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小技”这句成语似乎颇含贬意。我孤陋寡闻，也不知这一成语出自何典，但以自己从事陶瓷雕塑创作30余年来的体会来谈，却深切感到即使是“雕虫”也决非易事，更何况从事“泥做火烧”的陶瓷雕塑，没有锲而不舍的探索，没有开拓创新的追求，那能获得一件体现美感和新意的瓷雕精品?
    家父张新喜先生在20年代追随镂雕一代名师徐顺元老先生学艺，从家父的训导中得悉顺元公天资聪颖，在瓷雕中另辟蹊径，锐意创新，花鸟虫鱼在他的手中雕捏得栩栩如生，在瓷苑中创立了一个新的流派。我自幼随父学点“雕虫小技”，且有幸得顺元先生的指点，从中也悟得一点创新的甘苦。
    顺元公在40年代曾忽发奇想，执意要创作出一件大型素胎瓷雕龙舟。旧社会一个小作坊的艺人，资薄力单，要作此创举，谈何容易?然而对于一位对“火的艺术”执著追求，勇于攀登艺术高峰的民间艺人来说，在制作过程中尽管常有断炊之累，顺元公也矢志不移，经过长达一年的雕塑这件艺术精品终于成型。据家父言及此龙舟构思恢宏制作精美。当时限于烧炼条件龙舟分三截组成，组合之后，犹如鬼斧神功，极具东方民族的神韵。令人痛惜的是，由于烧炼时倒窑，这件尚未问世的“巨龙”竟葬身火海，成了瓷史中的千古憾事，顺元公也因“石破天惊”的意外而神志不清，从此终日疯颠。之所以日后常常自称为开天辟地的“盘古”，且常在山上盘桓，其缘由盖出于此。
    50年代中期家父张新喜等应曾龙升先生之邀请合作制作大型龙舟。龙舟的制成，是雕艺的一大突破，也了却了徐老前辈的夙愿，是极堪欣慰、值得大书特书的喜讯。能制成一件气势磅礴的大型龙舟，当然值得庆幸，然而我常思索：能否以小取胜，在精细上、构思上下功夫，创作出一件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另一种气韵的龙舟?我的设想得到了家父的认同，于是在70年代初，我设计了一件长85公分、高40公分，采用镂空特种工艺制作的中型龙舟，舟内配以古典文学名著《西厢》的人物场景，力求整体上典雅古朴。由于舟体较小；增加了镂雕的难度，舟上阁柱盘绕的龙风、舟内人物、陈设等等制作都要求精细，尤其是窗帘的镂空细如针尖，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此件现陈列于北京人大会堂江西厅内。
    “大”与“小”是对立统一的。俗话说；  “大有大难，小有小难”。  “大”的作品如果是雄浑神奇，  当然是上乘·之作，“小”的作品如果玲珑剔透，难道就应贬为“雕虫小技”?我认为创作中的“之最”说，往往被一些人所误解。有的人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作品的体积，那怕只要比前人的作品长一公分，也认为就是什么突破，认为越大才越是艺术的尖端，才是什么世界“之最”，以至有的作品既失去使用价值，也失去了观赏价值。殊不知在陶艺中以小也能取胜．我想在对待造型的大小问题上不应失之偏颇。说实在话，我创作的中型龙舟从总体上看，仍嫌其失于精巧。前年日本陶艺界的一位朋友来景时，曾希望我设计一件更小一点，更精致一点的龙舟，遗憾的是我至今仍未开始设计制作，但我愿朝此方向努力。
    顺元公以捏雕花草虫鱼、浮雕人物山水、镂雕亭阁见长，为世人所公认。我曾见过先生的一件早期作品：  《鱼藻水浅》，水浅内的两条鲤鱼，长不足二公分，却雕塑得至为轻松简洁，活泼清新，精美绝伦，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据我所见所闻，顺元先生制作的蟋蟀常置于精细的花筛之中，饶有情趣，反复视之，令人陶醉。我也曾仿效而为之，配以秋菊，或曰“知音”，或曰“秋韵”，得到观者的认同。齐白石先生留有遗训，大意为“学我者死”，我体会先生的意思是：师承固然重要，然而固步自封，拘泥于先辈的一划一钩，而不思创新，则仿效者无异于走进了艺术的死胡同。
    如何使草虫更赋于艺术的生机?如何能写意传神、刀畅神触，使草虫更妙合天趣?是我苦苦思索而一时无法解答的难题。我曾在年青时创作过“济公与蟋蟀”的雕塑作品，但结合得颇不自然，总觉得有牵强之感，我为此而感到困惑。感谢朋友的启迪，看了名著《聊斋志异》中的《促织》篇后，使我萌发了创作《蟋蟀斗雄鸡》的意图。一只精疲力尽的公鸡，沮丧地摔倒在地上，鲜红的鸡冠疲软地向一边倾斜，而一只得胜的蟋蟀则紧紧咬住鸡冠在振翼高鸣。这样一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似乎赋于蟋蟀以新的意念，增添了力度与动感。
    我不知道这一创作是否成功?但是我想：一个雕塑工作者不应死死抱住传统的手法不放，而要在文学及其他一切姐妹艺术中吸取营养，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捕捉新的意境，师古而不泥古，才能拓宽思路，寻觅到艺术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无刀具镂空工艺历史不长，据我所知，这一新工艺始创于顺元先生。当时采用这一工艺制成的花筛都很小，其圆口直径约为7—10公分，瓷质不白，全是素胎，更未采用色釉装饰。

 
