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余昭林 口述  刘贤诚 整理
我10岁学挛窑。做我这一行，是一个独行。解放前，景德镇的挛窑店被我余姓所垄断，而且还只有都昌县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的余家人。这两村，实际只是一个村，是一个祖宗的两个分支，两村相距不到半华里。挛窑技术是父传子，不传女婿。花门楼共有64户人家，在挛窑店里做事的占40%左右。
都昌余姓人独占挛窑行业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据前辈传说，是在我的上六代开始的，到我是第七代，即从我村家谱的“启”字开始。六代之前再难以追溯。
很早以前，景德镇没有柴窑，烧瓷器均是槎窑，窑也很小。那时挛窑行业，全是浮梁魏姓人，别姓不能做。有时事情多，人手少，就请都昌人临时帮工，时间一长，都昌人就初步掌握了挛窑的技术。开始，都昌余姓人组织了一个补窑店，对窑炉的小毛病进行修补，或抹泥巴（叫塘窑），这样，我们懂得了窑的结构。以后窑厂逐步向市区发展，在窑厂做工的和窑户老板多是都昌人。特别是瓷器由粗而细，槎窑火力无法烧熟，因此，有人开始试用松柴烧窑，这种窑就是柴窑。据说景德镇第一座柴窑在现今胜利路中段南侧的程家窑所在地（建国瓷厂办公大楼对面）。此窑是都昌冯姓老板所建，他不愿受浮梁魏姓挛窑人的气，就特请都昌余姓人挛窑，当时我们不敢接受，担心魏姓找我们的麻烦，冯老板说：“怕什么？有事我负责！再说，他们是挛槎窑，你们是挛柴窑，我愿请谁就请谁。”这样一说，我们就承接了第一座柴窑的挛窑任务，窑炉挛好之后，经使用质量很好。事后，浮梁魏姓人还是来干涉了，这位冯姓老板的答复是：“你挛的是槎窑，我现在挛的是柴窑，再说你们也忙不过来，何必占得那么多呢？”当时浮梁魏姓人已经很少，也确实忙不过来，但主要原因还是斗不过都昌人，他们默认了。从此，魏姓的挛窑独行被打破，以后柴窑逐步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一百多座，槎窑则由原来的一百多座剩下二十几座，店在四图里。到这个时期，挛窑这一行业，实行上被都昌多宝乡花门楼村和仁义村余姓人所垄断。到后来，槎窑也为余家人所挛，因为他们只剩两个人，根本无法进行作业。
到解放前夕，挛窑店共两家，一家在彭家上弄，共有20人，老板余昭清、余式蛟。一家在龙缸弄，老板余式新、余昭荣，共18人。老板是在技术师傅中轮流推选的，一年一轮换。其任务一是收钱，二是管账，三是分工资，四是派工。工资分配方法也是独特的，形式和人民公社时农民计工分相似，一分多少钱不知道，到年终统计了总收入，才能得出每分是多少钱。挛窑工的等级是按“四爪一股”划分，四爪好比猪的四蹄，一股就是猪的正身。挛窑学徒为三年，我学徒时每年十二块银元，我的上一辈是没有工资的，连饭都是吃自己的。三年之中，每年正月还要请店里所有的师傅吃一次酒，目的是想各位师傅在技术上多多指教。三年满师后升为“一爪”，六年后升为“二爪”，九年后升“三爪”，满十二年升“四爪”，又叫半股。在升半股时也要请一次酒，请各位师傅评议技术高低。一般来说，第一次是很难升上去的，老师傅会说你很多缺点，只有来年再评。升到了“半股”再过三年又请师傅评议升为“一股”。从学徒到一股，一般要十五六年，所以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挛窑师傅是不容易的，从十一二岁学徒起，到一股师傅最少也要到二十五六岁。升到了半股，也就是一个中等技术的挛窑师傅。一个半股的工人，要是瓷业生意好，窑挛得多，一年收入约计100担谷，一股比半股要高50%，一爪为25%。每挛一座窑40块银元，如果一年不挛窑，只要你这座窑在一年中烧过一次，就要付给挛窑店两石米的生活费。这两石米的来由是：挛窑多数是在正月到三月进行的，其他时间较少，没有事做时，多数人到乡下种田，有时急需挛窑，窑户老板找不到人。后来，经九窑公会研究决定，每座窑每年给两石米。挛窑的工资每年算一次，平时要钱用可以借支。
挛一座窑，一般是四五天时间，6至8人。挛窑时，窑户老板把我们当祖宗敬，三餐一点，好烟好酒。吃早饭要在餐馆的雅座，四个炒菜。中餐和晚餐是在窑户家里，均是特请高级厨师，选买上等鱼、肉、鸡、香菇、木耳、海味等十多个菜。其中只有在姓冯的老板家挛窑才吃黄花、木耳等十碗头酒，意思是饮水不忘挖井人，表示冯姓起头之意。
