么传神。原来,拥有革命历史印记的他,当年就是这样挽着袖子拿着排笔,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光荣传统的。
军队是个大熔炉,周国桢的美术天赋有了用武之地。但全国解放后,他又希望退伍,继续求学。部队首长很够意思,写介绍信让他到安仁县民政局报到,这意味着有可能分配一个不赖的铁饭碗。但他偏偏不去,继续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叛逆。
继1 950年考入苏州美专后,他终于如愿以偿-1951年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尤其在校创作《兄妹上学》、 《荷花灯舞》,两次选送世界青年联欢节作品展,周国桢由此获得毕业留校工作的机会,更是令人羡慕。
吹响时代精神号角
周国桢等同学毕业留校,是江丰院长的决定。留校毕业生将组成一个雕塑工作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享受研究生待遇,还有工资津贴。这个决定用心良苦,就是希望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栋梁之材, 日后建设中国的雕塑艺术大厦。当时留校的同学听说以后都高兴得不得了。
然而,周国桢又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告别学校,告别首都,下到基层去。后来,景德镇方面闻讯便跑来要人。他成了景德镇第一个前来报到的美术专业大学生。
1954年,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叛逆。周国桢再也无法预见, 自己的人生命运从此与景德镇和中国陶艺紧密相联……
当时景德镇的景象,让原本慕名来朝拜的年轻周国桢心里不爽一在陶瓷美术领域,遍地是“清末遗风”。典雅的宋代影青早已深葬瓦砾,古拙的明代五彩不再见其踪影,率真的民间青花被挤压到低档渣胎碗上。而代表宫廷贵族审美情趣的“繁褥纤细花哨”风格,几乎一统天下。
周国桢最想了解的瓷雕领域又是怎样一幅景象?看看依然保持圣洁端庄的德化观音,依然凝聚砥砺雄风的石湾神话,反观景德镇的罗汉,早已变得俗不可耐。世俗宗教和宫廷艺术结成新的同盟。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周国桢深感历史使命在肩,决计率先在现实题材和写实风格上体现时代精神。
于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弹弓手”问世了。少年瞄准麻雀的神态,是当时“除四害”运动的写实作品;但何尝不是作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情写照呢,
从此,表现社会生活、流露虔诚心情的作品一发不可收。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年仅28岁的周国桢获得“陶瓷美术家”的称号。
周国桢在总结自己的艺术道路时曾说过,这个阶段的作品我称之为”陶艺朦胧时期”。在当时,它的意义在于给千年瓷都吹来一股时代的清风,也可以说是我叛逆性格在个人艺术道路上的第一次反叛,反叛的对象是宫廷艺术。但我的作品无法让更多人接受,可见”清末遗风”势力有多么强大。
其实,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学术背景。学院派的艺术家总是恪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手法,比方说注重写生,周国桢就曾经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创作。当他得意洋洋地捧回大量的傣族姑娘的写生作品时,却遭到艺人出身的领导冷嘲热讽,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破坏了艺人一辈子就应该继承传统的规矩。周国桢坚持写生,他们就拿下放农村锻炼来惩罚。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周国桢把下放农村当做体验生活的最好机会。
《东山在望》 (1960年),就是周国桢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结晶,它表现农民自力更生克服自然灾害的顽强生命力。 《迎春》(1956年)本是表现公私合营的喜悦心情,但却有人跳出来责问他《迎春》小男孩想用鞭炮炸死谁……
好了,这样的荒诞时代再也不会有了。周国桢上世纪50年代的“陶艺朦胧时期”,探索历经五年,尽管个人为此也付出艰辛与委屈,但今天看来,可视为一场有趣的PK大赛:一个热血青年艺术家单挑遗传基因颇为厉害的宫廷艺术。
播撒唯美主义火种
研究周国桢需要投入特别眼光的,是他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 ”陶艺唯美时期”,探索经历长达20年。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神奇世界,一个造型与色釉珠联璧合的独立王国。宏观看, ”大动态、大形体、大线条”,十分简约,富有气势;微观看,气象万千,异彩纷呈。