   1978年前后我先后创作了圆口直径为28公公的《迎春花筛》和《花香共鸣花筛》。花筛直径比原来的扩大约三倍，不仅工艺操作增加了难度，而且烧炼过程中容易变形、开裂，更何况细如丝条的筛网坯胎，还要镶接成筛盘和捏制花虫，上高温色釉，这就更难了。经过一年多的不断探索，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采用了新的工艺手法，且花虫之类配以稀土高温色釉、制成新的大型花筛：《迎春花筛》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  《花香共鸣》花筛则于1978年获赴京展瓷设计制作一等奖。
    此后的十多年中，我虽然也曾做过大型《螳螂花筛》、  《晴蜓花筛》等，虽是自己的新作，但无论是立意，还是创作手法都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如同在自己划定的创作圈圈内，周而复始地沿着这一个小圈圈行走。如何走出这一固定不变的圈外?我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
    南昌藤王阁于1990年建成。登临楼阁，那雄奇的建筑体现了西江第一楼的宏伟风采，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涛一般的意境，给我以极大的震撼。  我决意要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这一胜景搬上花筛上来。花筛由于有玲珑剔透的素胎空格，容易造成一种空旷的秋色的氛围。在布局上，采用浮雕手法，把雄浑的楼阁作为重点放在左侧，周旁衬以苍劲的古松，以体现其古朴的风貌；筛中一叶扁舟朝阁飘来，孤飞的野鹜朝筛边飞去，给人以水天一色的空蒙之感。这件新作在构思上力求能达到一幅立体的兼工带写的国画效果。
    不管这一新作是否成功，然而将浮雕，捏雕与镂雕融为一体，将古建筑的风貌搬上花筛，就我而言，也许是一条新的思路。如何使这一思路更臻完美，我仍在思考与探索，同时，我也期待着同仁的指教。
    我市一些长期从事圆雕创作的高手，其作品神采飞扬，塑造的形象注重传神，观之常常给我以深刻的启示。
    我虽然也从事园雕创作，但在这篇短短的随笔文字中说不出什么玄奥的道理，只是想从选材这点上谈一点自己切身的体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拜读了我国文坛巨擘谢冰心先生撰写的《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一文。在心灵深处我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针对市场上只有寿翁瓷雕摆满于货架柜台的现实，冰心先生愤然写道：  “我想这可能是塑像或捏像的工匠都是男人，他们不会想起去塑或捏一尊女像。”字字句句，掷地有声。人世间为长者祝寿，千年连绵，自古皆然。然而除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固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作祟外，解放后似乎谁也没有考虑过去塑一尊贺女寿之用的女寿星。是由於千年来封建观念的积淀而造成的荒芜?还是由于缺乏文化的依托难以捕捉典型的女寿星形象?我为此曾陷入苦思冥想之中。然而空想不如实干，向前迈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为好。1990年冬，我翻阅了有关资料，以典型的中国戏剧舞台上老年妇人的那种福态形象为原型，塑成于第一尊瓷雕女寿星，并立即寄呈冰心先生，祝贺她老人家九十华诞。寄出后我终日忐忑不安，不知是否能得到这位德高望重的新文学开拓者的认同。十多天后，我接到了谢冰心先生的亲笔来信，除了表示谢意外，她鼓励我“多做一些，以供人们贺女寿之用”。她老人家还以《我感到了无上的幸福》为题，撰文赞誉这尊女寿星“是那样地光彩照人，不可逼视”。今年3月我出差北京，请赵朴初先生为我厂题辞时，专程拜会了冰心先生。她对我勉励有加，这既是给我这个晚辈极大的鼓舞，也同时是对我莫大的鞭策。之所以能得到前辈的鼓励，我想，也无非是在人物雕塑的一小块荒地上植上了一棵嫩绿的小草——如果这也能算是小草的话。
    我由此而想到，作为既是工艺品又是商品的人物瓷雕，在它应有的园地中，除了我们固有的传统作品外，究竟还有多少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这才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所在。
    (本文编辑：余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