说到吃早餐，这里还有一段趣事。有一次，一位老板想节省钱，让我们在楼下吃，我们就点吃豆油皮等菜，这样一来，楼下比楼上的钱还多。从此以后，别人也就不敢破这个规矩了。还有一次替陶务局挛窑，他们用武力威胁我们，叫我们早晨在汪家街花鸡公茶馆吃油条。油条吃完后，几个老师傅就回家去了，他们马上派警察把几个师傅强行叫到陶务局软禁起来，为此，我们挛窑店全体工人停工不做，可是有的窑户又急需挛窑，最后又是九窑公会出面调解，请我们出来，陶务局也只好三餐一点照例执行。
其次，挛窑技术的传授是很保守的，除父子之外，学徒者若不处处留心是学不到技术的，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谈技术问题，有时父子俩在家里谈技术，只要发现一个外人走来，马上就停止谈话，生怕别人听去。以我自己学艺经历的两件事为例：一次是在锦堂窑，窑挛好以后，“窝里”烧不熟，把桩师傅到店里来找我师傅，师傅热情接待他，却叫我到厨房烧茶，我人在灶边烧茶，耳朵注意听他们说话，师傅说：“回去后，用一根线从窑门口拉到‘余堂’，看一看窑弄里的‘老土子’是否铺平整了。”把桩师傅回去用线一拉，发现“窝里”的“老土子”要低三寸，他马上补上“老土子”，再烧窑，这毛病就解决了。第二次是在老方家塘窑，是“窝里”倒了窑，把桩师傅和挛窑师傅一研究，把小器由8路改为10路（横的一排为“一路”），这样一改，倒窑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挛窑工和把桩工要紧密配合。挛窑在进行之中，把桩师傅是寸步不离现场的，有什么问题及时提出。还有一点，窑挛得好，满窑满不好或者是烧不好也是不行的，经验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技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以前有几句老行话：“窑弄不天光”，“水往低处流，火往空处钻”。意思是烧窑会发生千变万化，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学徒的是处处观察师傅的操作，有些手上的工夫是在实践中练出来的，如搭泥巴，全靠手法。学徒第一步学搭泥巴，压撑砖。第二步学砌前头的“扇面”。五六年之后就让砌前面的“脚篷”，有了毛病师傅就修一下。
窑的大、小、高、低有统一的规格，相差只有几寸。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陶业局长杜重远将上江家窑定为模范窑，规定窑弄统一标准，即前头高一丈五尺三寸，中高一丈一尺一寸，后高六尺二寸，全长四丈七尺。窑篷上共有四只眼，其作用是望火，望火时，脚必须站在一个固定点上，才能看得准确。紧靠烟囱一只眼，是看瓷眼，把桩师傅在这里吐痰下去，分析痰色，就是凭这经验判断瓷器烧熟与否。解放后窑篷中间增加了一只眼，目的是加速冷却窑温。烟囱前后各一只眼，旁边一只眼，都是望火的。这些眼的安排都有特定作用的。早先挛窑，一无图纸，二无仪器，全凭经验代代相传。
挛窑店主要是砌窑篷，烟囱多数是窑工所砌，也有少数请挛窑店砌结，工资另给，每只烟囱每人2石米。窑厂工人砌烟囱是把桩、驮坯、架表、收兜脚4个人，并有固定分工，即把桩砌右手，驮坯砌左手，架表砌篷上，收兜脚砌背后。
1950年，瓷业工会联合会出面召集两个挛窑店开会，合并为一个店，同时有槎窑的补窑店4个人也合并到一起，这四十几个人，就是现陶瓷窑炉建筑安装公司的起源人。1951年市总工会又提出打破旧的行帮习俗，要带外县外姓的徒弟，我们几个老工人思想也解放，技术也公开，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听党的话，在一再动员下，带了两个外县徒弟，一个叫郑文标，安徽祁门人，十三岁；一个叫刘春林，江西新建人，十二岁。
解放后有很多新产瓷区建柴窑，均是到景德镇来请师傅，我先后到过于都、鄱阳、都昌、庐山、黎川、九江、鹰潭等地，外省有福建建宁、安徽太湖等，建了不少柴窑。随着科学不断发展，老式的柴窑仅存古窑和建国瓷厂两座。我们挛窑老工人部分已成故人，健在的只有7人，其中在职的只有4人，而这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47岁了，其余将近60岁了。
(本文摘自《景德镇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