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亭独家授权』施于人是中国20世纪后期最具影响的陶艺家之一，他是景德镇博学多识、深受爱戴的艺术家和导师，他的作品不仅在陶艺界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他的生平亦是那些在经历20世纪种种磨难后更显辉煌的艺术家的典型代表。

施于人的故事流淌于千年陶艺的长河中，这是一条聚满了前人智慧，后浪翻滚的大河。大师己溘然西去，他的爱人、朋友、学生对我们讲述了他曲折的一生。

  1928年2月2日，施文林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小商人之家，9岁失去双亲。他聪颖好学，自幼即显出艺术天分。有一天他在当地天主教堂前的人行道上作画，引起神父的注意而被好心收留。是教会帮助他度过儿时的艰难岁月，教导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施文林在上高中时择名“于人”，出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他68岁时不幸死于车祸，施于人身体力行，将他对陶艺的挚爱及毕生的造诣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学生和他钟爱的景德镇。施于人第一代弟子之一的钟莲生撰文：“他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通过他自己和他多年培养的学生们的传播，对景德镇的陶艺创作思想和陶瓷设计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施于人对中国当代陶艺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21世纪。

  1952年，施于人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赴北京就读于著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前夕，他的导师梅健鹰怀着在景德镇建立一个中央工艺美院式教学基地的想法，带着施于人和另外几个学生来到蒙尘的瓷都访问。当时新中国成立只有短短5年，大家豪情满怀地立志要重振瓷都的昔日雄风。

  北京的老师挽留施于人毕业后继续深造一年，1955年，27岁的施于人离开北京来到景德镇，年轻博学的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了青花瓷的故乡。青色是景德镇的主色调，沉静的青色在白底之上。他起初浓重的浙江口音造成的沟通障碍很快被他的才学和友善克服了。在景德镇的头几年里，他按照中央美院的模式安排课程。1957年，当时的景德镇陶瓷技术学校共有学生73名，其中五彩12人，粉彩21人，青花 22人，陶雕 18人。施于人开朗宽容的性格促使先前各自为政的不同的“学派”化干戈为玉帛。如今80高龄的民间艺术家王锡良回忆当年说，“施于人对陶瓷艺术的热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他使得民间艺术家和学院出身的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来了。

  1958年院系调整，三所学校合并后成立“景德镇陶瓷学院”，施于人作为建校人士之一，也是陶瓷设计专业的带头人，负责当时教学计划的制定及课程安排。他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同窗，当今著名的陶艺家张守智则留在了北京。

景德镇漫漫千年的陶艺长河有从各旧窑址出土的碎瓷片为证。长江的支流昌江流经陶瓷的故乡景德镇。瓷器，特指高岭土和瓷石，经高温烧制而成的材器，具有其特殊的洁白光泽和清脆的音质。周围山区无尽的高岭土，茂盛的松林用于烧窑，丰富的水利资源用以驱动转轮，通畅的河道运输成品，充足的劳动力勤恳劳作，使得景德镇成为陶瓷工业的中心。

  景德镇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以瓷为生”的城市，制坯、上釉、彩绘、烧制、包装、销售、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工业用瓷、日用瓷、艺术瓷定义了这个城市。“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是景德镇最初的称呼，汉世是东汉（公元25—220年）。在前几个世纪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场天灾人祸之外，“千年窑火”整整燃烧了千余年。传统陶瓷行业的起伏深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1911年清朝灭亡，江西自此饱经战乱，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景德镇瓷业日渐衰落，施于人经常思考重振景德镇的方案，20世纪 80年代未他撰文指出传统瓷器必须迎合现代市场的需要。从业者不仅要研究陶艺，更要研究市场和社会，他倡导全市共同努力重振瓷都。“景德镇是瓷器之都”，他写到，“重振瓷都，这将是每一个工作在瓷都的陶瓷美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施于人和他的同仁们将他们的满腔热情都倾注到了陶艺中去。

  瓷器不只是一种材料、一种形状、一件器皿、一叠盘子，它和画笔对话充满了三维空间，它提供了多觉的体验，通过眼睛、手、耳来展现其美学意义。传统的中国书法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要求练习专注，一旦落笔则无法更改。从施于人的线条装饰中可见其功力很深，笔端泡蘸了5000年先人制备的浓墨。第一代弟子之一的彭竞强说：“施于人是把书法精神引入瓷器的带头人。”第一代弟子之一的张学文在另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说道：“恩师施于人从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乳汁，用点、线、面的构成法则和融熔化一的形式美规律来经营布局自己的纹饰。” 他注入新的能量到线条和弧形空间中，那自由的线条生动有力，体现了他一生专心苦练后的顿悟。

  瓷器和雕塑一样，应该立体地来欣赏。它三维的造型邀请欣赏者穿过时间和空间细细地品味。从每一个视点、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我们悟得新的感受。一件精美的作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去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当观赏者一一环顾这件瓷器时，我们就与这件作品共生，且这种感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深刻。在中国，瓷器作为装饰品像诗一般地使人感受自然和文化的熏陶。施于人评述这种联系时，他强调重视诸如糖罐饭碗之类日用瓷器的美学价值的重要性，他写到：“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必须真、善、美，从而陶冶人们的精神，使之奋发向上……但作为实用美术的陶瓷美术设计，它不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直接为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服务。”

  施于人作为陶艺家，弄通了有关的工艺环节的所有技术和知识，他特别推崇明代的“斗彩”，对比色块交相辉映、生动活泼。斗彩是在坯体上先用青花料勾画出轮廓，接着上釉高温烧制成瓷；然后在轮廓间填上釉上彩，最后再低温烧制而成。施于人最喜“五彩”，他不是只用5种或8种颜色，而是用上所有的颜色。受柔和的西洋画的影响，18世纪时，粉彩的出现拓展了釉上彩的表现能力。施于人也是釉下、釉上彩绘的高手，这些明亮的色彩对比强烈，使得作品栩栩如生、容光焕发。在他漫长的陶艺生涯中，施于人自己研制了新的釉色，不拘常规着色，比如不完全填满斗彩的轮廓，或含蓄地降低色调以减低对比度。对于中国传统瓷器，施于人尤其热衷前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1662——1795年）景德镇鼎盛时期的作品。

  虽然景德镇在1911年清亡之后继续生产瓷器，但是民国时期中国战乱纷纷，国家的动荡再一次反映在艺术作品上。在1911年后的10年间，仿制前朝作品处处可见。尽管这些作品下笔的技巧纯熟，摹仿的图案纹样仍很快无人问津。在景德镇，几个民间艺人独立创作了一些作品——既不抄袭旧作也不拷贝现成的书画。这个自称“珠山八友”的艺术团体每月逢十五聚会，交流想法，展览作品。“珠山八友”其实不止八人，这个团体成为清民时期和后来的施于人一代艺术家之间的桥梁。八友们有时在他们的作品上署名或盖印，这种做法在之前相当罕见。1911年后（除了1915—1916年间袁世凯短暂的复辟），中国既无皇帝也无年号，虽然年号可以随意用在复制品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文革时期，艺术家的作品不允许署名，只是改革开放催动市场经济以后，艺术家们才在自己的作品上落款署名，以示慎重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