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文化景观的形成及价值

    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综合作用的地域表现，是地域文化的综合体现。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积淀，使御窑厂成为陶瓷文化与皇家文化完美结合的文化景观，显示了明清两代的满汉皇家艺术文化，造就了深厚的景观价值。
  御窑文化景观成长的背景
  1、水土宜陶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御窑文化产生的客观条件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昌江河畔，处于黄山余脉向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境内西北高峻多山，东南丘陵起伏，西南部为地势开阔的昌江谷地。俯瞰全镇，形如一个向西南开口的山间盆地。境内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陶瓷工业原料——瓷石、釉果、高岭土和燃料。景德镇东南10公里的三宝蓬、镇南20公里的东流、镇东30公里的寿溪坞，均产瓷石。高岭土产于镇东45公里的浮梁高岭山，它的发现和运用改变了瓷器的配方，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次革命。镇及周边地区林业资源丰富，盛产松材等燃料。昌江与周边的50多条支流构成的水系，促成了水运发达的浮梁四大街——西河的三龙街、东河的东埠街、北河的勒功街和南河的湘湖街，为瓷器和原料的运输提供了便利。
    2、敢于创新的艺术文化环境是御窑文化产生的主观因素
    宋代景德镇成功烧造青白瓷，色泽如玉的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瓷窑影响很大，出现了不少模仿景德镇青白瓷的瓷窑，遍及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安徽八省，它们形成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体系，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的首位。进入元代又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开创了彩绘的新纪元，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进入明朝以后，随着御窑厂的设置，汇集了优秀的匠师，不断创造出新的优质产品——青花、斗彩、五彩及各种颜色釉，从而景德镇以集大成的姿态，一举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御窑文化景观的构成
  “文化创造景观，景观巩固文化。”陶瓷文化造就了御窑文化景观，御窑文化景观又升华了陶瓷文化。
    1、御窑物质文化景观的构成
    物质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御窑选址正是御窑物质景观的重要体现。据《浮梁县志》记载：“珠山，独起一峰峦，俯视四境。相传秦时十世纪番君登此，谓立马山。至唐，因地绕五龙脉，目为珠山。元末，于光据之为行台，号蟠龙山。……后以为御器厂镇山。”景德镇御窑正是以珠山为中心，考古发现其呈南宽北窄的长梯形，周长约1145米，总面积约54300平方米。
    御窑厂物质文化景观是以行政官式建筑和生产工厂建筑为主。管理机构建筑是按中轴线规划的，自南向北依次建照壁、头门、仪门，左右是祭祀的神庙和官署，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后堂及其相应的厢房。御窑厂内也设管理人员，文官有总事、管事、档子房听事、书手，武官人多有机兵、门仪、库仪。历史文献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御窑厂图》、首都文物博物馆藏御窑厂青花图桌面均是很好的说明。而陶瓷作坊、窑炉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加之多年的考古发现，在御窑东北部出土7座葫芦形窑炉遗迹、西侧出土15座馒头形窑炉。同时，在御窑西部出土了6个辘轳坑，从而证明这是瓷器拉坯成型用的陶车废弃的遗存。以上多处考古遗迹证明御窑的中轴线两侧是生产建筑的集中地区，从而与中轴线上的官式建筑形成“一轴两翼”的御窑景观布局。
    2、御窑精神文化景观的构成
    皇家制瓷工艺是御窑精神文化景观最典型的代表，工序复杂，追求精益求精。明代御窑厂设大碗作、碟作、盘作等23作，有工匠334名，作头58名。从原料开采到最后烧成，“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唐英在乾隆八年负责督理窑务时，为宫廷作《陶冶图说》，总结了当时的制瓷工艺的制作过程。清代分工之细还体现在每道工序中，  《陶冶图编次》在描绘青花情况时说：  “青花绘于圆器，一号动累百千，若非画款相同，必须参差互异。故画者，止学画而不学染，染者，止学染而不学画，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画者、染者各分类聚处一室，以成其画一之功。”
    另一重要方面的精神文化景观体现在“祀神酬愿”，即厂东面设有佑陶灵祠、关帝庙、师主庙，厂西面有真武殿。这些神祠的建立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工艺的“神技”思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可见在古人的造物观念中，工艺不是单纯的技术因素，而是具有诸多的思想感情、伦理道德，甚至神秘化的因素。唐英在乾隆八年负责督理窑务时，为宫廷作《陶冶图说》最后一部分“祀神酬愿”图，可见“神技”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制瓷工艺的一种点缀，而应该被看作是整个工艺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师主神、风火神是不同陶瓷行业中的祖师神，关帝、真武是整个瓷器行业的保护神，在御窑厂内部设立它们的神祠，希望得到他们的保佑和庇护，从而使御窑厂占有天时、地利、人和，创造了登峰造极的瓷器艺术。
    3、人文环境的变化促进了文化景观的发展
