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社的喜悦

　时值耄耋的老瓷工不期遇到一起，偶尔不胜感慨话当年：“我是xx年入的社，我在xx年入的社……”

　　老瓷工说到的社，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景德镇在不同时间成立的手工业制瓷生产合作社，又称陶瓷生产合作社。那时候，在废墟上建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景德镇瓷业生产，从严重的萧条萎缩中渐渐出现生机，开始在复苏。当时全镇有私营瓷厂（坊） 2540户，平均每户不足5人。1951年上半年，全市组建了5个私营陶瓷联营企业。1952年上半年，全市164家大中小圆器、琢器作坊和窑户，联合组成12个私营联营瓷厂。景德镇陶瓷行业，除私营工商业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失业工人。对于这一大批劳动者，也要扶植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1951年，成立了3个规模较大的瓷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底已发展5个瓷业生产合作社。

　　我的父亲就是1953年底光荣加入了第三瓷业生产合作社，简称三社。我为什么要在“加入”前面加上“光荣”二字，因为这是我父亲的口头禅，只有饱受艰辛，历经苦难的人才倍感入社的光荣和喜悦。

　　我父亲常自嘲他入社前一直都是走“倒运”，没过几天太平日子。父亲生于一个中等窑户人家，18岁时还在家长的逼迫下在沙陀山就读高等私塾堂，由于年纪偏大，常遭同学取笑。20来岁在同学的推荐介绍下，糊里糊涂地填上一张表格，加入了国民党。后在县党部任小职员，由于性格不合群，遭上司斥责和同事排挤，忍气吞声又非所愿，只有主动辞职。在30多岁时，被朋友介绍到汽车站随车卖票。所谓的汽车站只有一站长、一司机、一售票员、一辆烧煤炭的客车。在一次行驶中，几个土匪不但不买票，还强行将父亲推下车。跌坐在地上的父亲不经意抬头向行李架上一瞅，骇得他魂飞魄散，车厢上面吊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这又是土匪作的孽啊！吓破了胆的父亲赶紧辞职不干。愈想愈害怕恐惧的父亲神情恍惚，病了半年多。

　　父亲40来岁时和我母亲兄嫂一起在家中搞起了针匙小作坊，做出的针匙搭窑烧，不料烧一次倒一次，成本人工损失不算，还得倒贴窑户的柴钱。最后将料板、方板、泥桶都顶了债。从没推车挑担的父亲在近50岁时，还推着装着破烂瓷的土车去弋阳、贵溪兜卖；挑着一担破烂瓷搭船到九江、安庆等地出售。能赚到几斗米那就笑破了口。有时瓷器卖不到现款，只能以物换物，胡乱换点水果之类，一到家就烂了一大半，这就是我父亲在入社前的人生经历，也可说是他的简历。

　　父亲入了社，在他的感受中那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真正的陶瓷工人，他从心底焕发的光荣、激动、喜悦心情那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佩戴的社徽那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取下。暑天，唯一的一件汗衫洗后来不及干，他竟然穿上母亲蓝士林女士装上班，为的是要佩挂那枚社徽。社徽呈凹型，直径3厘米左右，红底黄字，中间是一颗五角星，上面文字是“景德镇市手工业制瓷第三生产合作社” （年隔太久，恕笔者文字可能有误）。当年入社那可是广大瓷业手工业者以及广大失业工人的渴望和期待。1956年初，在全国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全市陶瓷手工业者和失业瓷工全部参加了合作社。1956年底经过全面调整与合并，全市有千人以上的陶瓷生产合作社9个，画艺工作社2个。

　　为了庆贺这一大喜事，市里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我的父亲高兴地带上我，邀上在二社工作的同屋邻居去助兴。那邻居也带着他的儿子一同前往。游行队伍从现工商联门口出发，上到里市渡，下到太白园。参加游行的队伍，每人手持一面小三角纸旗，年仅11岁的我和比我大1岁的同屋邻居儿子，自告奋勇走在队伍最前面撑横幅（横幅文字记不清）。

　　弹指一挥50多年过去了，与我当年一起撑横幅姓余的小伙伴，他在市科委退休，他常同我见面，聊不上几句，就会谈到当年我俩撑横幅一事。我们深有同感地说，当时我们还只是少儿撑着那面大横幅，不觉一点累，那时心中无比兴奋，更是被父辈们的无比喜悦而感染，由此而迸发最大力量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