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豆”和商周青铜器时代的“鼎”。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为让神灵和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我们的祖先不惜倾其所有,用珍贵的牛羊猪等美味佳肴以及玉器等礼器,向天祈福。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香炉的形制、釉色及功用,随着当时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的变化而演绎发展。一个香炉一尊神,从敬佛礼佛和祭祀祖先的器物,慢慢地也成为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在漫长岁月里,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上香敬神祭祖,于是香炉这一器物便广为流行。
香炉的起源
香炉起源于何时,从西汉早期的博山香熏炉的功能和造型看,它很可能就是我国香炉的前身。古人用檀香木片放进炉里慢慢焚烧,香气四溢,不仅清脑提神除臭,而且驱邪避恶,起到净化居室环境的作用。香炉的真正出现,同佛教道教盛行有密切的关系,相传与东汉明帝推行有关。东汉后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论的出现,以焚香供祀神佛,寄托人们的情感,由熏炉派生出的香炉,将礼佛祭祖的功用延续至今。
随着佛教文化的逐渐融入,儒释道三位一体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主流文化。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宗教活动十分频繁,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时期,陶瓷香熏炉上精美的莲花图案广为流行,而莲花代表了佛教文化。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此时已被普遍使用。
唐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工艺制造水平堪称世界一流,无论是生产金银器的铸造业,还是烧造瓷器的制造业,都举世瞩目。其中青瓷以南方越窑为代表,白瓷则以北方邢窑为代表,这都是唐代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代出现了一种形状像先秦的陶豆,陕西黄堡窑遗址曾出土闻香炉实物。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色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末。线香出现的历史相对晚些。“焚香”并不是把香丸、香饼直接加以焚烧,让香丸、香饼发香,而是借助炭火慢慢焚烧,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古代绘画中女性“添香”的场景优雅而美丽,而香炉里基本上看不到插线香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地,仍保存此焚香遗风。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最为精熟的宋代,产生了一门学问———金石学。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绘制器型图外,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喜欢素净雅致的色彩,因此,素雅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色调。宋人趋向于自然,趋向于俭朴,在生活情趣上追求的是精细、雅致、淡泊。而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学习古人的创作,反对浮靡的文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瓷创造了全新的美学境界———既重视釉色之美,又追求釉色质地之精。如宫廷用器过去以金银器为主,宋代宫廷用器金银器减少而改用瓷器。宋代专门建立了官窑为宫廷烧造瓷器,规定皇上赏赐给大臣,尽量不用金银器,而改用瓷器。宋代仿先秦器物的瓷香炉层出不穷,如鼎式香炉、鬲式香炉、奁式香炉、鱼耳香炉、三足香炉……可谓五花八门。宋代香炉代表了宋代瓷器的艺术精神,香炉开始登堂入室,出现在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在当时,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文人四艺,颇受文人喜爱。
明清彩色香炉
明代香炉的质地发生了变化,有铜器、陶器、瓷器,还有木、竹、石雕刻等。宋元时期以青瓷香炉和窑变釉香炉为主,明清时期以青花香炉为主,还有红釉、彩瓷等香炉新品种。明代香炉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如象耳炉、戟耳炉、筒炉等。清代则以钵式炉为主。
明宣德皇帝艺术天分相当高,色彩感尤其出众,在他的影响下,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亮点。宣德皇帝嗜好赏玩香炉,特下令从暹罗国进口一批风磨红铜,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藏的柴、汝、官、哥、均、定名窑瓷器的款式,设计和监制香炉。为保证香炉的质量,工艺师在原料中还掺入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铸炼。成品后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精致美妙的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宣德炉的铸造成功,开了后世铜炉的先河,宣德炉也成为铜香炉的通称。
