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类御用工艺品的制作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最后一个繁荣阶段。景德镇御窑厂瓷器制作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陶瓷史上的最高水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瓷质之精细，釉面之莹润，造型之新奇，色彩之绚丽，可谓登峰造极。正如《陶雅》中评价：“倡条冶叶，不乏奇丽之观。”《饮流斋说瓷》中也说：“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当时凡是日常生活中所用器物，均可用瓷器来仿效或取而代之，清人朱琰在《陶说》中曾作过全面概括，他在谈到文房用具时说，瓷器除有“砚屏、墨床、书滴、秘搁、镇纸、司直各适其用”之外，放笔有笔管、涮笔有笔洗，安笔有笔床，架笔用笔格，插笔有笔筒，也一应俱全。至于“饭勺、茶匙、筷箸、蜡斗、醋滴、澡盘、灯盏、方枕、圆枕、盆、缸、瓮、钵、盘”等生活用具及斗茶、曹饮、馈食之所需壶、尊、碗、碟为类更繁，难以枚举。“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陆子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鲍天成治犀、赵良壁治锡、王小溪玛瑙、蒋抱云治铜、濮仲谦雕竹、姜千里螺钿、杨埙倭漆、今皆聚于陶之一工”。乾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当时的督陶官唐英有着密切的关系。唐英，字俊公，号蜗寄，沈阳汉军正白旗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初五，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雍正六年，唐英被派驻景德镇督陶协理，乾隆四年升为督陶官，直至乾隆二十一年，督理景德镇御窑厂达27年之久，对雍正、乾隆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人们将雍、乾隆时期景德镇官窑称为“唐窑”。雍正六年，他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生产一无所知，于是与窑工共同生活了三年，刻苦钻研陶务，最后对“泥土，釉料，胚胎，火候，具有心得”并“躬自指挥”，加之他本人博才多艺，精通书法、绘画．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使制瓷技艺有了极大的提高。他在乾隆八年，总结了景德镇千百年来积累的制瓷经验，撰写的《陶冶图说》、《陶人心语》等著作，图文并茂，对研究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时期陶瓷传世品的品种及数量上看，他所督造的御用瓷器中，最突出的成就是仿古及创新之作，其中以仿制历代名窑制品为大项，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大量的仿制各类工艺品的奇巧之作，精美绝伦，仿品中有的精美之作与真品实物对比，其形态、色泽相同，质地真切，难分真假。藏品中大致有以下几类，仿木器、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仿玉石器、仿织锦纹及摹仿各种动、植物的象生瓷等，大多摹仿器既模仿实物的造型、釉色、纹饰，但非亦步亦趋，而是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仿古铜器：仿古铜器是清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仿制各类工艺品中，最为成功的瓷器品种。一般多以茶叶末或酱釉来摹仿青铜器釉色，用松石绿釉及金、银彩来仿效铜器上的锈斑、错金银、洒金、鎏金、旧色等，无不惟妙惟肖。仿青铜器造型有双牺樽，各式壶、觚、洗、鼎、炉、盒等，底部一般多有大清乾隆年制篆书刻款。如仿古铜彩牺耳尊(彩版一，1)，高21．8厘米，口径13．2厘米，足径11．7厘米。尊撇口，鼓腹，圈足外侈，肩两侧各堆饰一牺耳，平底，底中心金彩双栏内阳文篆书六字三行“大清乾隆年制”款。通体仿战国错金银铜器，茶叶末色地上分别用金、银彩绘制图案，以战国铜器上流行的纹样为题材。颈部、足上部各有蟠螭纹一周。腹上部为菱形云雷纹，下层是变形蝉纹。铜器的色泽、锈斑及嵌金银工艺，模仿得几可乱真。此件牺耳尊曾见于唐英的《陶成图》画卷，是清代制瓷技术取得高度成就的具体反映。
