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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发现古窑遗址
中国唐代陶瓷研究专家王升虎在研究古陶瓷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助理研究员黄清华在现场研究
景德镇：发现古窑遗址
大江周刊记者：汪春荣
景德镇有着悠久的陶瓷历史，在整个陶瓷制造七十二道工序中，入窑烧造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故有三分做就，七分烧成的说法。为了显示其重要性，陶瓷业往往又被称为窑业。景德镇陶瓷历史的起源及文化辉煌从何时开始，它的陶瓷又以什么窑烧造，这是陶瓷考古专家和学者都普遍关心而又无法释疑的问题。历史上，有关景德镇最早古窑的模样，古文献中找不到详细记述，虽然据史料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但它们早已在岁月的长河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多数时候是以“历史之谜”的形象展示给世人。
又一处古窑遗址在浮梁坑口被发现是巧合，也是偶然。它迷雾重重，悬念迭起，立即引起陶瓷专家们的激烈争论，也引起省内外多家媒体的极大关注。
偶然发现
2010年11月3日，浮梁县王港乡坑口村民徐富年在西游山挖山坡建房时，无意中挖出一处古窑遗址，十分罕见。
11月4日，记者采访刚好路过坑口，看到几个村民在建房基，后面有一个小山洞。带着好奇的心理，记者停下车走过去察看，结果看到地基上与其四周都散落着许多黏有黄土的瓷片。瓷片与常见瓷片不同，呈青色。地基后是一座山坡，山坡上有明显挖土机挖动的痕迹，山洞就在山坡下，约2米上方有大量的青瓷堆积层。从外观看，山洞呈半圆形，宽约2米，洞深约4米，高约1. 5米。令人惊叹的是，洞内外周围不均匀地散落和掩埋了许多黏有黄土的瓷片，其胎质呈灰青色，表面大体呈青色，从残片观看有支钉烧造的痕迹，有瓷碗、小盘、罐、壶类。其中器形以碗类居多，底碗瓷片里外都有白色支钉痕迹，还有烧瓷垫桩顶柱。记者钻进洞内，只见地上的泥土呈黄色，顶部是烧结层约30厘米的黑色物质粘附着，最深处洞顶部有3个直径约20厘米的通风口。最令人惊奇的是，整个洞内没有一块砖头，就连通往外面的通风口4~6米的地方也没有发现有砖头痕迹。
房基主人徐富年对记者介绍，在发现窑洞前，这里是一座完整的山，山前是菜园地，原先在此种菜的时候，经常能挖到古瓷片，没想到这里竟隐藏着一座古窑。昨天因为建新房才开始挖山，山是用挖土机挖的，这个窑洞竟然没倒，很牢。
记者立即想到这有可能是一处新发现的古窑遗址，当即要求当地村民不能破坏它，并在第一时间把发现古窑遗址的消息告诉了景德镇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江华、浮梁县县委常委、瑶里镇书记吴建旺、浮梁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长陈国胜，他们都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一定会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考察论证。
据当地村民喻水旺介绍，20年前，村子里刚刚开始西游山挖山建房时，曾山的附近挖出过许多这样的瓷片。76岁村民邱义发也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窑曾经被挖出过三四座，但因当时不晓得这是文物，因时间过长也就被破坏了，西游山至少还有好几处这样的窑，希望引起文物部门的重视。
断代之争
11月5日，记者陪同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景德镇市陶瓷科技博物馆（筹）馆长余希平和中国唐代陶瓷历史研究专家王升虎来到坑口古窑址，经过详细地考证研究后，两位专家对古窑址的断代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余希平认为，《景德镇陶瓷全集》等书中记载，景德镇地区瓷业的发展在唐代（公元618-907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唐代武德年间，第一次出现窑的专称。对于书中的论点他不与苟同，虽然在唐、五代历史时期，景德镇有很多生产古瓷遗址，唐、五代前并无窑址记载，所以王港乡坑口村这一山洞类型窑址的首次发现，将此记载推翻，根据他对资料的查阅和多年的经验初步判断此窑应在龙窑之前，而据《中国陶瓷史》一书记载，我国使用龙窑已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样景德镇烧窑历史就往前推1000多年，约在商、周历史时期，为改写景德镇陶瓷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他还告诉记者，洞穴内发现的瓷片有支钉原始瓷碗、小盘、罐、壶类，能够看出当时窑炉温度已经达到了1100度——1200度左右，说明窑工们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技术。关于坑口山洞类型窑址的断代，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有待对瓷片进行碳十四测定才能确定。
余希平还认为，从目前在王港乡见到的河流、码头、出土的青铜器，众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以及相关民间传说，一直到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跑马场来分析，这里文物遗存如此密集，说明曾经是景德镇周边百余里地的政治、经济、商贸、军事所在地，繁荣过几千年。在这里，4公里河流中竟有4座古桥，这在中国境内十分罕见。新平的崛起可能在王港之后，而后是浮梁县，近代的政治行政中心、瓷业才迁移到景德镇。
而王升虎却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从窑洞内瓷片的器形、釉面发色、窑炉形制和遗物堆积，还有相关的《纪年鉴》资料显示，都认为与唐、五代窑址的特点相吻合。因此他肯定这是一处唐、五代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瓷窑。这在景德镇陶瓷考古史中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景德镇唐五代陶瓷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
