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的杜重远时代

1934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场小雨让景德镇的空气变得宜人起来，经过11个小时的车程，杜重远和他的同伴们也终于抵达。
风景佳幽，山水环抱，竹木繁生的景德镇让这位俊朗的东北汉子心情愉悦，看到窑烟接云，杜重远不禁感慨颇多，虽肩负复兴景德镇瓷业重任，但对于—名窑业专业的工程师而言，此行也有着前来瓷部朝圣之目的。
这之后的故事因杜重远而异彩纷呈，这位激进的民国名士几乎缔造了一个景德镇时代，但和其令人扼腕的结局一样，杜重远在景德镇的瓷业改革未能获得成功，他只留下了一个景德镇的杜重远年代供后人怀念。
瓷业凋敝
上世纪30年代的景德镇瓷业凋敝，经济大萧条后的列强向中国倾销着廉价的工业产品，其中就包括陶瓷，那时日本的廉价工业瓷甚至销到了景德镇人的家门口。
而此时的景德镇瓷业仍在吃老米，各行业的相互倾轧，正让这个享誉千年的瓷都走向穷途末路。
景德镇瓷业生产工序细分一直让景德镇人十分骄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流水作业，让景瓷更显专业。比如画一朵荷花，画花办的就只能画花办，画花心的就只能画花心，“一笔师傅”们在各个工序中追求着完美。
就手工生产而言，这样的流程堪称最高境界，但一个铜币有两面，而在当时，铜币的劣面几乎毁了瓷都。干百年形成的生产关系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行规表述，各行派依靠行规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在民国时期，利益的博弈变成相互倾轧，加剧了瓷业的衰败。
杜重远第一次到景德镇的时候，行派垄断市场的局面已经恶化，“有专做坯者，土名曰窑户疠户之名不妥，应改为坯户)。有专烧窑者，土名曰烧窑户(改为窑户)。有专做匣钵者，土名曰匣钵厂。有专画花而自烘之者，土名曰红店，有专检查专包装之工人附着于瓷店内者。”
当时吴、刘、李、饶等家族把持了“窑里”的原料供应，每年他们都会限制产额，高抬市价，销路好时，每年可坐享四五十万元的纯利。
匣钵厂业主为贪图利益，常常会在生产过陧中混入杂质，匣钵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倒窑的情况经常发生。
景德镇的一百余座瓷窑也大都被都昌几家富商垄断，必须先交柴金才能烧制，而烧制损失却概不负责。在这样不合理的行规下，窑主还任意将窑身做大，这样一窑就能烧更多的瓷器，可以多拿柴金，因此发生的倒窑事件也日趋增多。
为了压低浮梁、祁门等地运来的窑柴价格，窑主们还经常实行“窑禁”，在窑柴到货的高峰期，强制减少行业内的烧窑次数，或千脆不烧窑，造成窑柴滞销，然后再压价。
根据杜重远1934年所著的《景德镇瓷业调查记》，景德镇瓷业凋敝状况让人心寒，“车近镇边，已见其衰落景象，盖烟筒百余座，出烟者不过十之一二耳。”
“全世界之不景气的狂潮，又卷入中国景德镇，前途益觉暗淡。近数年来窑户(坯户)由四千减至一千，工人由廿万而减至四万，营业总数由一千四百万元而缩至二三百万元。每到年终无沦窑户工人，忠实者辄悬梁自尽，狡黠者辄流为匪类。道途污秽，民多菜色。全镇之中，欲找一气色丰润之孩童而不可得。镇中素有五多之称：鸦片、私娼、臭虫、茅厕、花老鼠处也。故历年常闹鼠疫，近自南昌行营别动队到镇以来，实行千涉，限令清洁，情况较好于前。以上拉杂所陈，景德情形极尽于此。”
“迁都九江”
上世纪30年代，江西工业落后，全省除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外，难见工厂。加之列强肆意倾销，当局便欲重振瓷业，推动江西工业发展。
当局综合一些专家的意见，欲将制瓷中心从景德镇迁往九江，理由是长江边上的九江交通便利，星子高岭土产地离九江也很近，如此在九江建机械化生产的瓷厂可行性更强。