　　乾隆古铜彩双螭耳海棠式瓶(彩版一，2)，高5．5厘米，口径4×4．3厘米，足径5×5．7厘米。瓶呈海棠式，颈两侧对称饰螭耳。通体施酱釉描金，口沿模印蝙蝠纹，腹部四面有正方形开光，开光内模印夔龙捧“寿”图，肩部及近足处均模印如意云头纹，足墙凸印朵花纹，底施酱釉，无款。此器造型新颖，所饰纹样为明、清时期流行的吉祥图案，图案下饰松石绿釉，突出表现了青铜器所特有的沉着色调及青铜锈斑效果，工艺精湛。
　　仿古铜彩描金兽耳活环盖罐(彩版一，5)，高32厘米，口径7．5×8．2厘米，足径9×11．4厘米。罐椭圆形口，短颈，扁圆腹，腹下渐敛，圈足。肩部对称塑兽耳。通体施茶叶末釉描金装饰，口沿绘下垂的如意云纹，腹部凸起两道弦纹，内饰夔龙纹一周，弦纹上下均绘蝉纹。近足处绘上仰的变形如意云纹，与口沿纹饰相呼应。拱形盖，宝珠纽。盖面从边沿向上共饰有四层纹饰，依次为回纹、蝉纹、如意云纹、莲瓣纹。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器造型隽秀，器型仿古又有创新，釉色及纹饰均仿青铜器，工艺精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仿古铜器中还有大量仿黄铜制品，釉面光亮如新，以金彩描绘纹饰，摹仿铜鎏金效果，尤显富丽堂皇。如仿古铜彩描金双立耳盖鼎(彩版一，6)，高28厘米，口径20．5厘米，足距18厘米。鼎为直口唇边，口沿处对称饰双立耳，短颈，圆腹，下承三足，足内侧有一出气孔。拱形盖，上有镂雕灵芝形钮。通体施酱釉，外壁描金，口沿一侧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横款，余地绘回纹。颈部绘水波纹，腹部两面凸饰如意形开光，开光内饰双螭纹，开光间凸饰相对的双蝠纹。盖面对称有如意形开光，开光内镂雕螭龙纹，间以描金蝙蝠纹。此器造型古朴凝重，胎釉结合紧密，釉面金彩莹亮，光彩夺目，所绘纹饰均有福寿寓意，为乾隆瓷器装饰的典型特征。
　　仿古铜彩描金花圆盒(彩版一，3)，高3厘米，口径6厘米，足径5厘米。盒圆形，盖面凸起，通体以酱釉为地，以金、银彩描绘纹饰。盒底口沿下绘朵朵梅花，近足处绘如意云纹。盒盖口沿处绘圆点纹、水波纹。盖面中心绘一朵变形西番莲，四周绘如意云纹。底金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器以酱釉摹仿黄铜釉面效果，制作方法是先以高温烧成一种釉色似铜的酱釉，再用金、银彩描绘花纹，入窑二次以低温烧成，釉面光润莹亮，金银彩同饰一器，尤显富贵典雅。
　　仿漆器：我国漆器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我国先民已开始制作并使用漆器了。据《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而财之，削踞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明清时期是继战国、秦、汉以来，漆器工艺发展的第二大高峰期，漆器品种丰富，技法多样，工艺精湛。景德镇御窑厂仿漆器制品中，有仿雕漆、仿朱漆、仿黑漆描金、嵌螺甸、仿竹编漆等品种，釉色莹润，质感逼真，体现出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炉火纯青的制瓷技艺。雕漆是漆器中的一个主要品种，按照所雕塑漆色的不同，又分为剔红、剔黑、剔彩等品种。相传雕漆工艺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元代以后更为发达，其制作方法是先将调好的漆料涂于铜胎或木胎上，一般涂八、九十层，多的达一百数十层。上漆后趁未干透时立刻进行浮雕，然后再烘干、磨光，以朱红色为主，故又名剔红。仿雕漆瓷器中，有红、蓝及淡绿色加彩器。景德镇制瓷工匠以瓷土为胎，待胎土未干之际，将所饰纹样刻于胎上，高温烧成涩胎后，再施仿漆釉，二次低温焙烧而成，烧成后效果与传统的雕漆完全一样，所见器物有涂金里的浅碗和里施松石绿釉的盖碗及锦纹茶盘、山水人物盒和烟壶等。仿朱漆，是以朱红釉涂于上瓷胎之上，低温二次烧成。器型和釉色均仿福建皮漆而成，器型以花瓣式盖碗、花瓣口盘多见。仿朱漆盘的盘心处常用金彩书写御题诗句，底部施黑釉，书有“大清乾隆年制”或“大清乾隆仿古”金字款。仿黑漆漆器品种，先于素胎上施黑漆般的彩釉，烧成后彩绘而成，效果逼真。