众所周知,中国陶瓷被称为“火焰艺术”,很大程度上是高温色釉的神奇“窑变”。而景德镇更是因为拥有品种繁多的高温色釉而饮誉世界,其品牌凝聚了1000多年艺人窑工的辛劳与智慧。非常可惜的是,它只能运用在中规中矩的器皿上,而艺术陶瓷或者陶瓷艺术,却又只能“白瓷加彩”,一个千百年不变的装饰手法。
这个亘古局面,周国桢发誓要打破。他一方面坚持体验生活,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方面坚持艺术造型美学与陶瓷材料科研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1961年,是周国桢的“而立之年”,青春锐气勃发;这一年, “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怒火蔓延。于是,窑火升腾,两股生命火焰燃起来了,乌金釉、郎窑红也燃起来了。当它们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奇迹产生了。
非洲三部曲《怒火》、 《以血还血》、 《独立》和《西班牙舞》的诞生,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陶瓷工艺美术中最难掌控的高温色釉与陶瓷造型美学,圆融在火焰艺术之中。 《独立》作品的命名,标志着周国桢雕塑有了“独立”的陶瓷美术语言。
随后,作品造型越来越简约,线条越来越写意。相得益彰的结果是,高温色彩装饰语汇越来越丰富。不料,不学无术的人却指责这些作品是“奇形怪状”。 1964年,周国桢尚且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斗胆在批判会上据理力争。接踵而来的残酷斗争,作品毁于一旦,周国桢被扫地出门……
一唱雄鸡天下白,艺术的春天到来了。刚刚走上陶瓷学院讲台的周国桢,第一时间捧出自己的心声。它引吭高歌, “天亮了”高温炼就的铁红花釉,深红如血,斑驳陆离,仿佛沐浴在金色朝霞中。
于是, 《一场惊梦》、 《醒醒,弟弟》过后, 《疲倦的武士》再度精神抖擞,周国桢又像当年《初出茅庐A - 样,做个《拼命三郎》。
这些有故事背景的代表作,连缀起来就是中国陶艺复兴史创业史,也是他游走江苏宜兴窑、福建龙海窑、浙江龙泉窑、山东淄博窑、河南禹县钧窑、湖北岚头矶窑、广东石湾窑的创作线路图。为了把“唯美主义”火种撒遍全国,年过半百的他,不辞辛劳远游,发掘各大名窑名釉,指导学生创作,并无偿把自己原创作品的模子留给各大陶瓷企业,扶植他们开发陶艺新品种。
“迎春唯美时期”, 似为周国桢艺术道路上的第二次反叛。表面看这次反叛是为了拓展高温色釉的表现力,才以“大动态大形体大线条”的形式规则,追求“艺术形式美”。也许初衷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否则无法解释,这些文人艺术趣味为什么会饱受争议?其实再保守的人,也不会否认周国桢创造的高温色釉装饰语言,那不过是华丽外衣而已。他们否认的就是造型美学中的所谓“奇形怪状”。
寻觅民族艺术源头
如同淙淙流水般,略带湖南口音的周国桢教授,讲课十分生动;提升动手能力的示范性教学方法,强调运用独特眼光发现美,更是深受学生欢迎。
火焰高蹈,一只影影绰绰的造型,突然遭遇停电, “花豹”变成“雪豹”。用当时众人的审美眼光看,是工艺技术严重残缺的次品。而今,这件天成之作的华诞,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成了陶瓷材料美学”九九归一”以后首创的全新的审美摹本。
这件化腐朽为神奇的杰作,与其说是遭遇了一次偶然,不如说是周国桢有发现独特美的独特眼光,以至于有同样眼光的人想用倾家荡产的代价收购它,被周国桢婉言谢绝了。从这个意义说,它的诞生又是一种必然。
所以,从《黑叶猴》开始,周国桢有意识地独立构建一个审美范型,并为之取名“残缺肌理美学”。它直接影响了以吕品昌为代表的一代年轻陶艺家。 “材料上强调关注质地个性,工艺上有意利用缺陷肌理,装饰上追求随机性、偶然性。”这些已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陶艺基本语汇。
从材料美学起步后,为了开阔艺术视野,周国桢教授连续多次带学生到大西北考察。所到之处,无不惊叹中国古代艺术的表现力,尤其是汉代霍去病墓石头雕刻,那种原始的生命张力,令人震撼和折服。
从大西北考察归来,周国桢开始用另类材料和全新方法,创作示范性教学作品。
这件作品形象沧桑,造型古拙。似恋,恋天涯断肠人之乡,似觅,觅远古东方艺术之根?似思,思陶瓷文化符号之真谛,疑问在那微低的头颅中,猜测在那紧锁的眉宇间,一切都在不言中。这是用匣钵土材料做的。题材的触动来自一个新闻报道,说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一下飞机就晕倒了,医院一检查根本没病,原来是太激动了。但周国桢在创作过程中已经不再局限台湾老兵的回归故里,而是融入了很多感受,这样主题就有了多义性。而艺术的灵感来自他带学生所寻访感悟的汉唐雄风。