    “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期都对文化景观的发展有所贡献。”我们认为影响御窑人文环境的因素主要体现是皇家信仰、陶政管理、技术进步等。
    皇家信仰，如明代正德皇帝崇奉伊斯兰教，官窑多以阿拉伯纹、波斯纹装饰；陶政方面，主要是督陶官的素质影响瓷器的生产。唐英督陶15年，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对御窑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景观的演变。如明代出现的斗彩、五彩，到了清代不仅继承了传统，又开创了粉彩、珐琅彩。以青花为例，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发色浓艳深沉；成化、弘治青花就显柔和淡雅；进入嘉靖、万历时期再变为浓重艳丽；康熙青花则以色泽鲜艳、青翠明快、层次分明而独步清代。
  御窑文化景观的价值
  “景观是由物质、精神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既是生物的栖息地，更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具有经济、生态和文化的多重价值。景观中的多功能意味着生态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功能相互作用。”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功能价值，如生产功能、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对御窑文化景观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1、生产价值。文献记载明代御窑烧造数量十分惊人，仅宣德八年（1433年），应专掌御膳的尚膳监的要求，御窑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但我们发现，明代御窑八次大规模烧造活动中，每次高产的年份一般持续时间不长，最多维持一年或两年。到了清代，御窑由于年烧造费用已有限定数额，每年又有固定的解运件数，年产量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如雍正六年至乾隆前期的十年，产量在八万至十万的水平，乾隆后期下降到六七万，嘉庆至道光停留在三四万件水平。
    明清两代对御窑烧造瓷器的要求、挑选十分严格。在御窑厂内考古发现大量的分布于珠山北麓、南麓的小坑、小堆、小型片状堆积等40多处遗迹，可见这些打碎掩埋后的遗迹，是为了防止御用瓷器流入民间以及民窑仿制。
    2、文化价值。作为陶瓷文化景观的精华，御窑文化功能是其价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洪武二年（1369年）明代设立御器厂开始，一直到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历时500多年的御窑厂基本伴随明清王朝始终，可见御窑文化是明清皇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明清两代帝王的封建君主专制与皇权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性。
    明清帝王严格规定用瓷要按贫贱等级。民窑不能仿官窑器，违者处死。如《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载：“正统十二年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喻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御窑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对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官搭民烧”施行后，民窑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明代盛极一时的崔公窑、周丹泉窑、壶公窑。
    3、美学价值。明清御窑在前代基础上，集中国古陶瓷之大成，把土与火的艺术升华到了极致，创造了绚丽多姿、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珍品。彩瓷品种异常丰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素三彩、粉彩、珐琅彩等都取得巨大成就，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清代康雍乾三朝，从宋代大观年间，到明朝永宣、嘉万各官窑，以及宜兴窑、东洋、西洋诸器，皆有仿制。在装饰纹饰上包罗万象，有皇家标志的龙凤纹，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花草、山水、人物故事等，有反映宗教文化的文字、图像，甚至还有异域特征的图案等。在颜色釉瓷烧制方面，烧造出“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境界。如晶莹沉静的祭蓝釉、清新脱俗的洒蓝釉、浅淡匀净的天蓝釉，充分显示出釉质纯净典雅的特质，以不加雕琢的天然意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
    景德镇“水土宜陶”，具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劳动力大量输入和技术的不断革新，从而使景德镇具备瓷都的一切条件。明清以来御窑的设立，不仅使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更促进了景德镇陶瓷文化景观完善，赋予了内容丰富的陶瓷景观，积淀了丰厚的陶瓷文化价值。
    （崔鹏，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保护、美术考古；
    王海周，江西景德镇珠山官窑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明清官窑文化）
    （责任编辑：李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