　　仿红雕漆釉五足圆盒(彩版一，4)，高5．5，口径12．3厘米，足径12．3厘米。盒圆形，口底相若，盖面平整，上下扣合紧密。直壁，平底，下承五长条形足，足内钤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印款。盒内施松石绿釉，外壁红釉，仿雕漆工艺。盖面雕刻山石、亭阁、树木，刀法犀利，线条流畅，纹理清晰，有工笔画的意境。
　　仿红雕漆釉碗(彩版二，1)，高4．5厘米，口径13．1厘米，足径8．2厘米。碗撇口，弧壁，圈足，玉壁底。里满饰金彩，外壁施红釉，仿雕漆工艺。口沿剔刻一周回纹，腹部通体刻排列在序的锦纹，近足处刻莲瓣纹，底红釉无款。此碗无论形制，釉色、纹样、质感均与剔红器难分真假。
　　仿朱漆菊瓣式盖碗(彩版二，3)，高11厘米。碗呈菊瓣式，撇口，深腹，圈足，拱形盖，抓手钮，盖扣于碗口，吻合紧密。碗内外施仿朱漆釉，釉色红润，仿漆器效果逼真。足及盖钮内金彩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此碗胎体轻薄。制作规整，工艺精湛。
　　仿朱漆釉菊瓣盘(彩版二，2)，高3．4厘米，口径16．8厘米，足径9．9厘米。盘呈菊瓣形，敞口，浅腹，圈足。内外仿朱漆釉，外底为黑漆地上金彩楷书“大清乾隆仿古”六字刻款。内底微凸，金彩书乾隆御制诗：“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以旧还过。脱胎那用木和锡。成器奚劳琢与磨。博士品用谢青喻，仙人颜似晕朱酡。事宜师古宁斯谓，拟欲搞吟隗即多。乾隆甲午，御题。”此件朱漆盘，外足施以黑漆釉，准确地表达了漆器制品的工艺特征。
　　仿墨漆描金缠枝花桃纹盘(彩版二，4)，高4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9厘米。敞口，浅弧壁，圈足。盘里及足内白釉，外壁仿黑漆描金工艺。漆黑莹亮的釉面上，以金彩绘桃纹，桃纹上点缀少许的红彩，好似熟透的鲜桃，令人垂涎欲滴。此盘造型端庄，制作精细，色彩对比强烈，给人一种雍荣华贵之感。
　　仿木釉器：仿木纹釉创烧于清雍正年间，属于低温釉上彩品种，乾隆时期木纹釉的制作更为广泛，主要是以红、黑两种不同的色釉仿照木材纹理描绘而成，釉面比雍正时有了更多的变化，常与粉彩或其他色釉品种合用，器底部多书六字篆书款，主要品种有碗，盘等。仿木纹釉碗(彩版二，5)，口外侈，浅壁，玉壁形底，底部有支钉。施釉有两种，一种为里外满饰木质纹理，几可乱真。此外还有一种是外施仿木釉，里施金彩。此类仿木釉碗是仿西藏喇嘛教木质碗烧造，专为赠与藏僧之器，乾隆御题诗中称其为“扎古扎雅木”。
　　仿木釉多穆瓷壶(彩版二，6)，高47厘米。壶为竹筒式。口部呈僧帽状，圆盖，盖上置金狮钮。壶体一侧龙身为柄，一侧凤首为流，圈足。通体施仿木纹釉，宛如瘿木纹理，隐约显现，给人一种肃静典雅之感。多穆壶是由蒙藏民族盛载奶或酒的银制器具演变而来。流行于元代。此壶是景德镇御窑厂特别烧制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品种，造型优美端庄，制作精细严谨，以红、黑釉色勾绘出木材的纹理，质感逼真，同时又以金彩绘竹节，为整器增添了华贵富丽的气氛，展现了乾隆瓷器独特的艺术魅力。
　　仿石釉器：是用相似于各色石质的彩釉，勾绘石头的纹理，摹仿逼真。见有大理石釉、虎皮釉、卵石釉、松石釉的瓶、笔筒、香炉、水盛、什锦地盘、碗和搬指、印章等器。也有观赏用的假山石，仿石釉謦等，造型规整凝重，多刻填以乾隆金款。