王升虎接着说：“时至今日，由于景德镇窑址考古信息的缺失，唐、五代陶瓷的研究较之其他更是纷繁复杂，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其性质判定、生产及钴料支配状况、消费阶层等，均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以前在景德镇对唐、五代陶瓷的研究只是有文献的记载，也没有发现过完整的唐、五代瓷窑。博士后方李莉先生在《景德镇民窑》一书中曾这样介绍，因唐五代陶瓷烧成方式是以支钉垫隔重叠装上垫柱入窑成，因支叠烧的高度有限，窑室不可能太高，如果窑身又短的话，利用率低，烧成温度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必须把窑身拉长，窑底坡增加到适当程度，故推测当时流行的是龙窑。但这只是推测，并没有发现真正完整的瓷窑来证实当时景德镇陶瓷生产的状况。坑口古窑遗址的发现，这在景德镇陶瓷考古史中尚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景德镇唐、五代陶瓷考古史上的一项空白，为研究景德镇唐、五代陶瓷发展历史提供了佐证。”
坑口古瓷窑身世究竟是商周时期？还是唐、五代时期？双方各执一词，当然，最后的结论还有待权威的考古专家们进一步发掘论证。
历史价值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在接受当地报纸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座洞穴窑是很普通的五代窑址，其实在景德镇的湖田窑附近曾经发现过五代时期的窑址，是马蹄窑五代窑址。但针对这个洞穴窑，经我们考究发现，由于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大大降低了它的文物价值。
江建新的讲话一见报，顿时在景德镇掀起一片哗然。
记者采访了王升虎，他对此观点发表了自已的不同看法，认为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座较完整的唐、五代窑址，这对景德镇研究唐、五代陶瓷史来说，是历史性的突破，它破解了一个历史之谜，说它是无价之宝都不为过。坑口唐、五代窑址有以下特点：一是它基本上都用支烧方法。现已发现的青瓷片及较为完整盘、碟、壶、杯等器物基本上都用支烧方法，除少数壶类器物之外的器物都存在支烧痕迹，有五点、七点、九点、十一点、十二点之多，支烧点有光滑的，有刺手的，有平点的，有外底多痕而内底则无支痕，水平不一；二是青瓷胎体都是一元配方。从青瓷片断面分析，其胎体结构都为一元配方，基本上是瓷石和石灰石性质的胎体，没有瓷土的伴混痕迹；三是青瓷的釉色并单一。青瓷以风化了的长石碎粉经陶洗后制成釉果，在经较长时间的碾磨，沉积制釉水，因此它的釉色基本上是单一而纯的颜色；四是以顶柱顶烧、支烧为装烧方法。因此，叠烧的碗、盆、杯、盘都在烧的过程中倒塌、粘结，因此成品较少；五是以刻划、乳钉为装饰方法；六是它以辘轳车拉坯成型方法。瓷器的旋转痕迹非常均称，自然流畅，修坯严整，厚、薄规整，各类型制的瓷器都较完整、规范，可见辘轳车在当时较为发达，已发现有辘轳车的轴承的顶碗（瓷质），因此成器率较高，基本上能满足烧成需要；七是瓷器以高温烧成，而且是用木炭作为燃料。据推测当时的窑温可能达到1150 -1200度，胎孔隙度为0、81%。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关于王升虎对唐、五代陶瓷文化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景德镇唐代陶瓷文化考略》已发表在《景德镇党刊》2010年第一期上。
针对江建新的观点，余希平也提出了自已的看法，认为做为一个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和陶瓷研究专家，说出这样毫无水准、毫无责任的话，太不应该。景德镇市文物局和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古窑遗址保护历来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也不是头一回。前几年，他听当地老百姓讲，在戴家弄一带的基建工地，人们捡到很多元青花瓷片。有一次还发现了挖了一半的元青花瓷窑，当时有人打电话告诉了市文物局和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结果专家来了随便看了一下，也不拍照，说窑已破了一半，没有了文物价值。结果在景德镇市区唯一一次发现的烧造元青花的瓷窑，就这样轻飘飘地消失了。为此，余希平提出了一些疑问：为何景德镇到现在仍未发现元青花烧造窑址？可以肯定的是，元青花烧造必定是在景德镇市区内，为何过去几十年市文物局和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报告没有公布出来，是未有找到，还是不存在还是被人为忽视了？在私下里，我们经常能看到非常标准，不需怀疑真伪的元青花瓷片是来自景德镇窑址，那么这些窑址又在那里？肯定存在窑址，许多陶瓷收藏爱好者都指向今日落马桥和戴家弄一带，但为何不见文物、考古部门去调查？近几年该地区房地产开发工地很多，随工整理、调查和考古应该不是难事，为何市文物局和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此一无所知？为何不派人去做实地调查？请问：这个不保护，那个不保护，你们要保护什么？你们想要什么？
历史上，少有文人墨客到景德镇作诗吟唱，即使有白居易《琵琶行》吟诵“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但也只是隔江犹唱浮梁茶。因此许多文献或诗词歌赋中很少有对景德镇陶瓷的描绘与吟唱。现在记者站在坑口古窑遗址前，望着许多青瓷片仍静静的躺在地上和山丘上，感觉这些经雨水洗净的古瓷片在阳光的照耀下是多么温润可爱。这些精美的瓷片似乎刚从历史的长河中徐徐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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