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职大的“同事”口述：陆涛

  父亲严于律己，对自己要求可能比别人更严格。父亲从事教育多年，从没见过父亲迟到，他总是比学生还早来几分钟，站在教室门口。他这种习惯，让迟到的同学汗颜，再也不敢随意迟到。
陆涛，1 978年考入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
父亲陆如是我的老师
    我1 977年随父亲学艺，1 978年进入陶瓷职大学习。在同学们的眼里，我是令人羡慕的对象。父亲是我的老师，只会让我更有压力，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而我作为陆如的儿子，唯有更加努力地学习。
    父亲严于律己，对自己要求可能比别、人更严格。父亲从事教育多年，从没见过父亲迟到，他总是比学生还早来几分钟，站在教室门口。他这种习惯，让迟到的同学汗颜，再也不敢随意迟到。
    父亲教学很严谨，他上课教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他最大的特点是直观教学，也就是一边用语言讲解，还一边在宣纸上示范绘画。比如花鸟类，他会教同学们如何下笔如何突出小鸟的动态感。教授山水画，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构图、如何布局整体画面、如何让画面的某个“点”突出整体的画面，起到点缀的作用。
    得益于父亲的指导，我在学生时代，可能得到历练的机会多点，国画成绩相应比同学们强一点。由于我是陆如的儿子，我画得好似乎是理所应当，我画得不好就似乎有点“十恶不赦”。在父亲的光环下，我不仅得不到我应该得到的，反而在许多方面失去很多，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父亲的崇敬和爱，也不影响我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懈追求。
自习课我们“抢”座位
    在职大学习，大家都非常紧张，具体表现就是抢座位。那时的教室就是艺术瓷厂的一间平房，偌大的旧仓库中间隔一小间作为老师的办公室，一间大的就是我们的教室了。下课后，同学们自觉地上自习课。为了保住一个好座位，和画得好的同学坐在一起，大家都有点废寝忘食。中午饭和同学轮换着吃，或者就着书本啃两个冷馒头。因为只要人不在，座位就保不住。光靠一本作业本占位子是不行的，同学会把它当废纸扔掉。你还必须摊开好几本书，放上水壶、书本上再放宣纸和画笔，装作你只是出去上个厕所的样子。就这样，同学之间也经常会发生一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事。自己辛苦占的位置被别人“抢”了，当然不舒服，偶尔还要老师来做裁判。
    当然抢位置就是为了能安心画画，那时候同学们画画经常要画到深夜。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图案非要一次性完成，才能出效果。比如画水彩画，颜色特别容易干，如果两次完成色彩效果就不一样。底色一次性完成，颜色就很和谐，同学们为此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有时会画通宵，才能完整地完成一幅画。考虑到第二天要上课，老师没办法，经常跑到教室里将同学们赶走。
在北京吃面条的经历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北京毕业考察，3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如今我们职大的而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一生中却再也不会经历。
    职大上学时，我们同学都是带薪上学，很多费用都是由单位报销。我们在北京考察写生，同时也把一些社会调查搞得一清二楚，比如东单的面条比王府井的便宜5分钱。于是为了节约这5分钱，我们一帮人就坐上2角钱的公交车（交通费单位报销），  “大部队”直奔东单的那家面馆而去。到了面馆我们稀里哗啦吃得热火朝天，辣椒面、胡椒粉、蒜末，能倒上的调料我们都用上，直辣得眼泪鼻涕水横流。
    有时隔壁桌的顾客调料用完了，到我们桌上来拿调料。这时我们的班长沈浮，为了“维护”我们集体的利益，发挥他“老大”的作用了。他把那顾客的手摁住，  “理直气壮”并“义正辞严”地说：  “不能动，这是我们的！”那人看着沈浮的架势，再看看我们这一帮血气方刚的后生，悻悻地抽回了手。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很对不起那位仁兄，那些调料是店家免费提供的。

在北京我们画“月票”
    那时候，我们是一群捉襟见肘的穷学生，为了节约几分钱买笔画纸，思想觉悟不是很高，做了一些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事。一生也就做了那么件亏心事，如今想来仍然觉得惴惴不安，感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刚到北京，让我们很郁闷也很气愤，喝个水要钱、撒个尿要钱，就连坐个公交车也要比我们老家贵5分。于是我们有同学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所长，画了一张能以假乱真的“月票”。他上公车后，若无其事地把“月票”向售票员一扬，就理直气壮地走进车厢。这一招还真灵，我们每次坐公交车他都免费。
    于是当晚，我们一帮同学都如法炮制，为自己制作了一张“月票”，以我们当时的水平，画一张这样的月票还不是“小菜一碟”？
    第二天我们到不同的景点写生，虽然上车的时候我们心跳加速，但我们仍面无表情、故作镇静，好几次我们都蒙混过关。终于，有一位同学经不住这样的刺激和考验，他满脸虚汗、嘴唇颤抖，哆哆嗦嗦地从口袋中掏出“月票”的囿样，引起了售票员的怀疑。他的心虚彻底地暴露了自己，被售票员抓了个正着，被北京人民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并且乖乖地补了票。从此，我们也“痛改前非”，不敢再逃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