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乐图 肖振松作

近代景德镇陶瓷史略

景德镇陶瓷馆     萧振松

上篇   近代晚清时期

公元1840年（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撕裂了封建中国的大门，列强们如野兽般肆意践踏中华文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比强盗更野蛮，比暴徒更疯狂，而昏庸软弱的清朝政府却一味退让求和，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之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近代晚清时期，曾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景德镇陶瓷，也因此跌入了一个艰涩晦暗的历史时期。

清代道光时期（公元1840年——1850年）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枪炮声猛烈震撼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王朝也从此陷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期，因此也无暇顾及朝廷设在景德镇的御窑厂，自嘉庆后朝廷已经不再直接向景德镇御窑厂派遣督陶官，改由地方巡抚等官员督理陶政，朝廷也无力向景德镇御窑倾注财力，御窑厂因时局日渐衰微，景德镇的制瓷业由康雍乾时期的巅峰急转直下。
道光时期的御窑器从形制到彩饰大都是沿袭前嘉庆朝，无甚建树，且品质犹逊。道光时期的制品，琢器造型厚笨，线条生硬板滞，缺乏灵性，胎体厚薄不匀；园器胎体稍薄，但质地较疏松，以指扣击，声音不甚清脆。釉面大都呈粉白色，缺乏莹润感，釉色略显浑浊灰暗，有明显的水波纹。道光时期的器物，无论胎骨还是釉色均比乾隆时粗鄙晦暗。道光时期的青花瓷，早期呈色稳定，虽不太鲜亮却也淡雅宜人；晚期则呈色不稳定，有漂浮感。粉彩瓷多为色地且色彩较浓，而纹饰色彩却相对浅淡；此外，施以金彩的色釉瓷在这一时期也较为普遍。纹饰除承袭原龙凤呈祥，童子嬉戏，富贵牡丹等吉祥图案，还多见由各种彩蝶昆虫组成的“探花及第”和斗鸡戏狗的图案。而且纹饰图案有形无神，线条纤弱无力，构图松散零乱。无论从题材还是画面均显露庸俗颓废之景象，难觅先前皇家富丽豪华之气派。唯有数量极其稀少的“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御窑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的极为稀少。“慎德堂”款多为红料堆款，也有描金款，器皿多以折枝花装饰。此外，道光时期的小件制品却显得十分精致，尤以彩绘蟋蟀罐和鼻烟壶最为出色。而在民窑中出现的集多种装饰手法于一器的综合装饰，倒也新颖独特别具一格。道光时期的官窑器为青花篆款，偶见红料楷款。“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横列，无圈栏。民窑瓷则为“草记款”。
清代咸丰时期（公元1851年——1861年）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景德镇御窑厂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毁于洪杨兵燹而停止了生产。据《清档》记载，五年间，咸丰朝御窑厂总共才烧制御瓷2100余件，数量之少由此可见。而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又致使许多珍品惨遭掠劫、毁失的厄运，因此，咸丰时期传世品极少。咸丰一朝，景德镇御窑厂毁于兵燹，景德镇陶瓷业也随之凋敝萧条，清代景德镇瓷业之败落，皆莫过于此。
咸丰时期的瓷器数量不多，品种也比较简单，主要有传统的赏瓶、玉壶春瓶、象耳方瓶、盖罐、香炉、茶壶、碗、盘等。但在咸丰时期新见一种长方形斗杯，当为这一时期新品。咸丰瓷器总体来说比道光时期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造型呆板笨拙。最典型者当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釉面浑浊泛白，厚薄不一，除和道光瓷一样呈水波纹外，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而传世的咸丰官窑茶叶末釉瓷器则制作比较精细，如双耳炉、扁方瓶、小梅瓶等，釉色纯净深沉，风格典雅古朴，堪为这一时期的精品。咸丰青花瓷大都色调浅淡，给人漂浮感。遗存的咸丰瓷器，粉彩瓷相对较当多，常用雪青、紫色和蓝色，且色彩浓重，显得俗艳刺目。纹饰主要为云龙纹和缠枝莲纹，也有人物等纹样。纹饰内容简单平庸，形象生硬呆板，构图涣散零乱。这一时期官窑也难见精细制作，民窑则更为粗鄙。值得注意的是，咸丰时期景德镇在陶瓷彩绘上出现了以安徽黟县人氏程门为代表的新的彩绘技法“浅绛彩”，这种效仿元代浅绛山水画家黄公望风格的画风，日后形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文人画派，一直流传至民国初期。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青花或红料的“大清咸丰年制” 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无圈栏。而在浅绛彩瓷上则有艺人署名和钤印。
清代同治时期（公元1862年——1874年）
至同治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恭亲王奕訢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尽管他们标榜为“自强新政”，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投降妥协，一切洋务措施都是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客观上却也使动荡不安的清王朝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政局稍见稳定。景德镇御窑厂也重整旗鼓准备恢复烧造，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停息十一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开始恢复生产。然而，从同治至光绪两朝，满清政权基本都掌握在叶赫拉那氏慈禧手上，此间虽说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景象，但整个社会依然陷于动乱和衰败之中。这段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虽然一直在生产，但所制多为一些宫廷婚喜寿庆之应酬、赏赐物品。