　　仿石釉委角长方盒(彩版二，7)，高3．2厘米，口径6x8厘米，足径6．9x8．6厘米。盒呈长方，委角形，子母口，平底，底部有四条形委角足，底心金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器里为松石绿釉，口部以金彩描绘，外壁为仿石釉，盒盖呈四面委角形，四周饰仿石釉，中间有金彩长方形开光，开光内白釉上以墨彩绘山水图，画面笔法细腻，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此盒将玉石温润、晶莹的质地仿制得惟妙惟肖，达到色彩真切，质感逼真的艺术效果。
　　仿石英山子(彩版三，5)，通高6厘米，口径4厘米。足径12．3厘米。器呈山形，高低错落有致。釉面仿山石釉色，系先烧制白胎后施釉彩而成。底部自右至左暗刻“蜗寄居士清玩”六字楷书。蜗寄居士为唐英的别号，唐英在督陶期间亲自参与了工艺制作，在传世品中时有所见。除仿石釉器外，还有仿官釉、墨彩、粉彩等品种，他在瓷器上所书具的款识除唐英外尚有：俊公、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居士、沐斋居士、沐斋、陶铸、陶榷使者、陶成堂等。
　　象生瓷：除以上仿制的各类工艺品种外，景德镇制瓷匠师们通过对生活的仔细观察，经过巧妙的构思设计，利用瓷土精心塑造出许多植物、动物及各种干鲜果品等形象，是当时宫内广为流行的一种陈设玩赏器，标志着乾隆时期制瓷工艺日臻精绝，在乾隆时期制作达到了高潮，范围之广、技艺之精，数量之大，超越了清代任何时期。寂园叟在《陶雅》中曾说，乾隆“象生器皿，色目非一，人物鸟兽、批不胜屈”。此类作品大多是以粉彩工艺制作，具有色、质逼真、形象生动的特点，反映了乾隆时期鬼斧神工般的瓷器制作水平。粉彩是釉上彩品种之一，它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虽在康熙末年已经出现，成熟并大量流行却是在雍正和乾隆时期。粉彩纹样多用玻璃白打底，这种玻璃白是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加入砷元素而成，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使之产生深浅浓淡的变化，然后人彩炉经700-800℃烘烤而成。烧成后的色彩较之康熙五彩更加丰富，立体感更强，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瓷器的主流。粉彩装饰工艺在乾隆时期应用得更加广泛，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出现了以多种艺术手法模仿各类工艺品及动植物的“象生瓷”，准确地表达出所仿物品的色感和质感，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此种象生瓷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仿干鲜果品，一为仿家畜动物。故宫收藏一件粉彩果品高足盘(彩版三，3)，通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足径8．7厘米，盘上堆塑有蟹、石榴、樱桃、红枣、莲子、花生、菱角、荔枝、瓜子等果品，底书“大清乾隆 年制”六字篆款。盘内所塑果实形状、颜色与真品无异，皆具有吉祥寓意，如蟹隐喻“一甲”，核桃、荔枝、莲子、菱角寓意“福乐长寿”，花生、石榴、瓜子等则寓意“多子多孙”。此盘雕塑技艺精湛，色彩自然，所仿核桃、花生等表皮皱褶塑造得自然逼真，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粉彩锦书式金钟笼(彩版三，1)，通高14厘米，长25．7厘米，宽11．7厘米。钟笼为锦书式，好似一卷装在锦缎书匣内的线装书函。釉面仿织锦缎，精美华丽，清晰的经纬线，色质逼真。书函中空，其上摆放二枚双连的带拱形钮的仿石釉印章，将其移开后有长方形卧槽与箱体相通。箱内可放置可以鸣叫的秋虫。印章前有一印盒，盒内有瓷制的樱桃、花生、瓜子等小食品。盒底亦有五孔与箱体相通，盒盖移开便可听见秋虫清脆的鸣叫声。底松石绿釉书红彩“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款。盖面书有《乐善堂》篆体书名，是仿照一部收录乾隆皇帝年轻时所作诗文《乐善堂信集》的书集，该书集在乾隆二年刊刻成书，二十三年后乾隆亲加删订，定本三十卷。此器实际上是一种多功能的文房用品，是为迎合乾隆皇帝的兴趣而特制的一件案头玩赏品，无论其仿生釉色还是造型，均堪称一绝．颇具情趣。
