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和御器厂的来历

　　珠山，在景德镇市中心。景德镇四周群山环绕，在方圆数十里的小盆地中，一座不太高的山峰，平地矗起，登临其上，可以俯瞰四周景色，全镇风光，尽收眼底。相传秦时番君吴芮，巡视番县东境地区，曾驱马上山，因而称立马山。到唐时，人们认为“地绕五龙”，正式取名为珠山。宋代程晖《珠山晚跳》诗中说：“崿立南中山特起，群龙却是献珠初。”元朝末年，于光镇守浮梁时，曾驻兵珠山，称为行合，号珠山为蟠龙山。明朝称为纛山，大约是于光曾驻扎在这里的缘故吧。但人们仍然相沿唐代的习俗，称这里为珠山。明朝初年，朝廷看中珠山的形势好，在这里设置御器厂，珠山遂成为御器厂的镇山。古代称一主的主山为镇山，有镇压群邪、威镇一方的含义。

　　 御器厂的明朝初年创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五百年之久。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居然想重建御窑。这同他的洪宪帝一样，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宋朝之后，景德镇曾有官窑、民窑的区分。但宋、元期间的官窑，实际上是从民窑中“百中选一，千中选十”，挑选烧造精良的瓷器作为贡品，一般是有命则贡，无命则止，并没有设置生产御器的专门机构和窑场。可以说，这种官窑实际上是寓于民窑之中。《元史》记载， 1278 年（元到元十五年）曾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这个瓷局还不是专门生产御器的机构，主要是负责向各窑场摊派、收购、输送、检查等任务，是官府对窑场进行征派的机构。

　　 明朝御器厂创建在什么年代，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统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是明太祖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三十五年，一说是明武宗正德初年。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 1368 年（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随后进军东北、西北、西南各地。 1369 年（洪武二年），统一战争处于尾声，国家还没有安定，朱元璋出身贫寒，了解民间疾苦，正在实行缓和阶段矛盾的政策，如在这个时候设置御器厂，必写要加重饶州地区民工的负担，估计在洪武二年设置像后来那样规模巨大的御器厂不太可能。有材料说，洪武三十五年建立的御器厂，是“改陶厂为御器厂”的。有可能在洪武初年曾设置过规模不大的“陶厂”，也可以说是一般的官窑，还不是正式的御器厂。说洪武三十五年设置御器厂，是根据景德镇市政府内明朝崇祯十年（ 1637 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碑文说：“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如果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也不足信。因朱元璋在位只有三十一年，哪有三十五年置御器厂的事呢？但是，如与其他资料对证，这一说法的可靠程度却比较大。如清朝人汪忣在《事物会原》卷二十《古饶器》中说：“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解开了明御器厂设置年代之谜。洪武三十一年，如加上建文四年，恰好三十五年。为什么抹掉建文帝的年号呢？这是明成祖朱棣搞的名堂。朱元璋的长子朱骠早逝，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允炆的叔父朱棣不服，凭借实力，打着“靖君侧”旗号，起兵夺取了侄儿的皇位。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是直接继承父位，便不顾历史事实，下令削去建文年号，将洪武年号延长到三十五年，这就出现了四年没有朱元璋的朱元璋年号的怪事。所以，御器厂的设置，实际上是建文四年（ 1402 年）的事。至于说正德初设置了御器厂，来源于清乾隆年间编撰的《浮梁县志》，卷五《陶政》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寻以兵兴，议寝陶息民，未几复置。”这是说御器厂是在明武宗正德初年设置的，因为出现战事，有人建议停止制造御器，以休息民力，不久，又恢复了御器厂。这段清朝人写的文字，是抄自明朝人的作品。不知道是漫不经心，还是另有所据，竟同明朝人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的叙述有了出入。原文是说：“正德初，置御器厂，颛菀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段话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正德初年之前，因战事发生，为了休息民力而停止了御器厂的生产，到正德初年时，才重新恢复御器厂。清清楚楚是说御器厂在正德初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后来一度停办，这时才重办的。可见正德初才设置御器厂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正德初年之前，各朝御器厂已经烧制了大量的瓷器。近年来，在珠山御窑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正德初年之前历朝御窑烧制的，这是最有力的证明。附带要指出的是，乾隆年间编撰的《浮梁县志》，对这三种说法，都在书中的不同部分加以叙述，而不予置评。不清楚是因为县志的编写出于众人之手，而不能统一，还是由于主编者的才识、学力不足，或大意疏忽所致。在历史上编撰的许多方志中，经常出现这类一事数说的情况，这需要我们予以鉴别。

　　 朝廷设置御器厂，随即委派专门负责管理御器厂的官员，名为督陶官，或称督陶使。明朝的督陶官，一般以中官也即宦官充任。如詹珊《重建敕封万硕侯题师主佑陶碑记》中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在整个明代，基本上都是以中官督理陶政。说基本上是中官，就是有时还会派地方官兼管陶政。如宣德年间（ 1426—1435 年），就曾以营造所丞督理陶厂。又如嘉靖年间（ 1522—1566 年），曾遴选江西一些州府的同知轮流担任督陶官。但这种情况往往不能持久，主要是这些地方官不能领会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因而遭到谴责，或者被斥退。所以，在明代，地方官督理陶政，只是一种补充或过渡形式，主要是由中官掌管御器厂的权力。明代皇帝君临天下二百多年，一直把宦官作为统治工具，派中官来景德镇掌管御窑，可说是皇上的既定方针。清代统治者一变明代的做法，把中官督陶看作弊政，予以革除，而由朝廷直接派员充当督陶官。所委派的官员，大都熟悉陶务，或愿意钻研陶务。在清代，很有几位作出贡献的督陶官员。这是清代吸取了明代经验教训的结果。乾隆以后，以榷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清代还对御器的经费和工匠制度，作了必要的改革，规定陶瓷制品的价值如何估算和最后核销，经费由正项钱粮弃算，或者由淮安析闸关拨给钱粮 8000 两开销；工匠制度，由匠役制改为雇募制。资金来源和劳力供应，历来是工业生产的两个基本问题。清代的改进，必然带来瓷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