反观景德镇瓷业从业者思想守旧，而且行派相互倾轧，瓷业凋敝。另外景德镇地处偏僻，公路和铁路交通几乎是空白，航运还须靠天吃饭，“秋今水涸，动须匝月方达湖口，费时既久损害又大。”
当时认为景德镇瓷业从业者思想守旧，墨守“成法不可改”的观点大有市场，江西瓷业公司的经办人就因此将江西瓷业公司一分为二，设立本厂、分厂两处，本厂设在景德镇，分厂设在波阳城内高门，以便于对瓷器的改良。
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很赞同上述观点，于是熊式辉便着手安排得力之人主持瓷业振兴。杜重远很，陕便因为自身的才华和独特的经历成为不二人选。
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主修窑业科。列强环嗣，国力衰微之时，杜希望能以实业救国。毕业回国后，杜集资在沈阳城北创建了一座德国式哈夫曼轮窑，建成了全国第一座用机器制造瓷器的瓷厂——肇新窑业公司。但好景不长，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实业救国梦也随“九一八”事变而幻灭。
1934年，熊式辉正式邀请杜重远来江西商谈改革瓷业计划。
杜重远认为，“因欲改革瓷业，必先明了瓷业的衰落原因，欲知瓷业的衰落原因，不能不调查中国第一瓷区的景德镇。”
于是便有了杜重远1934年8月初的景德镇之行，在景德镇经过详细调查后，杜重远得出了与专家们捆左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让之后的瓷业中心得以继续留在了景德镇。
挽救瓷都
1934年，杜重远将自己在景德镇考察结论，刊登在了《江西民国日报》上，这篇《景德镇瓷业调查记》连载两天，反响强烈。
杜重远在调查记中写道，“劳力而不知劳心，分工而不知合作；视惯例如成法，嫉革新如寇仇；营业尽管萧条，而组织一仍其旧；样子尽管陈腐，而制法毫不更新；若晓以世界情形、国家利害，更如对牛弹琴，痴人说梦”。
但以上“其实不过是景德镇的病象，而并非病因，病因惟何，政府之放任昕致也。查景德镇历代没有窑宫专理大事，工人疾苦，劳资纠纷，不能彻底明了，因势利导。”
辛亥革命后至上世纪30年代，只有袁世凯和宋子文在景德镇短暂设立过类似瓷局之类的机构，但无论洪宪窑或宋氏民国宫窑，都只是为权贵效忠的走卒。
当局政府也只会利用瓷业收取赋税，从来没想过要挽救濒临崩溃的瓷都。杜重远在凋查记中，毫不客气地指责当局：“遇事敷衍，不肖之陡，反目为发财渊敝。如景德镇县长，及公安局长，素有肥缺之称。”
杜重远认为，“至于救济景镇，非无办法。只在政府有无决心耳。”
杜重远认为，“景德镇为我国第一产瓷名区，亦全世界瓷业主发源地，其景况之隆替，非特系平民生之荣。抑且关于文化之兴衰，国人对此当甚关心。”因此盲目将瓷业中心往九江不妥。
在调查记中，杜重远列明了重振瓷业计划．首先当局应在景德镇设立陶政管理机关，改变各行派倾轧局面；再设一模范瓷厂，“示以制瓷方式，合作利益，改烧煤窑，减轻成本，铲除禁窑之弊”；“然后再设一模范合作社；例如合作购买，合作运销，所有种种把持之病，均可扫而除之。”
从事过实业的杜重远深知交通的重要性，因此他还建议在景德镇和九江之间修建轻轨，改变景德镇陶瓷运输过度依赖昌江的局面。
杜重远还呼吁，“记者非有卓识高见．挽此颓局，谨就一得之愚，公之社会，深望实业当局，各方领袖，急起设法，速谋补救，勿使此千年国粹，而漂没沉沦，则幸甚矣。”
杜重远挽救瓷都急切之心，溢于言表。
杜督陶官
杜重远的改革计划有理有据，加之杜重远与宋子文的校友关系，熊式辉对此改革计划慨然应允。1934年12月，江西陶业管理局成立，杜重远担任局长。杜上任后，邀请了许多陶瓷专家前往陶业管理局任职，其中就有著名的陶瓷教育家张浩，张浩早年也是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是杜的学长，到陶业管理局后任工务科长。
同时，杜重远还希望瓷业改革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更多支持，于是杜重远便向熊式辉推荐浮梁县长人选，此人名叫阎模凯(音)，是爱国人士阎宝航的胞弟。