特别是后来,他又沿着历史长河的上游寻去,一直找到远古东方神秘主义哲学和艺术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从这个源头重新起步,再进入陶艺领域,就别有洞天了。尔后又大肆扩张材料领地,其表现力就没有边际了。 《黄河》、 《牛脾气》、《千斤顶》这些代表作,浑然天成,起点很高,成为日后中国现代陶艺崛起的开山之作。
从此,周国桢进入了第三个创作阶段,即“古风”时期。这是他艺术道路上又一次变法。这次变法,彻底背叛了工艺技术理性,创建了材料美学体系,赢来了丰富的感性世界。
“古风”作品创作过程中“手感”的呈现,极大地丰富了现代陶艺核心要素”泥味”语言。 ”泥味”的肌理装饰效果是现代陶艺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的重要标志之一。 “泥味”的审美趣味有赖于手工痕迹体现。不同的手工痕迹所创造的质感表现、肌理变化和强烈的光影对比,便有不同趣味的视觉冲击力和魅力。
周国桢掀起的“古风”,回归了陶艺本身。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叶落归根”?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对文人艺术的唯美趣味作了一次心狠手辣的决裂,而且审美旨趣直指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民族艺术。
高扬现代陶艺大旗
“周国桢陶艺展”海内外有十多次,其中1 986年中国美协主办的“周国桢陶艺北京展”和1987年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周国桢陶艺香港展”影响最大,尤其是“古风”时期的作品,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当代陶瓷艺术泰斗的地位。
面对如此成就和地位,应该满足了吧。但他又毅然重新上路……
“人面鱼”图案的半坡文化彩陶,至今令人叫绝。那时没有辘轳车,它是怎么成型的,周国桢曾见过破碎的远古彩陶,残片显示的纹路表明,泥条也可以成型。
于是,一路打听一路寻觅。结果,在湖北岚头矶,他发现了泥条盘筑水缸的古老工艺,后来在景德镇郊外的天宝,又发现一个规模更大的烧制原始大缸的龙窑。
就像鬼使神差钻进时光隧道探宝一样,周国桢拂去平添的几分悠悠怀古情思,着魔地深入下去探个究竟。打听到来访者是位大艺术家,做缸师傅索性打赤膊,把搓好的泥条从颈脖挂到胸前,开始接龙表演。
啊,多么神奇的泥条盘筑工艺 那泥条如同线条,那旋转如同舞蹈,那拍打如同音乐。这是劳动的语言,也是艺术的语言。用心体会做缸师傅创作快感的周国桢,突然灵机一动,运用泥条盘筑动物陶艺,不正是一种富有表观力的空间成型方法吗,做水缸为的是实用,泥条纹路务必抹平。周国桢心想,如果做动物陶艺,泥条纹路不就成了一种肌理效果和装饰语言吗?
从此,周国桢陶艺进入一个全新的佳境。原本”变化与统一”的形式法则,只是一个大概念,而今运用盘条法创作,线条的粗细、长短、疏密、虚实、穿插和扭结,无不有形式丰富的节奏与韵律。
这个方法打开了现代陶艺的局面后,还有新的表现语汇吗?,属“羊”的周国桢,拿“领头羊”来做实验田……
这些不同形态不同情态的羊,无不是他的真情流露。1984年的《开片大角羊》与1988年的《大角羊》对比,同样有极度夸张的角,但材质、造型不一样,味道就不一样。 而「984年的《开片羚羊》与2004年的《卷筒羚羊》对比,则不仅羚角、材质、造型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在成型方法上,后者对前者作了彻底的颠覆。
颠覆的结果,是泥板卷筒成型方法。这种“一笔定乾坤”的自然成型方法,比泥条摄筑成型方法更显“下笔无悔”的气派。
但这两种成型方法有个共同点,都是一次成型,不用拉坯,不用注浆,只有原创,不可复制。它彻底告别了陶瓷工艺美术亘古不变的流程,也告别了传统雕塑那种做加法、做减法的创作手段,成功进入了评论界公认的“新表现”时期。
屈指一算,这是他艺术探险之路的第四次叛逆。周国桢陶艺“新表现主义时期”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那魔方般的折叠或扭曲,那有意无意的空间变形,那神奇透空的洞穴形态,无不从根本上激活了艺术家的空间想象力,让各种形态的潜能可以尽情发掘。这样的造型空间,不仅直接抵达中国艺术的大写意精神,而且拥有无限丰富的表现力,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拥有如此独特语言体系的“现代陶艺”,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纯艺术门类,已为既成事实。如此这般,以“领头羊”来自我鼓励的周国桢,终于成为与国际陶艺语言接轨的“中国现代陶艺领军人物”。
静观人间喜怒哀乐