随着岁月流逝,宣德炉已成为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后仿炉、私款炉亦非常珍贵。原因是宣德炉在短短的四五百年间遭到了多种劫难。明朝崇祯时,连年战争,国库空虚,甚至将内府库藏的历代各种铜器,全数发给宝源局,拿去熔铸钱币。清代咸丰年,内忧外患,为发行钱币,不惜把皇宫、内廷保存的各种铜器毁掉用以铸钱。抗战时期,日寇做枪炮缺乏铜料,在我国各地搜集铜器,熔化后改做枪炮。解放后经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等劫难,宣德炉已所剩无几。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香炉作为礼器得到空前的重视。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乾隆时期社会空前繁荣。乾隆皇帝好古成癖,乾隆瓷器无论造型,还是釉彩、图案纹饰,工艺要求都非常高,即使民窑也是如此,充分体现了乾隆盛世的气象。
作为祭祀用的主要器具香炉伴随着历史的进程,随着它的功用的扩大,它赋予人们更多的灵性,让人们追随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唐邢窑琴炉
唐代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经过300多年的分裂和内战,北方瓷粗犷、豪放的激情与南方瓷精致、委婉的情思,到唐代巧妙地合流。代表唐代北方白瓷最高成就的邢窑,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唐代邢窑琴炉是唐代王室贵族使用的器物。我曾走访考察各地古窑遗址和各大博物馆,从未见如此精美的琴炉,让人爱不释手。琴炉高5.2厘米,直径5厘米,炉口径为3.3厘米,造型如此规矩,工艺如此精致,邢窑的不同凡响身价可见一斑。炉内及底皆施乳白色的釉彩,釉色纯净均匀,釉质肥厚,雪白莹润,足底露出胎骨,可见瓷土淘洗极其仔细。炉为束颈卷沿,广肩鼓腹,三只兽足鼎立,向外撇开,十分强健有力,颇具盛唐遗韵。
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止用铜铸造生活用品。随之,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成为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具。
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窑胎质坚细洁白,造型凝重大方,雅而不俗,它以白胜霜雪的洁净色调和朴素大方的典雅风范见长,体现了唐人重洁白无瑕、朴实无华的高尚情操,同盛唐博大恢宏的气魄如出一辙。
南宋龙泉窑鬲式炉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精。青釉鬲式炉,为龙泉青瓷中的精品,仿青铜炉,系商周时期青铜鬲样式。宋代有焚香和祭祀的习俗。当时,宋代的窑场大量生产焚香炉具,其中以南宋龙泉窑烧制的青釉鬲式炉名气最大。
此尊龙泉鬲式炉大气而高贵,它高12.5厘米,口径14.5厘米,炉内施釉,平唇微外斜,炉沿呈淡色紫口,短直颈,腹部挺拔圆鼓,肩部有一圈凸棱,自腹部至足背凸起三条棱筋,微露白痕,俗称之为“出筋”。下承三足,每足内侧各有一小孔。三足底部无釉处露胎,有火石红斑为“朱砂底”。三足内应为空心,我在龙泉大窑遗址考察时,见过残器。炉通体施青釉,光泽温润,有冰裂纹。整个炉造型古朴典雅,线条曲直结合,釉色青翠碧绿,釉面莹润如玉,为龙泉青瓷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龙泉鬲式炉产生于文化高度发展的宋代。进入南宋,政治中心南移,经济空前发展,宫廷用瓷增加,外贸出口扩大等,使得龙泉青瓷蓬勃发展,日臻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白胎厚釉、釉色明澈温润,苍翠如玉,其中以粉青、梅子青最具魅力。
明成化仿哥窑竹节炉
哥窑以其产品周身冰裂、变化万千而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尊哥窑竹节香炉,系明成化年间的官仿书房香炉,清丽雅致,难得一见。这尊明代成化香炉,高6.5厘米,直径9.5厘米,胎骨厚重,内外壁均施有浅青釉色,通体满布黑色开片,纹片大小相同,自然生动。造型古朴,制作精巧,形状为竹节,节节向上,腹空心虚,令人遐思。炉内底留出深灰色的胎骨,炉底足部无釉处为铁褐色,俗称“紫口铁足”,炉下装三个蹄形足,给人以稳重、典雅之感。
哥窑相传龙泉章氏兄弟中兄长主事之窑,称哥窑,但未见宋人记载。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色好者类董窑,今也少有。”哥窑遗址至今尚未发现。哥窑美丽精致的开片,令世人为之惊叹,历代文人雅士为文作诗,代不乏人。其实开片的形成本是烧制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它因胎骨和釉面在高温下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一件瓷器如膨胀系数一致,釉面就没有裂缝,胎与釉的结合紧密,会产生浑然一体的效果。
古人为何要钟情竹节香炉呢?这恐怕与竹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所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关。早在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的符号和其后的甲骨文中,已有象形的“竹”字,及同“竹”有关的字。宋代苏轼曾云:“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中国的音乐与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明嘉靖瓜楞青花炉
明代瓜楞青花香炉,属于典型的文房香炉,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由景德镇窑烧制的,造型轻巧玲珑,惹人喜欢。这尊瓜楞青花三足香炉,开光图案,菊花纹饰,画意生动,典雅精美。香炉制作的工艺比较讲究,能拉出这般造型的坯,是很不容易的,定是一位高手。炉内胎和炉底均施满青白釉。两耳之间宽度为9.5厘米,高度为8.5厘米。腰间有青花如意纹图案,两只高高耸起的耳朵,同明朝官员的帽子颇有点相似之处。
香炉所用的图案为菊花,线条流畅,色彩层次分明。菊与兰、梅、竹一起以其各自独具特色的花、姿、色、韵,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嘉靖崇信道教方术,纹饰多具道教色彩。(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