1934年初冬，一则招生信息出现在了杜重远主办的上海《新生》周刊上，招生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被录取的学生将被送往景德镇学习陶瓷知识，发布这则招生信息的正是杜重远，杜重远此举是为在景德镇创办的陶业人员养成所招生。
许多青年学生慕杜重远大名前来报名，在上海，杜重远亲自组织笔试和口试，考完试第二天在上海录取了30多名考生，加上在南昌的考生，陶业人员养成所共招收了72名学生，媲美孔子座下的“七十二贤人”。
据当年陶业人员养成所学员潘炯乐回忆，这个陶业人员养成所位于风景秀丽的莲花塘畔，与陶业管理局办公室栢邻。养成所分设陶瓷总论、陶瓷分论、筑窑、图画、汇色、工场调查等陶瓷公益方面的课程，并设有一个陶瓷实验工厂，此外还开设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司法、法制等课程，还开办了英文、俄文、日文选修课。
该养成所由杜重远亲自兼任所长，并聘请了十几位陶业界知名人士任教，如聘请张浩兼职筑窑教师，聘请邹如圭讲授陶瓷分论，程伯卿和江梦九担任陶瓷工艺方面课程。杜重远创办养成听的目的，是为景德镇的陶瓷改良计划培养人才，为九江设立的新式瓷厂——光大瓷厂输送人才。
这些来自赣、沪两地的精英学子很快便在杜重远的瓷业改革计划中发挥作用。杜重远为让景德镇人了解世界格局和景德镇的落后现状，举办了多场露天讲演，学员们根据听学轮流上阵，这样的讲演吸引了许多景德镇人的关注，每次讲演现场都是人山人海气氛热烈。
养咸所还创办了民众月刊，除刊登讲演内容外，还有凋查报告及陶业管理局的告示等内容，这份月刊发行量达到了2000册，在当时识字人数不多的景德镇，这样的发行量令人咋舌。
另外杜重远还设立了几个夜校式的工人训练所，招收景德镇的陶业工人入学，由养成所的学员任训练员，目的是培养陶瓷工人的文化技术，提高陶瓷工人队伍的素质，逐渐形成一支改良陶瓷工业的基本队伍。
在创办养成所之外，杜重远的其他改革措施更体现了其作为一名实业家的风格。杜重远担任陶业管理局局长后，依照改革计划，在景德镇开办了模范瓷厂和模范窑厂，向景德镇瓷业展示了现代瓷厂的管理和运营方式。
模范陶瓷企业打破了剖日行规，完全按照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并仰仗行政权力保障，强制职肖了窑禁。
此外，杜重远还创立了陶业试验所，在试验所里，人们可以参观到机械化的制瓷方式。
杜重远大刀阔斧的改革收效显著，依赖行规的行业垄断被打破，景瓷中兴也即将拉开序幕。杜重远也因此深孚众望，被誉为瓷都的救星。
革命未能成功
只有时势造英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杜重远的改革未能改变景德镇的历史走向，他试图力挽狂澜，但仅凭一人之力，无异于螳臂挡车。
1935年7月，杜重远因《新生》周刊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被监禁。1937年6月，杜重远最后—次来到了德镇作了讲演，但之后受困抗战局势，杜重远再没能回到瓷都。
杜重远离开景德镇后，接替杜重远的张浩，希望能继续改革。张浩任瓷业管理局局长后，着手新建烧煤窑，因为柴窑已经不符合现代陶瓷生产的要求。但在建新窑时，受到警察局的阻扰，新窑筹建失败，加之先前陶瓷教育上的失败，让张浩对改革失去了信心。
杜重远的瓷业改革也因此戛然而止，景德镇的瓷业重归行派把持。陶业养成所的学员们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九江的光大瓷厂，有的跟随杜重远奔赴抗日，有的留在了瓷业管理局工作。在这“七十二贤人”中不乏成就者，比如景德镇地下党创始人黄永辉就是养成所的学员，其他还有多位学员在新中国人民政府里担任过要职。
1943年，杜重远在新疆掺遭军阀盛世才毒手而为国捐躯。
(本文撰稿过程中得到对杜重远瓷业改革颇有研究的石奎计老师的大力协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