　　海螺(彩版三，2)，高5．5厘米，宽8．5厘米。故宫中收藏有不同形制的海螺，皆仿制逼真，大小、贝壳色泽、质感与真品酷似，精巧之至。
　　粉彩雕瓷鸭(彩版三，4)，高9．4厘米，长6厘米。瓷鸭卧式，昂首，张口，卷舌，一翅扬起，尾巴上翘，全身以粉彩为饰，羽毛呈白色，双翅及尾部为淡灰色，口及双蹼黄色，黑色双睛，头、颈及腹下以篦划羽毛纹，背及双翅、尾部皆凸雕羽毛。下腹及足底平坦，无款识。此器构思巧妙，形象生动，雕塑手法细腻，线条流畅，成型工艺较为复杂，集雕塑、篦划、彩绘多种工艺于一器，采用二次烧成工艺，是瓷塑器中的精品之作。传世品中，除以上瓷塑外，还有象瓶、观音及各种人物、动物造型。
　　创新之作：为迎合乾隆帝的欢心，唐英在制瓷设计上不断创新，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研制成功一批别出心裁的转心瓶、转颈瓶，清档中多有记载，如《英奏折十三号》中载：“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九种，谨恭折送京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伏祈皇上教道改正，以便钦遵再行成对烧造”。“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传旨……江西烧造斗龙舟，打里(角力)斗人转颈瓶一件……十九年十一月送到”。“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江西唐英送到洋瓷转旋瓶一件持进。”从档案中可知，烧造一件转心瓶需要半年之久，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制作转心瓶时首先要把外瓶的底部里心做成凸起的鸡心钮，内瓶的底心做成与之相吻合的内凹鸡心槽，形成可以转动的轴心。将外瓶的颈、腹、底座与内瓶各部分别烧好后，把内瓶置于外瓶底部的鸡心钮上，再把外瓶腹部套在内瓶之外，最后用一种特制的粘合剂将颈部相粘边，于是瓶座与瓶身就成为一体了，烧成后内瓶可随外瓶自由旋转。外瓶腹部大多做成不同形状的镂空，里瓶绘不同图案，在转动时通过外瓶镂空处，可见里瓶的不同景物，有走马灯般变幻无穷，妙趣横生的效果。其炉火纯青的烧造工艺，精美绝伦的镂雕工艺，体现出景德镇工匠师们卓越的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
　　粉彩镂空云龙纹转心瓶(彩版四，1)，高30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9．8厘米。瓶呈柳叶形，花瓣口，长颈，颈两侧贴塑金彩夔凤耳，丰肩下敛，下连圆形底座。里施松石绿釉，外壁以乾隆时期流行的粉彩轧道装饰，颈部八瓣花形饰蓝地粉彩花卉纹，腹部中间松石绿釉镂空云龙纹，镂雕上下绘粉彩勾莲纹，足部莲瓣纹，底座为黑漆描金，底有描金四字篆书“乾隆年制”款。此器颈与腹部分为两截，颈部与内瓶相连，可以转动。通过腹部镂空处可清晰看见内瓶所绘的红蝠纹。装饰手法奇巧别致。匠心独运。
　　仿哥釉粉彩转心瓶(彩版四，4)，高24．2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10．3厘米。瓶撇口。短颈，颈与内瓶相连。折肩，方形腹，圈足外撇。里施松石绿釉，颈外饰粉彩如意云纹，腹部通体施仿哥釉，四面有对称的镂空如意云，透过镂空处可窥见内瓶纹饰。底书青花六字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此器将仿哥釉与粉彩工艺相结合，技艺精湛高超，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黄地青花转心瓶(彩版四，5)，高19．8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11.3厘米。外瓶撇口，束颈，扁圆腹，圈足。内瓶口部与外瓶颈部相连，用手转动外瓶颈部，内瓶随之旋转。