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委派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原址上，重新建造了七十二间堂舍作坊，恢复了御窑厂的烧造。同治御窑器以承袭前朝为主，如玉壶春瓶、赏瓶、棒槌瓶、蒜头瓶、石榴尊等。这时的瓶类比较流行双耳装饰。此外，同治还出现了如器壁高深的红地开光龙凤碗等新器型。较之咸丰同治瓷器的造型显得规整，胎质也见洁白精细，尤以园器为著，以指轻扣可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釉面也比咸丰显得细润光滑。同治青花瓷依然多为色料漂浮，但也可见色泽较为明快清新者。粉彩瓷多为彩色料地，一般为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绘以蓝、绿、粉红色纹样。纹饰主要承袭传统的龙凤、云鹤、八宝、暗八仙、幅纹、寿字纹等，更多的是采用吉祥纹样。但笔法稚拙，画意媚俗，缺乏生气。同治御窑器中的“大婚礼造器”和“体和殿”专用器物则比较精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朝廷派江西巡抚景福督烧同治帝婚礼御瓷120桶，计7294件，绝大多数为黄地粉彩瓷。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景德镇御窑厂又专为慈禧居住储秀宫时的“体和殿”烧制了百口大鱼缸，以及花盆、捧盒、灯笼尊等，连同其他器皿约万余件，全署“体和殿”款识。这些帝王专用瓷，器型规整，釉面光润，绘制精细，色彩明丽，堪为这一时期的精品。在民窑中，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但色彩凝厚浓艳，纹样也粗率，与康熙风格大相径庭。同治官窑款识有六字款和四字款，六字款为青花“大清同治年制”两行篆款或楷款，四字款为矾红“同治年制”楷款，粉彩瓷多为红款。民窑器款识大多用四字篆款或文字戳记印款。
清代光绪时期（公元1875年——1908年）
从十九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尽管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光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光绪十九年，公元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维新变法归于失败，但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了政治的改良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的景象，社会局面开始有所稳定，景德镇的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雍乾，但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
光绪时期，“洋务运动”虽然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方面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另一方面又大量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工业产品。这种浪潮同样也袭击了景德镇的陶瓷业，压制了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光绪中后期，英、德、日等洋瓷大量倾销中国，就连皇家景德镇御窑厂也无力与之抗衡。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江西巡抚柯逢时折奏清廷：“中国之销量日绌，而外洋之浸灌日多。厥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角与之相竟。倘再不图变计，将并此区区之利权不能自保。” 请求开办景德镇瓷器公司。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景德镇瓷器公司成立。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报清廷，把瓷器公司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更名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自此，景德镇陶瓷业开始缓慢地步入一个企业化时代。光绪二十三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尽管没有实现政治改良，却也加速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对景德镇陶瓷业的影响，以陶瓷彩绘革新最为显著，在相对闭塞保守的景德镇出现了张扬个性的文人画派，以文人画派先驱程门为代表创立的“浅绛彩”这一新的彩绘种类，在这一时期已蔚然成风。御窑厂的画师金品卿、王少维便是这一时期“浅绛彩”文人画派的代表人物，尚有为数不多的遗存作品传世。
至光绪年间， 景德镇御窑的生产渐至复苏，御瓷烧制数量逐步增加，瓷质及彩饰也愈见精良。光绪时期的制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并且既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均为新创。光绪瓷器比同治时胎骨要显得致密，但胎体仍显厚重。釉层较薄，缺乏莹润感。光绪青花瓷精品依然保持清新淡雅的风格，但极为少见。多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呈蓝紫色，显得艳俗刺眼，纹饰线条也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粉彩瓷大都色泽浅淡，不够艳丽。而为光绪朝慈禧御用所制的“大雅斋”款官窑瓷器，却别有一番天地，堪为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其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常见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署款。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纹饰多以龙凤牡丹和寓意吉祥的内容为主，也有山水人物、仕女图等。光绪官窑瓷器多为无圈栏“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青花或矾红楷款，和“光绪年制”四字二行矾红楷款，也见“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和“光绪年制”四字二行篆款。民窑器多署干支纪年款和图记款。