周国桢四个创作阶段,四次艺术变法,四次自我叛逆。虽然社会背景、创作条件、运用材料、艺术风格不一样,但不变的是“精神高地”。这个“精神高地”的由来,是作为现代陶艺家兼教育家的他,不断自我锤炼的结果,就像把自己的作品一次次亲自送到窑火里煅烧一样。于是, “精神高地”的内涵便成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为了锤炼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周国桢嗜作猫头鹰,喜欢表现正气浩浩、刚正不阿的形象。所作皆高瞻远眺,凝神静瞩,浩气凌然。尤其是大巧若拙、大真若朴的《静观》,像是洞察万物、审视一切,形象而又深刻地表现了作者观察社会的犀利目光和沉着素质。
因而,周国桢陶艺在长达55年的土与火的熔炼中,不断关照社会变迁,捕捉时代灵光,以雕塑各界人士、记录百姓风采为己任。相比较而言,周国桢的人物作品没有动物作品多。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许通过动物视角描写人类是一种更为艺术的指向,方便以含蓄的形式蕴涵透彻的主题。
从创作年代看,大家都心领神会:这只夸张腰身的《拦路虎》(1978年),不就是那些不理解“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保守势力吗?透过《铁饭桶A(1985年)熊的背后,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某种心态何等令人可笑。至于《白猫黑猫》,显然是呼应伟人邓小平的一句名言。1997年,他又用粗质材料做了一对,表现香港回归“一国两制”。
最有趣的是,猴子、猩猩扮演的《地球是圆的吗?》、 《前怕狼后怕虎》、 《枪打出头鸟》、 《王大叔和大伯》、 《老外婆),简直就是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一幅幅辛辣漫画。 《指手画脚》更绝,这个家伙从不劳动,手脚功能已经蜕化,却偏偏喜欢指手画脚。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救赎。
”国际题材”同样如此,作品的背后总有个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表述。在这个描写以“沙漠风暴”为代号的海湾战争背景故事中, “大人物”正对“小人物”居高临下,欲吞不能欲罢不甘。有个前来“周国桢陶艺馆”参观的外国代表团看到这个黑色幽默,众人无不发出会心微笑,其中一位女士指着狮子头说: “这就是布什布什。”
新版虎年生肖,同样隐藏着作者的情感寄托。问:这只老虎的面孔怎么是既慈祥而又威严,答:我是想说:中国和平崛起,不欺侮别人,也不怕别人欺侮……
“反观”周国桢的”静观”,完全不同于玩自我感觉的陶艺家,他永远是中国陶艺界的精神高地和国际陶艺界的代表人物。
“我到哪里去?”
在艺术探险道路上品尝无数艰辛的周国桢,前进的步子难以停下。他继续守望着艺术生命的原创力,继续推动中国陶艺走向世界。
新加坡、日本、 韩国、美国、加拿大、 印度……他出访交流讲学。周国桢在参与国际交流中,喜欢说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陶艺语言, 自信且精彩。下笔无悔,一笔成型,意到笔不到,似与不似之间,以形写神,大胆落笔小心收拾……这些语言比较难翻译,但一看他即兴创作的现代陶艺,就会报以掌声表示欢呼。
中国陶艺和国际陶艺越来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现代陶艺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含义。 “手工劳动万岁”,成为“后现代社会”人性回归自我的旨趣。泥料的可塑性与火焰的可变性,形成现代陶艺富有强烈感性的手工品质。审美感性兴的勃发,以生命自由张扬的态势,始终贯穿于创作过程中。它是渴望亲近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精神需求,是人们思维观念和审美体验的寄托,也是对“一地鸡毛”现实生活的反驳。它所显现出的生命能量,贯注在自然天成的质朴感中,弥补了现代工业产品带来的冷漠。由此,现代陶艺语言也就具备时代审美属性,成为国际主流社会可以交流的普适价值观。
它可以超越国门、超越阶级、超越艺术家和农妇的界线……
2009年11月28日,湖南安仁,陶艺聚会新时空。
这一天,家乡人民以特别的仪式欢迎周国桢衣锦还乡。 ”国桢陶艺馆”“国桢陶艺广场”落成, “国桢艺术学校”命名。
一些国际顶级陶艺家应邀前来考察:这个地方是怎么成为世界级陶艺家周国桢的摇篮,考察方式很轻松很热闹。许多农妇参与表演制作糯米鸡鸭狗牛猪,个个行家里手。
于是,所有陶艺家参与互动,相互学习交流,当场创作烧制。
这时, “国桢陶艺广场”喷泉冲天,十二座大型生肖陶艺揭开面纱。上上下下场里场外,成为天下陶艺狂欢节。
面对这一切,78岁的周国桢眼眶湿润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
叶落归根,是回归童年故乡,还是继续留在为之付出全部青春的千年瓷都?对周国桢来说,无须选择。
叶落归根,归根于远古的泥与火,归根于中国现代陶艺,是他永不改变的选择。
新作“生命三部曲”,是周国桢创作源泉和生命哲学主题永不枯竭的证明。生命如此生生不息,中国现代陶艺也是如此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