底施松石绿釉，有青花六字三行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外瓶以黄地青花缠枝花为纹饰主体，腹部镂雕上下交错的丁字形装饰，俗称“交泰”。交泰瓶，为乾隆八年(1743年)时的一种新式瓷器，寓意上下一体，天下太平，万事如意。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此瓶是唐英督陶时于乾隆八年所烧。镂空交泰瓶的制作较一般转心瓶的制作复杂，由于外瓶腹部为上下两截，通过镂空交错的如意头或山字形纹样相套合，故除需要精确的设计、成型、煅烧工艺外，还需要精湛的组装技巧。它的制作耗工费时，是宫廷不惜成本标新立异的产物，同时也是乾隆时期高度制瓷水平的结晶。
　　蓝地粉彩开光山水转颈瓶(彩版四，2)，高24．6厘米，口径12．6厘米，足径11．9厘米。瓶分三截，撇口，短颈，颈两侧饰双耳，硕腹，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外通体以粉彩及料彩装饰。腹部四面有圆形开光，开光内白釉上绘四季山水图，图上分别写有五言、七言诗句，诗尾钤阴阳文“乾隆宸翰”及“惟妙精进”二方形印章。底松石绿釉，上书青花六字三行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此器纹饰精美华丽，富贵典雅，将其放入书案上，可在不同季节欣赏不同的山水画面，别有情趣。
　　最能够代表乾隆时期最高制瓷工艺的是故宫收藏的一个被誉为“瓷母”的大瓶(彩版四，3)，瓶高86．4厘米，口径27．4厘米，足径33厘米。瓶洗口，颈部二侧均饰螭耳，肩部有三棱凸起，腹部十二瓣棱形，圈足外撇，底书紫彩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瓶体由四部分组成，颈，肩，腹，底四段分别单独成型，粘接而成，需要较高的成型及粘接技艺。瓶身自上而下有纹饰十五层，施彩多样，无一雷同，凡属陶瓷装饰的釉彩几乎无所不备。瓶体上的纹样题材基本包含了清代所流行的种种吉祥图案。此器型体巨大，釉彩丰富，装饰手法齐全，在清代所有器物中可谓独一无二，充分体现了景德镇瓷器烧制的高超技艺。
　　乾隆皇帝对瓷器非常喜爱，有些瓷器的造型、纹饰、品种等都要亲自审定御批，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乾隆记事档》中都有记载，如乾隆三年、六年《清档》中，乾隆皇帝斥责唐英瓷器烧造粗糙，并曾传旨暂停烧造，责讯瓷器远逊雍正瓷器的缘由及烧造经费情况等。据清宫造办处档案得知，制器制作成型之前，先要秉承皇帝的旨意，事先做出纸样、木样乃至由纸板做成的立体模型，一些镂空的形体事先要做成蜡样，然后再行试烧。器物烧制于否要取决于皇帝的喜好，因此官窑瓷器艺术受到了约束，无论是仿古之器，还是创新之品，就是一些巧夺天工之作，在艺术思想上也过于平庸，姿媚艳俗，唯皇帝爱好是从，无一不循规蹈矩，规知准绳，异恭禁止，不如民间瓷器艺术那样活泼、自然、富有生活气息。《饮流斋说瓷》总结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夺天工之至，几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然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由于皇帝本人崇尚奢华，酷爱各种工艺品，对烧制瓷器亦是刻意求精，可以说乾隆本人的兴趣对御用瓷器的制作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此外景德镇御窑厂为迎合皇帝的好尚，百工炫巧争奇，料不厌精，工不厌细，致使制瓷工艺趋向新奇繁琐。正因如此，乾隆帝对瓷器的喜受，加上督陶官唐英的干练与才能，使景德镇制瓷业在乾隆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时出现的鬼斧神工之器，不仅是当时清代宫廷中的陈设、玩赏物，而且至今仍深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陶瓷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