清代宣统时期（公元1909年——1911年）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也是清代历史最短的王朝，仅历时三年便寿终正寝。但景德镇的陶瓷业却在此间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突破。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创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的工艺和技法，从而技术上有所提高，式样和质量方面也都有改良。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并开始尝试改良古老的陶瓷制造工艺，进行煤窑烧制试验和机械成型试验。但后来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难以支撑而归失败。宣统时期的官窑器虽基本沿袭光绪朝，但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质量却有显著提高，只是这一时期官窑署款的传世品种数量极为稀少，乃晚清时期不可多得的珍品。
宣统朝虽命短，可景德镇御窑依然延续光绪时期的风貌并有所进步，所烧制的御瓷颇为精良，宣统御器工艺精致，形制端正，胎釉纯净，彩饰工整。宣统瓷器虽然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骨选料上乘，胎体一般比较轻薄，且胎壁厚薄均匀，胎质细腻，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发出清越的金属声。釉面洁白匀净，坯釉结合致密，具有很强的现代瓷特征。宣统时期的青花瓷发色比光绪朝要鲜亮明净。粉彩瓷大体与光绪相似，但制作却更加精美。宣统时期珊瑚红釉瓷器较为多见，但色泽较浅淡，且红中泛黄。宣统时有少量珐琅彩瓷烧造，但品质明显不如雍乾。宣统时期官窑器的纹饰也基本承袭前朝传统图样，但比光绪朝描画精致，彩绘细腻。这一时期无论官窑还是民窑，都颇盛仿古之风，清朝历代均有仿制，尤以乾隆多见，而品质却难以望其项背。宣统官窑器有“大清宣统年制”青花六字二行无圈栏楷款，也有红彩、赭彩、墨彩篆款。款识书写规整，排列有致，笔路圆润有力，青花款料色深浓鲜亮且不晕散。民窑款识常署干支纪年款和图记款，书写比较草率。
　
近代晚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在烽火中枯萎凋敝，也在战乱中挣扎求生。纵观近代晚清时期的景德镇瓷业，道光时期基本上是沿袭前朝，无甚建树。咸同时期内忧外患朝廷自顾不暇，时局动荡下的景德镇制瓷业，廖败无以堪复。光绪略有起色，但也只是低谷里的攀爬，难望雍乾项背。至宣统，清王朝也就日薄西山，风雨飘零了。至1911年，雄踞景德镇历明清两朝、近六百余年的御窑厂，也随着清王朝的崩析终告寿终正寝。近代景德镇的陶瓷业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步入了近代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