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1“工程始末
1975年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第九个年头。当时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来到了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召集该所负责人开会,传达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重要指示: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命令,要为一位“伟人“生产制作一套生活用瓷。这位“伟人“的名字暂时不公开,但有四句话可以告诉大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紧接着,又交代了研制这套瓷器应把握的基本设计思路:必须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而且超越前代。造型上要做到既美观又大方,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位“伟人“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这位“伟人“思想和情趣。并且宣布将这项任务定名为“7501“工程。与此同时,江西省公安厅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陶研所监督工程实施。接受任务后,陶石匠民立刻召开全体员工会议,抽调出四十多名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负责具体实施。现令中国的许多著名陶瓷艺术家当年都参加过这项工作。其中包括民国时期景德镇“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如王大凡的侄子王锡良;汪野亭的女儿汪桂英;徐仲南的孙女徐亚凤;刘雨岑的儿子刘平,此外还有彭召贤、稽锡贵、辛青山、戴荣华、康家忠、张炳祥等人。
对于制作者们来说,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材料问题。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和论证后,决定采用以江西临川出产的一种非常稀有的优质高岭土作基础配料的新工艺进行生产。用临川高岭土制作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它还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导热系数低,如把它制成壁厚不足够毫米的茶杯,注入开水后用手紧握杯体也无烫手之感。由于临川高岭土储量极少,开采极难,产量极低,因此十分昂贵。陶研所为制作“毛瓷“,花重金购买了数十吨当时储量已近枯竭的临川高岭土。为确保质量,陶研所又发动全所职工采用手工方法从中选出数吨精料,真可谓精益求精。用这种材料制成的坯胎技工一天能加工一百个普通产品,那么加工同样尺寸的高白釉产品一天最多也只能完成五个。还有,景德镇的传统日用瓷烧成湿度在所不惜1300摄氏度左右,而这种高白釉瓷器要烧到时候1400摄氏度才能瓷化。当年中国烧制日用瓷的窑炉,通常只能升温到时候1300摄氏度,最多也只能烧到1350摄氏度。再往上,每升1摄氏度都十分困难而且有可能使整个窑炉报废。由此可见制做这种高白釉瓷器的工艺难度极大,一般窑厂根本做不到。
材料问题解决以后,下一关是造型设计。陶研所将这项工作交给了美术研究室主任、“珠山八友“之一汪野亭先生的女儿汪桂英。她接受任务后查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资料,又经过数日的冥思苦想,最后决定采用明代正德碗的造型作为基本设计思路。正德碗的器型华美击不失端庄,秀丽而不失稳重,至今仍被袭用,足见其魅力不衰。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设计时还考虑到毛泽东政务繁忙,饮食无定时,为便于饭菜的保温和保洁,骒所有的食器,包括碗、盘等都加配上盖子。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茶杯的造型。解放初期,中国市场上的茶杯除去仿西洋咖啡具的造型外,只有两种中国传统造型。一种是类于正德形状的莲子杯,一种是“中山筒“。中山筒流行于民国,据说国民党政府会议上使用的茶杯都是此种造型,它由此得名。“莲子杯“即源自正德碗,造型不俗,但当作茶杯并不实用,而圆柱体的中山筒又显得呆板。中国人开会时喜饮茶。在中央开会时,为了减少服务人员倒茶时的干扰,需要一种形状稍大又便于保温的茶杯。为此,五十年代早期,毛泽东亲自手设计了一种带盖子的茶杯。这种茶杯的造型端庄典雅,一派大家风范。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守智先生讲,当年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就给它起名为胜利杯。从此胜利杯就在中国流行起来,经四十余年而不衰。1975年制做“毛瓷“,其茶杯仍然采用胜利杯的造型。
完成造型设计后,陶研所又迅速发动全体瓷绘艺术家开展纹饰设计工作。所领导把众多的稿件汇总在一起,报“7501“工程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后,挑选出其中三种方案报上审批。这三个方案均被批准。这三个方案分别是:刘平设计的釉上彩的“水点桃花“;彭召贤设计的“翠竹红梅“;戴荣华设计的釉下彩双面绘芙蓉花。这三种设计方案之所以能中选,除了它们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从毛泽东的诗词中吸取创作灵感,反映、投合了毛泽东个人的情趣。
有了图纸,并不等于就可以制作出理想的瓷器。釉上彩绘是景德镇传统工艺,也是陶研所的拿手好戏,因此它的生产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然而釉下彩就不同了,历史上景德镇烧制的釉下彩只有两种,一种叫“青花“,一种叫“釉里红“。青花是用氧化铜作颜料,呈蓝色或紫红色,用它不可能烧制出淡雅的桃红或梅红色。烧制桃红需要一种用黄金作色剂的颜料,称“金红“,也叫“洋红“。这种颜料过去从欧洲进口。中国最早采用它作陶瓷颜料是在清代雍正时期,当时把它用于一种叫“胭脂红“的官窑产品上,并没有作为一种中温色釉。它的烧成温度是1100-1200摄氏度之间,而“毛瓷“要烧到1400摄氏度。为使金红颜料能耐高温,必须对原有配方进行调整,无成法可依。研制者经多次试验选择出一种配方,在试验中未发现毛病,然而用于生产时却出现问题,在放大镜下观看不是颜色欠佳就是釉面龟裂,致使开始烧的两窑釉下彩产品全部报废。这也是造成日后流入民间的“毛瓷“,釉下彩产品远远多于釉上彩产品的重要原因之一。试验者遭到上级严厉批评,据他本人讲几乎遭受牢狱之灾。随即陶研所重新组织数名高级工程师建立了一个攻关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终于使总是得到解决。
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第一批“毛瓷“终于诞生了。据当年负责验收和发货的黄万凯先生提供的材料,第一批共给中央送去六套,其中釉上彩三套,釉下彩三套,主要教师餐具。釉上彩每套一百四十七件,其中包括9-15厘米不同规格的盖碗、6-8寸和合器、茶杯、调羹、布碟;烟灰缸、品锅、大饭勺、菜缸(盛放辣椒酱用)等。釉下彩每套四十七件,其中包括:9-15厘米盖碗7件;6-8寸和合器4件;10厘米盖碗5件;12百米内外对画芙蓉花碗5只;布碟5只;正德五寸盘5只;浅折沿五寸盘(又称毛巾盘)1只;烟灰缸一对;品锅、大饭勺、菜缸各一件。上级领导认为釉下产品品种太少,此后陶研所又补烧了一批釉下彩的配套产品,包括醋壶、酱油壶、胡椒筒、牙签筒、香烟筒、饭锅、茶叶罐和文具等。其中文具有笔筒、笔洗、笔架、印盒和臂搁等物。据说,釉下彩产品是供毛泽东单独进餐时使用,釉上彩产品用于毛泽东与家人或宾客革命共餐。
关于生产这批瓷器的起因、制作过程和流失情况,外间有许多传闻。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发现,其中有些说法是错误的,有些则是商人为了“炒作“编造出来的故事,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